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的背后承载着众人的希望

伤痛的背后承载着众人的希望

——致杨林柯老师

  其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目崇拜伟人恰恰是创新型人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引导孩子多向思维,启发孩子对未知世界、文化、艺术等多领域探求的兴趣,鼓励孩子敢于表达、敢于辩论、敢于质疑,敢于提出哪怕是怪异的观点,更是教书育人的最高境界。

  昨晚,我看了杨林柯老师写的“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一文,又一次勾起了我对我国教育的思考。首先我要向杨老师说的是,您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从古到今,任何形式的“变革”、“革新”、“改革”,无不首先从极少数人做起,且从来都逃不过传统观念的诅咒,势力体系的羁绊,甚至精神和舆论的无尽折磨,但是社会却正是在这些少数人的影响下得以进步,这就是历史,谁也必须承认!

  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深知科学的基础,或者说科学的根基来源于教育。如果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毫无疑问,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将是一句空话。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教书育人的问题,它不仅仅指工具层面—方法学的问题,还有理念、价值导向以及制度基础的问题。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他却给共和国总理温家宝留下了“世纪之问”。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我以为,这里说的不光是大学教育,也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关于中国的人才问题,很早以前,洋人就有过系统研究。许多人也许还清晰的记得,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许多人试图从文化视角、教育视角甚至从封建制度层面寻求答案。但无论如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是思维模式的问题,科举制度在教育体系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春节期间回老家我看到一份小报《杂文报》,其中有一篇文章使我感触很深,我让我孩子看了这篇文章,他更有感慨。文章讲的是中国和日本中学生就甲午战争考试内容的比较。中国出题一般是问甲午战争的时间、原因、签署了什么条约。而日本出的题目则是(大意):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次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我国叫甲午战争),自此以后,每隔若干年中日就要发生一次军事冲突,你认为日清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未来的战争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在这里我们首先避开政治因素不谈,就题目本身可以看出,我国只重视死记硬背和程式化的标准套用,而日本人则更注重发散思维的培养,更希望有广阔的想象空间,让孩子自由发挥。其实日本的孩子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谈到了未来的能源危机,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等能源通道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种种方案。的确,我们真要摆脱这些已经形成的惯性模式,还是需要巨大的勇气!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文化与科技创新》,且受一所著名高校的特邀,作了报告,其中提出我国创新文化的三个不适应(这里的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一是观念文化与科技创新的规律不相适应;二是制度文化与科技创新的价值目标不相适应;三是教育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思维品格不相适应。其中的第三个不适应与教育有关。我想把这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做一些讨论。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由于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的原因,依然以应试教育占主导地位。应试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重教师的知识灌输作用,轻学生的独立研究和探索;在思维品格培养上,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应试教育下,受教育者缺乏创新所需要的综合抽象能力,缺乏对实践需求的感悟能力,缺乏发现问题、大胆构造假说的创新意识,缺乏合作创新的思维广度和宽容态度。传统教育注重谦虚为先,中庸为先,明哲保身的儒家思想,也对我们的科技创新带来了许多方面的影响。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如果一个民族永远不能认识到自己文化内核中固有的弊端,甚至于象某些著名的学者领导不负责任的高呼“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 那样,毫无逻辑地为取得某些冠冕堂皇的局部利益还要贴上道貌岸然的华丽标签,那么这个民族何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何以为我们的后人树立标杆?而事实上,就连改革开发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都敢于坦然地说:“我国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 我们的普通官员还需要一块遮羞布吗?

  解决我国教育的现实问题,根本上讲,离不开老师的智慧和艰苦努力。古人早就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以为“传道”是为师的第一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就是传给学生通往自由世界的真理,这是“大道”。也可以理解为老师传给学生一条通向“彼岸”的道路,一个追寻理想的方向,一种超越自我和世俗的卓越品格,一种充满智慧的思维方法。“解惑”可称之为为师的第二境界,就是学生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在遇到大雾迷茫,遇到河流隔断,天堑相横等这样阻挠的时候,应该具备的辨别力和智慧。而“授业”只不过是工匠之所为,也就是能够养家糊口之技艺而已。

  今天的绝大多数孩子,从生下来就有许多双手象鲜花一样捧着他们,他们不用洗衣服,不用帮父母干活,不用参加社会劳动。看似他们非常幸福,但实际上,他们内心的压力、心灵的煎熬、精神的脆弱却难以想象。我曾经试图给我的孩子足够的自由空间,在可控的范围内按其兴趣发展,幼儿园时,他喜欢恐龙,我们几乎买到了能够看到的恐龙玩具和书籍。小学时喜欢阅读,我们尽情地让他阅读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各种名著。后来喜欢乒乓球,我们还聘请老师辅导训练。初中后喜欢单簧管和绘画艺术,我们也极力支持。但到了高中,这些都被残忍地终止了,因为时间对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每天的家庭作业就已经使他喘不过起来,有时能够在星期天的晚上打一会儿篮球,就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难怪一位台湾教育家严厉地指出,中国的教育方式,就是把不该在这个年龄段学习的知识强加给了他们,剥夺了他们追求兴趣的权利,抑制了他们的创造潜力。以至于许多孩子进入大学就相当于进入了创造力的终点,而西方的孩子却恰恰相反。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教育存在的弊端,但对于普通家长而言,要真正面对它们的时候,一定是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首鼠两端。因为孩子的青春和前途,不会象从事一项物理实验那样,完成后还可重新再来。他们在强大的制度体系和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前,只能是弱势群体,也只能把“独木桥”一走到底。如此轮回往复,这不仅仅是广大民众痛彻肺腑的悲哀,更是民族持续繁衍的切腹之疮。但我们也不得不给予彻头彻尾的理解。

  但无论如何,需要有人去改变。这依靠的不仅仅是智慧和勇气,也有赖于胸怀和气度。

                                                          高一五班学生家长  维真 

文章来源:杨林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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