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我们的高考为什么要这么严格?

许锡良:我们的高考为什么要这么严格?

今天上课,面对的是中文本二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有丰富的任教经验的中小学教师。在谈到新课程改革,我又谈起一个老话题:中国的高考问题,当我还只是开了一个头,说为什么美国的高考与中国高考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的时候,最后面一个学生站起来,表示他有话要说。他显得很激动,说这个其实很简单的,美国的高考宽松容易,而我们的严格死板,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够发达,美国足够发达,他们的经济发展得好。因此他们上大学比较容易,而我们很难。

所以,只能严格。别外,他们已经解决了生存的问题,现在读书是更高的追求。因此,我们是追求生存,而他们是追求幸福。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发达了,到了上大学不那么难的时候,我们的高考也会宽松自由。到时我们也不必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他声音很大,说话的时候很激动。我上课还很少遇见这样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毕竟是工作过了的。他们已经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静静地听他把所有的想讲的话都讲完了,还问了一句,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表示没有了。其实许多同学都已经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现在,很想再听听我的意见。我一看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就要下课了。

今天本来是另一个教授上课,结果他忘记了要上课,这次课的下课时间本来是11点,结果因为意外,一阵长久的急促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抓了我这个差,为人替补一下。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昨晚加班加得比较晚,所以起得也晚。因此连脸都没有洗,饭也没有吃,拎起书包就出了门。到了课室已经晚了一节课。所以,只有上到上午的最后一节课。

我选择的专题就是“国情背景下的教育改革”。虽然没有吃饭,但是我讲得还是非常有激情的。只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肚子里空空如也,有点中气不足的味道。此时又跳出一个学生来与我争论。我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个学生发完言后,全班同学立即静静地等待我的回应。他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我。我用眼扫了扫四周的教室。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会让全班同学也尝试解释这个同学提出的见解。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只有我自己来解释。

我说我非常高兴有同学能够这样思考问题,也非常高兴有同学能够提出质疑。我希望我们班要是多一些这样敢于提问,敢于怀疑的同学就好了。其实观点不论对错都是可以表达的。包括我的观点,也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提供一个参考线索。目的是为了撞击出一点思想火花来。任何人的话都不敢说就一定是正确的。关键是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

现在我来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位同学的问题。他所说的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与美国比,社会发展水平不够先进。我们所追求的东西确实主要还是存在生存的层面,与人家比我们现在追求的幸福度不是很高的。但是,我以为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主要的。我们现在确实不是很发达,我们实际上也不算富有,尤其是与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但是,我们不发达,不富裕,再怎么说也比日本二战结束时要好一些吧。

日本战败时,整个东京甚至连一栋完好的房子都找不到,成年人一天三顿饭都吃不上。可是人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把教育问题打理得好好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生存问题应该比我们现在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连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是。美国也确实是富有发达,但是,我以为这方面的差异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在教育价值与观念层面。他们的文化中有宗教,有上帝,他们精神上比我们充实一些,另外他们的生存问题是由政府解决好了的。不存在“不劳者不得食”的问题。生存有最低保障。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实现了民主法治社会。他们身份等级及靠身份等级获得社会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没有人可以仅仅靠文凭获得收入与报酬,每个人都必须在市场与法治的原则下机会均等地进行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而不是某个符号的表现。而我们是一个宗教资源缺乏的民族,我们不信上帝,所以,我们的精神寄托就表现在这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同学们有没有注意这句话,我们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在与他人相比之中的。无论你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只要比别人低,就会觉得这是失败。

因为,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把别人比下去的心理基础上的。这是我们与人家不同的地方。他们当然也有竞争,甚至也很激烈,但是他们崇尚机会均等,他们有精神与道德的底线,这就是上帝。所以,他们的成功有一个底线及相对客观的标准。而我们没有。我们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且是建立在与别人相比的基础上的。

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高考为什么会这样严格,为什么会永无止境,就不难明白了。这位同学说,我们现在大学少,也不发达,所以大学是稀缺资源,所以竞争激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当年参加高考时,超常发挥,在应届生中考了第五名,那是一个文科重点班,可是,也只是考了一个地区的师专。要是现在,这个分数或者段位应该至少是可以录取到一般的重点大学了。那时全国招收的各类大中专学生的比例是只占考生的百分之四,每年全国也就是十几万学生有机会进一步深造了。

那时当然竞争激烈,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也还没有现在激烈,现在的高考的录取人数与录取比例与原来相比都已经是翻了几十倍了。可是,为什么仍然是竞争激烈?而且甚至更为激烈?原因不在于比例不够。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那又怎样?还是会有激烈的竞争。以前我们面对这个现象一直以“猎物不够,所以只有请酋长先吃”为理由。也就是蛋羔不够分引起的竞争,只有把蛋羔做大才会缓解这个矛盾。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可能是人才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变革。

现在一些重点中学追求的已经不是升学率,甚至已经不是本科率,也不是一般的重点率,而是北大清华率,有些地方开始把眼光瞄准美国的哈佛大学了。这样的比较何时是个尽头?试想,同学们,在这样的攀比之下我们扩招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而日本人就比我们聪明,他们把学校的升学与学校的业绩分离开来,特别是那些考上国立东京大学的学生不算到学校里的业绩上来,这是何等聪明之举。

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中的人,而不是分数,是人的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他们的教育更看重的“成人”,而不是“升学”。升学这个事确实不是学校所能够完全负责的,能够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基本上是遗传素质在起作用,而且偶然性很大。连那些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就能够考上。

所以,争夺高考状元是没有意思的。这必然会引起恶性竞争。我们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古时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发明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才发生的,后来废除了科举,我们很快地就用高考及其他升学统考作了部分的代替。这是一个民族不愿意走向民主法治社会,不能够建立一个广泛的诚信社会的无奈选择。

我们深知高考的弊端,却没有别的选择,目前只能用高考来选拔人才。可是,高考选拔的人才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他们注重的是记忆力,考的内容也主要是记忆性的或者训练性技能性的东西。可是,人的素质是综合的多元的。高考状元将来也并不一定会有什么出息。

但是,我们仍然只能用高考选拔,而且是这样的严格的高考来选拔人才。这一点才是我们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这个发展水平并不仅仅是这位同学所说的物质水平,更重要的是制度水平,也包含文化价值水平。有时这些软件的东西比那些硬件的东西的作用更为重要,也更为持久。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水平还不足以保证我们的社会诚信度。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统一就死,一放就乱的层次。一种制度和一种价值观往往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改革是有层次的,最核心的层次还是我们的大脑里的东西没有得到改革。启蒙还任重道远啊。

本来我还想再展开一下,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再分析透彻一些,但是,我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超过了五分钟。想必大家早已经饿坏了(其实是我自己饿坏了)。这个时候几个学生高叫起来,大声喊道:“继续说下去,继续说下去。我们还想听。”我说,好在我还有一个博客,如果有兴趣的东西,可以在我博客上与我讨论交流。今天实在是有点累了。

当我走出教室时,衬衣已经湿透了一大半。不吃早餐上课,确实不行的。

200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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