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历史预言的诡异

许锡良:历史预言的诡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1892——1982),其实是一个并无历史学历背景与学术背景的很特殊的历史学家,一句话概括,卡尔只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却是表现得那样卓越。他一生的专业与职业是职业外交家,即使退职之后,也是去了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离职了,成为了报纸专栏作家、演讲者与播音员并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他当时主要是撰写时评文章与国际关系的论文。他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古典文学,而且一点也没有对历史表示过兴趣,更没有表现过历史研究的天赋。真正开始历史研究是在1950年开始的,那一年,58岁的卡尔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并且用28年时间写出了重要的历史著作《苏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共14卷本。而作为历史哲学著作的《历史是什么?》( 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一书的完成则更是年近八旬,大大超过了一个人的正常退休年龄。好在卡尔比较长寿,活了90岁,才寿终正寝。可见,研究历史的人不要心急,一定要学会长寿,才会有所建树(就像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伟时老先生那样)。因为,活得长的人本身,就亲身见证了许多历史。仅这些见证史就值得好好一写。而历史本身不过是时间的遗留物,只有自己活得足够长,才能够见证历史,才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历史。卡尔之所以研究苏俄史,就是因为卡尔的人生经历本身就见证了苏俄历史全过程。再加上以一个职业外交家所能够接触到的历史资料与所能够见证的历史事实,更是具有独到的优势。

   一个人要搜集一些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要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梳理出一条线索,寻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就不容易了。许多时候,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叙述者自己眼中的历史。叙事者的立场与态度常常决定了呈现历史的方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波斯战争的描述,只不过是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决定的。所有的人类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某一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掺杂了他对当下社会与政治的态度,用当下的情况,甚至愿望、需求去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因此,他要突出一些材料,又故意忽略另一些材料,以便把自己最希望人们关注的事件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历史学家就像一个园丁,总要修剪掉一些自己认为无关紧要或者极其刺眼的枝叶,而突出另一些自认为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部分。虽然好的历史学家不会故意假接枝叶,捏造历史,但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修饰与选择,那是必然的。

   历史预言效应是卡尔关注得比较多的一个历史现象。记得列宁曾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另一半则是,真正的历史极少完全重复发生。最多只是相似性地发生。原因是,正因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对历史的重演,特别是历史悲剧的重演,常常会怀抱一种特别警惕的心理。历史的演进并不纯粹是客观的。有时那种对当下社会具有深入而广泛影响力的历史预言本身也会演变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家的偏见也会成为其观察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当下中国房价飚升,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的结果一样。也就是如果大家相信房价将继续上涨的预言,并且将按照这个预言进行投资的话,那么,房价上涨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现代的股市分析更是如此。权威的股市分析,会将本来不存在的股票涨落趋势变成现实,或者为变成现实作出贡献。历史的预言常常也具有这样的效应。人类的行为常常构成了分析的对象,也构成了预言的对象,人类一旦事先就受到不为其欢迎的预言警告,那么,在这种历史预言警告之下的自我修正行为就变成可能。

   卡尔说,当年苏联布尔维什克革命,是以法国革命结果为鉴的。因为,法国革命的结果出了拿破仑皇帝,并且建立了拿破仑帝国。而当时掌握俄国革命军事大权的俄国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最像拿破仑式的人物,因此,这个党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另一个非军事出身的政治家斯大林,因为当时以斯大林的条件,最不像拿破仑。却意外地开创一个比拿破仑更为专制,更为恐怖,更为黑暗的斯大林时代。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保家卫国英雄、大功臣、铁血首相丘吉尔在竞争连任时却失败了。原因是英国人吸收教训,害怕丘吉尔借二战之功,趁机成为像苏联斯大林式的铁血人物。同时战后英国经济复苏并不需要战争的铁腕人物,而是需要理性智慧。因此,英国人选择了克莱门特.艾德里——一个在整个二战期间默默无闻的工党领袖。丘吉尔再次复出担任首相,已经是五年之后的1951年,时年丘吉尔已经77岁高龄,更不可能成为英国的斯大林了。

   那么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那是因为中国是农民大国,农民出身,并且打农民旗帜的毛泽东,是有大家族财团气派的蒋介石所无法相比的国情优势。中国富人数千年来的为富不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因此带来的中国的农民仇富心理,可谓由来已久,而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正是迎合了这样的民族心理。与其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选择了毛泽东。中国文化传统常常需要一个超级强人来平抑财富的悬殊差异,而平抑的最好而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共同贫穷,从文明的水准拉回到野蛮的境地。

   再说最近发生的重庆模式事件。重庆“唱红打黑”,使用超越法律程序的非常手段整治社会秩序,这样的全民运动,立即让人想到中国的“文革”,使人从上到下都没有了安全感。因此,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因为有了“文革”的历史预言,中央高层不可能会让这种模式在全国全面推广。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进入美国成都总领事馆避难,成为这场运动的转机。在随后的“两会”上,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高层,这样表态:“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并且在当天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时,温家宝总理直接联系到了他亲身经历的“文革”经验,他这样回答:

  “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些回答充分说明,中央高层已经将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直接与中国的“文革”联系起来了,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引发了无数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对“文革”残酷岁月的回忆,而且因为有历史在先,中国的历史不能够再重走“文革”之路,不能够再重演“文革”这样的历史剧,这至少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上下一致的共识。而要想不重走“文革”路,又要消除腐败,消除民愤,确实只有政治体制改革一条路,尽管这一条路走起来会很艰难,但是,总比中国再次爆发“文革”,人人没有生命安全感要好。

                                   2012年3月29日星期四



标签: 

回复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