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振兴中华,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更多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的调子太高了吧。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2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讨巧?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在学生时代就很敬重北大,谈到清华、北大的瑜亮情结时,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诞生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肩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摘自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阅读延伸(一)

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信仰?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她这句话在让北大人坚守的同时,也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神经。

是的,在当前,我们对一切都充满着怀疑,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让我们不信任,今天出现这个问题,明天又出现那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身后还有多少未知的甚至更惊奇的问题在等待我们,许多人感觉像处身于一个恐慌的年代,自身随时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这就不可能不让人产生怀疑。要是形式发展到人们自己都不信任一切,甚至于每个人都把自己锁在内心狭小的空间内,大家每时每刻都战战兢兢地生活,这个社会还会进步吗?人们又怎么去实现自己的幸福呢?

在我们还没有对一切失去信任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让我们坚守。从大学里出来的人可以说代表着这个社会最高层次的文化水平,而让人失望的是,这种水平在当代没有凸显出来。不管是学校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这种既有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从这些大学生的身上入手是赢得未来最有力的保障,因为这些人将来很可能会统领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大学生坚持真善美,是对社会、对未来负责任,也是所有大学都应该坚守的。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使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权利。在这个怀疑的时代,一句话一个小动作可能就会使别人认为是一种侵犯,从而影响到自己,也使自己受到伤害。这样的情况越多就越不敢站出来说话、做事,最后导致自己也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整天提心吊胆的。本来这样是无可厚非的,但当这样的情况上升到整个社会层面的时候,就不是不疼不痒的了,它会严重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一些人站出来坚持好的行为,并引导人们一步步回到理想的生活中来。前面提到,人很容易受到伤害,人也有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许多人受到伤害后,为了保护自己,就开始向周围的人靠拢,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失去自我、失去真实。

另外一些坚强的人仍然坚持自我、坚守真实,他们往往受到各方的巨大打击,很需要一种力量作为他们的支撑,这种力量是什么?答案就是信仰。对信仰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人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来解救自己?承受住各种打击呢?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坚守自己、坚守一个社会应有的底线,是每个人到达幸福的终点所不可缺少的,那么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在坚守的同时,到底应该把什么作为我们的信仰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阅读延伸(二)

徐 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是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义的明天”一类的神话上的。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侯,似乎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止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是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暴露出它丑陋的政治伪善时,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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