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城:“放养”还是“圈养”?

魏城:“放养”还是“圈养”?

如果说有什么中西文化差别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明显的,而且是会引起火爆争论的,那大概就是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了。

今年年初,一位美籍华裔母亲出版了一本谈论如何管教子女的书,不仅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畅销书,而且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本书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新书《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意思是“虎妈妈的战歌”)。

蔡美儿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的书名是《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此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美国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等众多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和评论,并刊登或播放了读者对这本书的激烈辩论。

这本书之所以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原因之一是,蔡美儿把她自己管教子女的方法称为“中式”育儿法,这不仅引起了美国人对华裔学生可能“挤满”美国名校的恐慌,更引发了美国人对中国教育水准可能迅速赶超美国的恐慌。许多美国媒体报道此事时,都提及了一项国际测试:在经合组织去年年底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上海名列首位,香港排名第四,而美国的排名却相当低。

这种恐慌甚至波及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最近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强调于数学和科学。他们开始在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就在最近,中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太阳能研究机构,还研制出了世界最快的电脑。”

美国掀起“虎妈妈风暴”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更为个人化:什么样的妈妈才是真正的好妈妈?如何才能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是“放养”,还是“圈养”?

《华尔街日报》在其中英文网站上刊登了该书的节选,编辑还做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为什么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好?》,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英文节选就有一百多万个点击,文后的评论迄今则有7600多条,据作者说,她本人还接到了无数信件和邮件,有惊讶,有愤怒,有支持,有谩骂,有同情,有指控,甚至还有死亡威胁。

蔡美儿管教子女的方法,即使在现代中国母亲中,都被视为相对比较严厉的,例如,她为两个未成年女儿规定的“禁止参与的活动清单”包括:在外过夜、与同伴玩乐、参加学校戏剧表演、看电视、玩电脑游戏、自己选择课外活动、分数低于A等等。蔡美儿把这种育儿经称为是“中式”的,以与她所说的“西式”的育儿经作为对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美儿如此定义在管教子女方面的中西之别:西方父母希望尊重他们子女的个性和选择,中国父母则更习惯于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子女;中国文化还要求完全尊重父母——她回忆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父母之训:当父母批评你时,永远不要顶嘴。

如此严厉的父道尊严或母道尊严,自然引起了价值观截然相反的现代西方人的强烈反应,他们似乎发现了一块古怪、恐怖的新大陆。例如,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本书节选之后的评论中,有一位美国读者这样写道:“我读后真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趣的是,蔡美儿的为人父母之经,在中国文化的大本营——中国内地,不仅遭到了那些讨厌父母严管苛教的年轻人的嘲弄,甚至也不被许多中国父母所接受。在新浪微博上,对于蔡美儿,虽然不乏同情者,但批评者远远超过支持者。

令许多中国父母或海外华人父母感到气愤的是,父母是移民美国的菲律宾华人、自己则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香蕉”——蔡美儿,早已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了,如今她把自己“控制狂”式的管教方法硬说成“中式”管教法,只会引起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让中国文化背上一个本不应背的黑锅。

这些海内外华人的批评确实是有道理的。且不说海外华人家庭,即使是现代中国内地家庭,像蔡美儿如此严格管教子女的父母虽然大有人在,但他们至少不会像蔡美儿那样自豪地对外大声宣扬,更别说出书宣传了,对于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一代独生子女来说,不少家庭的情况也许截然相反:不是父母们对子女说一不二,而是“小皇帝”们让父母摘星取月。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蔡美儿的育儿经就与中国文化无关,比较准确地说,蔡美儿自以为是“中式”的那些为人父母之道,其实是早已在中国内地逐渐式微的儒家文化的残留,这些古老的中国父道、母道、孝道,在历经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中共建政后的“移风易俗”、“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历次运动之后,至少在公开场合或主流传媒中早已名声不佳,但仍然残留在中国内地城乡的许多家庭中,并完好地保存在1949年前离开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家庭中。而蔡美儿及其父母,恰恰就是这类完全与中国近现代批孔运动完全绝缘的海外华人。

那么,我们能不能因此就说“现代中国内地父母的育儿经与蔡式管教法截然相反”呢?似乎又不尽然。

尽管现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独一代”的出现,尽管现代中国内地母亲本意不想成为“虎妈妈”,但严峻的社会竞争现实和子女一路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残酷的学习、就业压力,却迫使不少本属慈母的中国内地母亲,不得已地成为“控制狂”式的悍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圈养”起来。

“放养”与“圈养”,背后的原则颇为不同:前者承认子女有自我选择专业、职业、业余爱好等方面的自由,父母顺势而为,而且鼓励子女参与各类课外活动;后者则不承认子女有这些自由,不仅把父母自己的意志、兴趣、爱好强加给子女,把子女视为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工具,而且过分偏重学业和分数,子女放学后则把子女圈在家里写作业或从事父母选定的技能练习(如练习弹钢琴),禁止或限制子女参加课外的社交活动。

一个英国华裔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颇深:“不分国界,无关民族,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愿望,但子女能否成龙,完全取决于子女是否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说到“驱动力”这个词时,他用的是一个英文词:“Motivation”。换个通俗一点儿的说法,就是“上进心”。如果子女没有“上进心”,即使父母“望眼欲穿”,子女也成不了“龙”。

这并不是说,父母只能袖手旁观,无为而治。问题的关键在于,父母怎么才能让孩子有“上进心”?怎么才能在孩子的内心中植入“Motivation”?

“放养”派认为,应该用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方式,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让孩子自愿去效法,从而自己培育出上进心。

但这个方法有两个前提:一、父母自己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二、孩子愿意效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按照世俗的标准,父母不“成功”怎么办?二、即使你很“成功”,孩子不愿意效法怎么办?

“放养”与“圈养”的重大差别,在这里便体现出来了。“放养”派认为,父母不“成功”,孩子可以效法、也可以不效法;父母“成功”,孩子可以效法、也可以不效法,父母可以引导,但不可强迫,如果孩子不“成功”,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也不是世界末日,做个“成功者”自然不错,做个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可耻的。

“圈养”派则认为,我不“成功”,你也得“成功”;我“成功”,你就必须效法,你不效法,我就强迫你效法,强迫的方法当然包括打骂。

此外,对海内外不少华人家长来说,他们管教子女的“严”,似乎基本上局限于课堂学习、家庭作业以及各类课外补习班,总之是学业和技能的学习,而不包括社交活动、体育活动和各种游戏活动,这导致海内外许多华人孩子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高分低能现象:即智商高但情商低、学习能力强但社交能力差、学历学分高但职业升迁慢。

在海外,名校里随处可见东方面孔的莘莘学子,其中很多就是华裔学生,但大公司董事会中的华裔面孔就相对少见,对此,你还可以辩解说,这部分上是因为隐形种族歧视造成的玻璃天花板阻碍了这些名校毕业的华裔才子的晋升之路;但在没有种族歧视的中国内地,我们也常常听说名校高材生在职场竞赛中输给普通大学的普通生、甚至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故事,我们更常常听到那些一路高分、一帆风顺的名校骄子,到了职场后,却不懂基本的人情世故,不知如何与人打交道,结果处处遭受排挤、时时撞墙碰壁。

当然,“放养”与“圈养”两种方法,各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放养”出来的,有“龙”,也有“鼠”;“圈养”出来,有“虎”,也有“猫”。

但有一个区别:即使是“放养”出来的“鼠”也不怕“圈养”出来的“猫”,而“圈养”出来的“虎”,也往往没有野性,往往等着“圈养人”抛过来的肉块,而不会自己捕食猎物,更谈不上是“放养”出来的“龙”的对手了。

更重要的是:“圈养”出来的“虎”虽然块头不小,也许走出“圈”后,也能在工作和事业中占据高位,领取高薪,甚至取得“成功”,但他们心里并不幸福,对童年时期失去的自由、幸福、童趣耿耿于怀,甚至对事无巨细严格管教的“圈养人”心怀怨恨。

例如,对蔡美儿这本书反应最愤怒、最激烈的评论,恰恰来自一些海外华人。一个名叫Betty Ming Liu的越南华裔移民的女儿这样写道:“让我感到恐怖的是,她(指蔡美儿)出生在美国,但固守这种管教子女的模式,而我们中的多数人正在试图逃离这种模式。”一个美国加州的亚裔妇女回忆了她妹妹是如何成为蔡美儿所希望“制造”的那种完美的亚裔女儿的,但最后却不幸自杀,因为她害怕告诉别人:她患有忧郁症。

其实,如何“育子成龙”,“中式”育儿经和“西式” 育儿经,各有其弊,也各有所长,最好的方法是各取所长,各摒其弊。即使是蔡美儿,她后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坦承,其实最理想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在中国式和美国式教育方式上取得平衡。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如果两法各取所长,究竟应该以哪一种为主,哪一种为辅呢?我个人不主张为某一种育儿经贴上“中”或“西”的标签,因为文化不是僵死的、固定的,文化是流动的、互融的,如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到底应该称之为“中式”还是“西式”呢?我倾向于把这两种方法称为“放养”法与“圈养”法,我个人认为,两法各取所长应以“放养”为主。

文字来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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