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处于危险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

张文质:处于危险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

20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总体收效并不明显。2001年秋季开始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今年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迄今为止,这一轮的课改虽然被一些学者称为超越课程的课程改革或者称为终结性的课程改革,期望能毕全功于一役,但从我们对这三、四年基础教育学校现状观察的情况来看,触动较多的还是在教材、师资培训以及小学阶段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等极其有限的方面。

新的课程改革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喜悦、冲动和激情,但慢慢的正变成一个旧词,甚至仍然像以前的改革一样有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可能。从总体而言,中国基础教育仍然可以说灾难深重。这些年目睹教育的种种怪相、病相、疯相,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应查教育”甚于洪水猛兽

这些年来对应试教育有了许多激烈深入的批判,但是对“应查教育”(我把各种检查晋级评比竞赛等等称为“应查教育”)带来各种灾难性局面很少有过细致的分析,甚至没有人细心统计过各类基础教育学校一年要接受的各类检查、评比、晋级项目到底有多少。有一位农村中心小学校长曾经告诉我,他所在的学校每个学期收到的各级有关部门的整改、检查、评比文件有300份之多。我粗略地对基础教育学校的这类检查评比做了一个统计。

对学校常见的检查、评估项目有:督导工作检查、收费检查(这是多部门、经常性进行的,有教育部的、省教育厅的、市、县教育局的、还有财政局的、税务局的、还包括纪检、人大、物委、纠风办等相关部门检查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今年秋季以来许学多校九月十月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应付各种收费检查。)

校务公开检查、行风建设检查、课改工作评估、体育工作达标评估、教工之家评估、文明社区评估、健康教育检查、交通安全教育检查、少先队队部建设评估、统一着装检查、素质教育评估、文明学校评估、示范学校评估、双高普九检查、创安工作检查(也是经常性的)、党建工作检查、德育评估(也是经常性的)、德育工作“十配套”检查(非常遗憾我实在搞不清有哪些配套)、学校常规工作检查、卫生工作检查、达标图书馆评估、人大政协定期的调研等等。

学校最常见的荣誉称号有:省市县文明学校(两年评选一次,逐层晋级)、文明单位、省市县(区)先进单位(也是逐层晋级)、省市示范学校、各级绿化先进单位、先进教工之家、绿色学校、少先队先进大队小队、市县级教科研先进集体、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统一着装先进单位、现代教育技术先进学校、“五无五有”学校、巾帼文明示范岗、标兵岗、示范文社、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单位、校园综合治理先进单位、课改先进单位等等。

以上这些检查评比,有的是大型的如素质教育评估、“双高普九”等,往往需要学校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准备。各种材料收集、整理、补齐(所谓的补齐是,原来没有这个项目而现在要求有这个项目,只好再补材料,所谓的补其实往往就是集体造假。)之后,还要有专门的场所摆放,有一位校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他们学校评选市示范学校的材料就有36袋之多;小型的检查同样需要专人精心准备“应查”材料,所有工作也决非一日之功。以上所有检查、评估、晋级几乎都可分为三至五级(如学区、区县、市、省、国家级;中学的一、二、三级达标学校等)。学校的大量精力都花在名目繁多、都以为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助于学校发展、能够完善学校各方面建设的检查上了。学校所涉及的相关管理、指导、检查部门可说是中国目前所有行业中最多的:有人大、政协、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局、妇联、工会、团委、公安、消防、未保办、安保办、财政局、卫生局、物价局、审计局、建设局、土地局、园林绿化局、街道、居委会等等。

因为政出多门,名目繁多加上人人都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每所学校几乎月月都有大型检查,小型、临时性的检查更是“细水长流”从不间断,甚至多到连校长都无法统计学校一年到底要接受哪些检查。学校里有一些专门“做材料”的高手(这是我深入学校后才知道的),简直就是专职应付各种检查任务的。对每位教师而言,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因为检查有各不相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总有机会落在教师身上。

各种检查、评比、晋级的“初衷”据说都是为了促进学校的发展,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但如此繁多的“政治任务”对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的冲击、干扰,在我看来简直可以说是“罪莫大焉”。学校的人力、物力的巨大耗损不说,各种检查、评比、晋级轮番成为学校的中心任务,这种情况下,学校还能有多少对教育持久、细致的注意力?校长还能有多少办学的自主权?(谈到办学的自主权,这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甚至校长要对课堂、对教师持续、认真的观察与指导也都无从说起。当年苏霍姆林斯基当校长、班主任、当老师每天还要听两节课,这对中国的校长而言差不多是天方夜谭。校长们个个忙碌不堪,穷于应付,加上各种责任缠身,职业的疲倦感实在是在所难免。

我特别不厌其烦的、把我所知道的、实际上还不能代表全部的检查、评比、晋级的项目罗列出来,为了是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实际情况而言,教育已成为集权主义、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最顽固的堡垒。学校完全没有办学的自主权,没有哪一所学校能够关起门来拒绝检查,不让检查冲击、干扰学校的正常秩序。偌大的校园常常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办公桌。

应试教育固然可怕,但对学校干扰影响最大的是各种检查、晋级、评比。有位校长对我说,每次检查一来,不仅忙于应付检查,还要忙于精心招待各级“检查大员”。学校不是再穷不能穷孩子,而是再穷不能穷这些“检查大员”。不能怠慢各种各样检查大员。今天,教育的处境非常难堪,2003年,对教育的所谓的乱收费进行了大检查,据说教育已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而教育存在的真正的困难与问题反而被忽视、被弱化了。

(二)教师正成为精疲力竭的人

有时教师是被赋予重大责任的人,包括这一次新的一轮课改刚刚起动时,教师被称为课改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这样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赋予教师身上,实际上更加深了教师地位的尴尬。无论是学校内部还是学校外部,教师都可以说并没有多少的地位。今天这个群体,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的压力和倦怠感。在应试教育评价制度之下,教师工作的精神价值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可怕的是教师除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从未有人认真统计过的其它的工作。

我们最多只会统计教师的教学的课时数,但从来没有细致统计分析过多少学生数的班级对孩子来说是宽松的、快乐的、幸福的,对教师来说是恰当的、从容的、是能够胜任的、愉快的。所以美国教育家鲍伊尔就曾经对一位校长大发感慨。他问这位校长,30个学生的班级与40个学生的班级对老师而言有什么不同?那个校长居然说没什么不同。鲍伊尔很生气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位校长居然从事教学工作有三十年之久,他对教育是如此的无知!实际上我们每个当过教师的人都知道,在小型班级与超级班级里,我们的劳动量、生理感受、心理感受是大不一样的。但我们什么时候对班生数有过明确的规定呢?

我今天要谈的不仅仅是教师在班级里执教过程所付出的艰辛的劳动,还要不厌其烦地把他们课外的每一项工作都罗列出来,(虽然它仍然是不完整的)这些工作包括每一节课都要写教案,现在每一种检查如素质教育评估及评职称,都要检查教案。甚至教案要保持三年或更久的时间,随时备查。

除了教案之外还有课后反思、开学计划、期末总结、学期论文、班主任每日花名册、家校联系卡、家访记录、劳动表现评价表、诚信表现评价表、教研组计划、总结、辅导组计划总结、组织少先队活动记录、总结、备课组教研记录、每学期一次公开课、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每个月抄2千个字资料)、学生花名册、每月学生生病记录(上交防疫站)、成绩报告册、评语、期中、期末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抽考质量分析、学困生跟踪记录、一篇德育论文、一篇心理健康教育案例、每周班队活动记录、后进生帮教案例一份,还包括WTO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课改培训、骨干教师培训、辅导员培训、普通话达标培训与测试、班级学生获奖记录、班级创安记录、年度考核表、教研日记、家长会材料及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培训。这些数据仍然是不完整的,不同地区都有花样繁多、不断创新的各种检查规定,有些学校校长还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行事习惯规定了各不相同的检查。

还有一些政治性学习和常规的教研学习我也没有一一列上。我为一个市的教师现场教育写作当评委时,有一篇文章我看了感触特别深。这位老师写道,本来想周末在家好好睡一觉,结果又被学校派来参加现场写作,到了现场最想的就是躺下来好好地睡上一觉。

我经常收到老师发来的这类短信,渴望睡眠的愿望确实无比之强烈。教师是睡眠最少的群体。教师需要对学生提供细致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教师自身的身心健康首先自己要关心。一个精疲力竭,甚至形象崩溃的教师,他能够给学生的关爱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不能预想的。现在不断有人对教师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调查显示的结果很不乐观,但是,每次调查结果都停留在教师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的不健康的群体这类结论上,很少有人能提及怎么来改善教师的身心健康状况,真正的为教师减负,下决心为教师提供帮助。今天的教师不仅身心俱疲,甚至他们对职业的不认同感、不稳定感也越来越强烈。这一切都影响着教师发挥自己的职业专长,发挥自己的禀赋。从事教师工作的过程中本身的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变得更为渺茫。

所以,教师在我看到正在成为精疲力竭的人,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学者费洛登·伯格,他对精疲力竭所下的定义是:所谓的精疲力竭就是一种极度的疲乏,极度无能不安,在这不安中,一个开始抱有很高成就目标的人会沦落成一种衰竭、忧虑、受挫、愤怒和玩世不恭的状态。我觉得他这样一种描述跟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教师状态是相类似的。

浪漫的、诗意的对教师的描述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但从现实状况来看教师越来越变得可疑,整个社会对他们缺乏信任、缺乏真正的关爱与同情。各种各类的检查晋级评比、包括各种各样的应试教育的灾难,实际上教师是最大的承担者。在这种承担的过程中,教师经常是受到双重的伤害。一方面是为了考试或晋级的目标竭尽心力,另一方面他可以留给自己、留给家庭、留给自己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常常感慨有些教师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教师给自己孩子的时间是非常之有限。真正能够促使教师有效发展的培训很少,各种各样任务式的、有关部门谋利的培训极多,甚至每次改革,每次晋级,教师都成为受害者。不仅精神上受害而且经济利益上也在受害。有时甚至是宰你没商量,根据的都是红头文件,各种培训都要交钱,各个部门都把手伸到教师的口袋里去的。

教师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我们社会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课堂中、学校中的各种暴力。教师的种种不良行径,但很少把目光投向广大教师特别是弱势学校的教师的生存状态。打开报刊杂志媒体,真正对教师实况式的描写的很少,教师的最后“光圈”“光环”已不复存在了。当我们到农村学校,看到绝大多数老师都是未老先衰、生活窘迫、精神颓废,甚至失去了对工作、对人生美好的期待。在各种挤压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活得很没尊严。

(三)孩子们都像农民一样辛苦

我的女儿正在读初二,从她一年级开始,八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着她的学习、作业,关注着她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我的许多亲戚、朋友的孩子也都处于基础教育阶段,同时,我每年在各类学校听课都在100到150节,和教师与孩子都有较为广泛的接触,此外,我还编辑着两本教育刊物,每天收阅着大量的教育稿件,总体感觉,今天中国的孩子实在太艰苦、太孤单、太无助了,同时这种艰苦孤单无助在某种意义上被漠视了。

我女儿每天至少花13~15小时用在学校生活与学习上,每天早上6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0点,很难闲下来,而我的孩子还只是上初中,同时她也不是特殊的个案。要是到周末,在各个学校门口看一下,有的是称为补习的实际上是学校正常上课的,还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一些名师(有一技之长的教师)家里更是门庭若市,夸张一点说,现在凡是家里有一定经济能力和合适的补课地点的孩子都在补课。孩子这种艰辛有时我们看在眼里,心里很觉沉重。曾经听一位教育局长感慨,现在有哪一个父母能跟上初中、高中的孩子一起吃早餐呢?我每天也是这样,孩子上学时,我还躺在床铺上,有时孩子走了,我还会睡着,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算一下很多孩子的一天睡眠时间都不到八个小时。孩子们都在拼命,我们把教育上的很多压力、就业的压力,优质教育匮乏竞争加剧所造成的后果都压在孩子身上。

前不久福州郊区有一位初一的学生在教室里喝农药自杀身死,她的遗书里有一句话看了让人为之动容:如果我不上学那就好了!我不知道这悲剧的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光是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人为之心碎。去年长春有一个初二的孩子读书活活的读死了!像这样的悲剧不时都在发生,有个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比例逐年攀升,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比例达到26%左右。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对学习的不适应,对交往的不信任,对未来失去信心。这种精神障碍在相当程度上与孩子身处学校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在进行着课程改革,另一方面继续走向应试教育的深渊。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和我聊起这个话题,省教研机构研究人员的孩子在中考、高考中成绩往往很不理想。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省文化部门,他们单位的孩子在中考、高考中成绩也很差。这些机构的人员大都受过高等教育,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也不是他们培养孩子的发展心向上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上越是究索,我就越不得不这样说,实际上我们越是尊重孩子的学习的心向,尊重孩子的基本权利,越是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这样的一个孩子有时反而越不适应应试教育残酷竞争的生存状况。我开玩笑说应试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这确实是个沉重而严酷的话题。现在还有一点是,社会越来越冷漠,孩子所受的痛苦没有能够引起多少人的震动和思考。

有个中学校长对我说,到了中学不抓不行,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因为我们的教育仍然具有很强的甄别和选拔功能(选拔功能这是比较正面的表达,实际上用另外一个更恰当的词就是淘汰)。优质教育的资源还是很匮乏,升学的竞争非常剧烈,这里套用官方的话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所谓的识时务者就是该牺牲的要牺牲,该放弃的要放弃。而这些牺牲和放弃的背后,对儿童的权利、儿童的身心健康、儿童的选择很难真正的尊重。我们的教育很少能够倾听儿童的声音。

昨天我看了某个城市的2005年的中考的考试大纲,还是满沉重的,从大纲中可以看出新课改的一些倾向,但很难看出我们社会在对孩子的“减负”方面真正的有所作为。我说了一句可能很多人不爱听的话,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孩子的负担。我们以前考试就考一本书,怎么背基本在这一本书里,现在课堂开放了、资源丰富了,如果课堂开放、资源丰富还是为了考试服务的话,那么孩子的负担就还在增加。

我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是第四年了,我们看看孩子的负担有没减轻?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有没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有没信心?这是课程改革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常说光明在前头,可孩子们却在痛苦和黑暗中跋涉,那个光明是不可靠的。我觉得课程改革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另一方面在各种压力之下,教师的心态也扭曲了,我经常感慨,任何一所学校想有所作为,真正要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话,要把改善师生关系当作立校之本,教师要更多一些人文关怀,更多一些对儿童的叮咛,更多一些对儿童的同情,实际上在这样严苛的评价体系下,教师的同情是十分有限的,同时家长们对孩子的关注与交流也是令人担心的。

上一次,我为初三的孩子上一节课,问孩子们,在一个月时间里你们的父母到底有多少时间和你们交流?学生们跟我说,主要是在饭桌上交流,无非是谈些“多吃一点啊!”“吃快一点啊!”“不要说话啊!”“作业做完了没有”,就这些。我觉得家长们需要自我追问: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和孩子一齐去旅游、去公园、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会了呢?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和孩子细致地谈心了呢?有多久没有关心过孩子除学习、生活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或者还有什么困难?有多久没有诚挚地肯定过孩子的所作做为、所思所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有的家长甚至认为,与孩子交谈就是浪费时间,它很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好像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要花在孩子的课业上。这种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没错。

对于智力正常的孩子而言,他考试考七八十分、良、中等这是很正常的。要他把成绩提高到更上一个档次,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种代价没法去估量,也无法估量它会对儿童一生产生多大而持久的伤害。因为人的生命总是这样,当你在经历时,是无法估量这一切的对后来的发展留下怎么样的痕迹,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总体上感受儿童很无助、很无奈,他们微弱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有时候听见了,这样的声音太多了,我们也麻木了。

爱因斯坦说,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我们今天的孩子,他的创造力、想象力,他的童真童趣,他的独特性,很难得到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和肯定。他们真正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处境更加困难,现在城乡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剧,城市的教育,即使在我们评估城市教育出现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乡村教育问题更为严重,教育资源更匮乏,教育设施更是严重不足。

今天,还有一条,不少地方还有这样的一条制度,有些优秀的乡村教师可以通过考试的方法进入城市,我想这对于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幸福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反过来,我们是否想一想:农村的孩子怎么办?我觉得中国教育对待儿童,对儿童的成全、儿童一生的发展,我们到底要给儿童一个怎么样的未来非常值得反省。有时候,真的这么觉得,今天我们对教育的反省还远远不够,马来西亚的教育部副部长曾经向全国的儿童道歉:由于学业负担过重剥除了孩子的童年,让孩子过早地承担人生的重负。我想我们中国的教育更应该向孩子道歉,更应该忏悔:我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四)贫困的教育有什么尊严

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门出台了禁止学生择校的文件,同时在大、中、小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收费的检查。现在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十年间学校各种各样的乱收费高达2千亿人民币。据一位教育学者分析2003年所查出来的学校所谓的乱收费8亿多,但是由于媒体的炒作教育已经被列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教师这一职业被许多地方列为最负面的职业之一。应该说,学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收费混乱、收费搭车等等现象。但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更可怕的问题不是乱收费,最可怕的问题是教育的贫困,是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是教育贫困问题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与掩盖。

前不久,我到了一所乡村学校,在我到达的前一天,这所中心小学下面的一所完小,由于原来的校舍坍塌,新的校舍正在搭建学生都分散在乡村的农家中上课,有一个孩子在傍晚时,不小心踩到乡村那种敞开式的粪坑里去,还好,被一个过路的捡破烂的人救了起来。

中心校的校长说,我们一定要改善乡村孩子如厕的条件,要不然要出大事。那个完小的校长当场就说,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改善,因为学校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这一所中心校到今年为止,欠下了债务将近一百万。这个县为了完成“两基”的任务,光是高级中学欠下的债务达1.2亿元。泉州泉港区的一位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校各种“撑不下去”的局面从未引起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足够重视。现在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有一种说法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 2004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他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各个部委(七个部委)联合下文治理乱收费,从去年开始各种收费检查连续不断,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直面教育,拿出力气为教育呐喊的话,我们更要把目光投向教育的贫困状态,投向每一所学校所欠的债务,投向拖欠的教师工资,对教育的基本投入、对生均经费的投入更应该作一个细致认真的调查。

中国的教育问题有很多,但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的真相被遮蔽。真相被遮蔽使得教育丧失了一种应有的公信力,也使教师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付出的艰辛的劳动被忽视。对收费的检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移了对教育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可以说,我们对教育还是缺少一种应有的责任、勇气和雄心。

从道理上讲,我们都明白,一个国家民族的振兴,全在于教育。但如果我们没有付诸行动,实打实地改善教育的现状,要想改变教育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记得在日本刚刚实施义务教育时,当时相当多的镇村长剖腹自尽,因为义务教育的经费要由镇长、村长去筹措。由于当时经济相当困难,镇长村长筹措不到,感到无比羞愧剖腹自杀。当然,我们不是鼓励政府官员仿效日本村镇长剖腹自杀。而是,我们没有听说过,政府官员、教育行政官员为教育的问题与困难而坐立不安。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她的班级竟有82人,孩子连下课走出教室都感到非常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乡村学校,由于贫困,办学质量差,孩子不断集中在中心小学,集中在城镇,城镇学校就不得不变成超级学校、超级班级。

一百多年前美国教育家杜威描述美国当时的教育状况:乡村教育成为公共耻辱,而城市的孩子不道德地被堆集在一起。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教育的某种真实写照。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应试教育才愈演愈烈,欲罢不能。谁也不愿意在起跑线上被淘汰,谁也不愿意在终点线上被淘汰,任何时候被淘汰都是不幸的。最后牺牲的往往是弱势群体,往往是我们的农家子弟。

还真需要统计一下,今天我们农家子弟能考上大学,能考上重点大学,能得到更好发展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这几年青少年自杀率中,农村孩子的自杀率不断攀升。这和贫困和无望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解决教育问题的时候,往往缺乏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这一次疗治疾病的药物,往往会成为下次得病的病因。

中国基础教育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决不仅仅是选择的问题.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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