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言:我看韩寒事件

李伟言:我看韩寒事件

方舟子可以质疑韩寒,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质疑当然不必是腹诽,当怀疑某个人抄袭或者代笔,掌握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怀疑时,完全可以公开出来,让更多的人去判断真相。预设立场没有什么,只要深文周纳,前后严密。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说得是否有凭据,空口无凭的结论,和诬陷差不多,但有理有据,就是合理地质疑,这是每个读者的权利,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韩寒当然不一定回应,将真相的澄明交由大众,也可以选择自证清白。如果质疑的结论为真,那么韩寒应该向读者道歉,因为他的代笔行为构成了对读者的欺骗。作为公众人物,他也要为自己的行为向不是读者的其它公众道歉,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社会赖以存续的道德基础的败坏,对未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次不好的行为示范,这就像满文军吸毒了,被警方抓获了要出面给大家道歉一样。我说是应该,这里的应该是这样才合理和得体,如果他拒绝道歉,逼迫道歉的做法也有失当,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质疑失误,错冤了好人,那么方舟子应该像韩寒道歉,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如果韩寒起诉,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韩寒胜诉,那么韩寒可以向方舟子索要精神赔偿。

李剑芒说方舟子“私设公堂”,他的论据是打假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由于是公共行为,打假中的这个真假判断必须是公共授权的公权机构”,这个论据并不成立,每个人都有权利质疑并探究一部作品的署名作者的真假,就像每个观众都有权利去质疑一场晚会的某个演员是否在假唱。说个人不能打假,就相当于说个人没有质疑、思考、判断和获得真相的权利。是真还是假,涉及的乃是诚信,是一个社会存续最基本的道德保障,说个人不能打假,就好比说人们没有参与道德舆论监督的权利,那样又等于人人都免除了来自他人的道德评判。这样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不要忘了,就是公权机构所行使的权力,也是个人的集合——民众授权的。这才是先后的逻辑。将打假的行为比作文革中的暴民的大批判,这个类比极不恰当,也可见作者对文革认识上的无知。文革是极权体制下独裁者以暴力和恐怖主义维持统治权力的登峰造极的结果,卷入其中实施大审判的民众,既是施暴者,也是独裁者愚弄于股掌中的奴隶,有政治制度的原因,也有深层文化心理因素。文革的大审判和现在的个人打假,众多民众围观,根据自己思维推理判断真相完全两回事,前者是对个人生命、尊严和自由的可怕践踏,而后者却是行驶个人权利。

按照李剑芒的推断,个人如果对一部作品的作者的真实性怀疑了,必须走司法程序,去起诉。方舟子不用起诉韩寒以证明他的质疑之正确,不必要,也没有那个义务,除非方舟子认为韩寒的行为对他个人造成了直接的精神伤害和具体的物质损失。如果真的是代笔,韩寒要负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对读者对公众,他要承受人们道德上的谴责,而起诉的做法实际上是将道德能够调节的领域交给法律,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社会成本上也是相当高的。

公器的意思是社会共有的制度系统,比如法律。也有指国有的公共资源,比如不能划定所有权或尚未划定所有权的,人人都可以理利用的自然资源。照此理解,方舟子的个人网站并不是公器。当然韩寒也没有掌握什么公器。公众人物不一定掌握公器,这两个不是必然相关的。程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后者关注的是结果,强调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果要有实质性的平等。前者更关注过程,或者说形式。实质正义强调对弱者的照顾,对不同的人实施不同的规则,比如对于高校录取时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采取降低分数线的做法,就体现了实质正义。实质正义看起来似乎人道一些,更符合人们的经验、感性的一面而被很多人欢迎,而程序正义强调则一视同仁,看起来有点冷血,但也却其深层关怀所在。执法也有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对不同的人也要实施一样的规则,一个嫌疑犯,就是法官个人心里百分之百认定他真是那个杀人犯,也要允许其有律师为自己辩护,并且在不服判决时可以上诉。程序正义是就制度、政策的构建和实施来说的。公器和程序正义并不适合这件事的争论。目的的正义和手段的正当这两个说法适用,不是目的是好的,是正义的,就怎么做都行了。就方舟子质疑韩寒这个事件来说,目的正义毫无疑问,手段的正当看他是否以证据说话。

也有侵犯私域一说,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被方舟子质疑是不是代笔的作品是公开发表的,方舟子所搜集的韩寒的言论也是公开发布了的,它没发生在私人生活场域,也不属于私人生活方式问题。

方舟子的动机为何并不是反驳韩寒的没代笔的证据?连支持韩寒的易中天都说:“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有关对方舟子个人的种种评价,和韩寒到底代没代笔是两回事。换言之,韩寒没有代笔,不能经由方舟子这人不好这个观点得以证实。

前面说过,重要的是有没有代笔的证据,方舟子拿没拿证据说话,是个任何关心真相的人都可以去查看的事实。子虚先生有段描述说方舟子“从不发无底稿之言,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步步为营,念念有词,方寸不乱,神情阴鸷。”在我看来,这恰好描述了方舟子在搜集证据时的用心,人家并没乱来的。想帮助韩寒证明清白的人们,需要一一回应这些疑点,证明这些证据并不成立,而不是连正视都不愿,非说人家“无凭据”,或“无确凿凭据”了事,仅这一点,就难叫人信服。真想问:到底什么叫“确凿证据?”呢?人证出来就是确凿了?还是其他什么呢?我说那个手稿做下技术鉴定很容易,可惜韩寒又撤诉了。

相反,持“代笔说”的人对挺韩的人们所提出的疑问,所抓的漏洞却给出了一一解释。比如李钟琴对鲍鹏山的回应,以及高人写的《我看方韩斗》。

作品本身是孤立的,是韩寒整体的表现让人对这部作品心生疑窦,作品本身什么样子,并不足以支持韩寒代笔是真是假。假如缺乏对韩寒整体的关注和分析,就是看了一百本也白搭,最好是看了原著,但没看并不说明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因为不是在做文学批评方面的争论,而是对作品作者真伪的争论,可以根据双方争论的整个进程,运用自己的推断能力参与讨论,就像判断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不必亲身在现场经历一样。否则,所有的讨论,我们一般人都不能参与的,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但实际却不如此,我们总可以依据我们所获得信息,在头脑中予以分析,求证,得出我们的判断。至于判断的正确与否,可以再交给其他人去判别,或留给时间去证明。

文学可以虚构,并且需要运用大量的想象。但质疑的人不是就情节本身怎么样提出疑问,质疑者并没有要求所写的,必须是真事,假如那样的话,真是太愚蠢无知,而是韩寒的说法、韩寒的经历、韩寒一些表现让人觉得这部作品的作者不像是他。

  而且,极具幻想色彩的作品可能更依赖作者天才的想象力,但即便如此,想象也需要材料,有研究者认为《小王子》的成书就离不开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员生活,据说他因飞机故障降落在撒哈拉沙漠,书中提到的茫茫沙漠、恐慌和口渴是他自己体验过的,才写的那么真实可感。而对一种现实生活的想象和描绘更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小说是这样,《红楼梦》也是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渗透着昆德拉本人的生活的时代背景,《癌病房》则明显折射着索尔仁尼琴个人生活经历,《朗读者》中有大量法庭判案的情节,而作者本人是个法学家,很难说小说的构思和描述没有从中受益。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不是中文系出身,不懂文学创作的理论,从个人阅读经验出发,审慎去想,觉得人们因为韩寒的《三重门》更像以大学生活为背景(比如有文提出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学生考‘学分’、整天忙文学社活动之类)来质疑这部作品可能另有其人,似乎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我疑惑的是这样几个地方:

1.韩寒起步时的作文《杯中窥人》,质疑者所提出的蹊跷之处,比如现场作文,韩寒通篇写的都是布,而非考官放进去的“纸”,到底怎么解释?难道不可以据此怀疑事先有情况吗?

2.韩寒自己说话的前后矛盾,韩寒父子之间说话的互相矛盾。比如,放在封底的话主持人读给他听,他说不是自己写的,他说是出版社加的,放在后面,结果正是正文中的。后来韩寒又承认,是自己写的,“只是他并不赞成这段话的观点,当时采访时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才矢口否认。”出自一人之口这么互相矛盾,到底应该信哪个?比如按韩寒关于高一看不看书前后矛盾的说法。

3.对自己的写过的作品,忘了一些细节和感觉不熟悉,是两个概念。而人们质疑的不是他忘了一点什么,而是他的不熟悉感。

4.谈文学时,不擅长表达,没有水平谈不出来一问三不知,是两回事,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是看电视也好,看视频也好,可感知的,可捕捉的两种状态。人们质疑的不是他口头表达的不擅长,而是一问三不知。问到关键的地方,就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忘了。

 谈到赛车什么就能侃侃。这不大正常,人的表达能力应该是一贯的,所体现的是语言的组织能力、思维反应的快慢,人的睿智等,这些在他也从事的文学创作上该有点一贯性,至少,别反差太大。

我不知道真相到底为何,只能存疑。

他的疑点还有很多,包括特别细节的说法。有的人有的是时间,去探求真相,越来越多的揭示面前,韩寒偃旗息鼓了,当然也可以认为他选择沉默,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他认为不必自证,但也可能真的是越去证明越不利于自己。

今天看到韩父关于方舟子女儿的微薄,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到底谁在涉及私域,答案不言自明。讨论时唇枪舌战都可以,但拿出人家女儿说事,就违反讨论的规则了。转载遗书更有威胁之义。假如方舟子的女儿真的患有抑郁症,他这样就更不地道,甚至下作,毫无疑问,也是对这个小女孩的伤害,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是不是可以这样进一步怀疑,有底气的人,用使出这样的损招吗?

我真希望韩寒没有被代笔,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当下的中国,处处让我绝望。什么都像是没救了。



标签: 

回复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