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柯:我的生命成长与“万言信”事件

杨林柯:我的生命成长与“万言信”事件

2012年,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我24岁参加工作,这是我的本命年。在平庸琐碎中过了24年之后,谁能料到,自己在第四个本命年里会因为一封信而一夜成“名”,由一个普通学校的草根教书匠而成为一个教育江湖中的“知名教师”, 名字登上了《纽约时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看天下》《华商报》等著名报刊,由投稿没人理到约稿不断,成为世俗者眼里的“成功者”,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命运的荒诞还是现实的吊诡。

我生在关中农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娃,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村一个师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学校度过的。

记忆中,四年级以前都是从自己家搬凳子去上学。学校用的桌子是土坯做成的,上面抹上水泥,其实就是一个土台子。因为教室没有火炉,冬天有时候零下十几度,老师也冻得受不住,看着娃们家实在可怜,就让我们原地跺脚,防止脚被冻伤。一跺起脚来,只听教室里声如雷动,尘土飞扬,好不热闹。

教室里虽说有一个60瓦的灯泡,可因为农村经常停电,晚自习没亮过几次,所以只好长期点煤油灯,以致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为了防止打瞌睡,许多同学就吃辣椒、吃大葱,一到晚自习,教室里就飘着各种怪异的味道。那时的教室里的陈设也很简单,除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和两边的他老人家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教导,后面有一堆笤帚外,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教室的窗子上也没有玻璃,窗户只好用塑料纸订上图钉封起来,渐渐被北风吹裂,冬风凌厉,一刮起来,教室里就飘动万国旗一般,呼啦啦作响。

我的小学处于文革后期,在学校里除了认识几个字外,几乎学不到什么纯粹的知识。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农村的劳动,比如捡麦穗、拾棉花、种蓖麻、平整土地……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冬天,学校搞勤工俭学(实际就是利用学生为学校赚钱),组织我们用架子车去山里拉石头。四个学生一辆车子,早晨6点就出发,来回要步行60多里路,然后把石头送往水库工地,得到一元工钱,学校抽八毛,给每个学生5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

当时的学校除了参加农村的劳动就是开斗争大会,斗地主、批富农、忆苦思甜,学习显得很不重要。有时候,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在学校搞,士兵们荷枪实弹,卡车上架着机关枪,对犯罪嫌疑人五花大绑,气氛很恐怖。邻村我们一个同学的父亲因为家里负担太重,七个孩子快活不下去了,就偷了我们村的300元钱,这是全村100多口人的全部积蓄,后来该同学的父亲竟然被我们村的群众集体打死,结果抓走的几个村干部都是我们同学的父亲,公判大会就是在我们小学开的。

当时每年都有公判大会,就是先公开审判,然后枪毙的枪毙,关押的关押。凡是枪毙的,挂在胸前的牌子上的名字都会打一个红叉。有些同学还跑几十里路去看枪毙“阶级敌人”,回来说见到有些老人拿馒头蘸犯人的脑浆吃,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当时不管学校还是家里几乎无书可读,就是几本教材,印象中读过几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漫画书,像《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之类,当时为了读到这些绘本,经常要说好话讨好同龄小朋友,甚至要用好吃的去换。

印象较深的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暑假,去姨家走亲戚,发现墙角有一本撕坏了封皮的书——《刘厚明讲作文》,我如获至宝,读了一个上午,到回家时还没有读完,就偷偷拿走了,因为当时不会写作文,后来读了这本书后逐渐越写越好,几乎每次作文都要被老师表扬。

当时,学校的学风很差,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课,可以自由地去玩,甚至上自习课可以外出打球,班主任过来检查,我们就逃回教室。其实班主任也不敢大胆管我们,因为当时学校里学习黄帅造老师的反,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也会组织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唱红歌,当时叫“唱革命歌曲”,比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长征组歌》之类,几个学校经常比赛。有时候,教室里会飞进麻雀,我们男生们集体行动逮麻雀,有一次竟然把麻雀逼进了桌兜里,好不热闹。女老师的宿舍也跑进来过蛇,我永远记着张老师花容失色向男教师呼救的的紧张表情:“快!快!我房子里有一条蛇!”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我升入初中,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加之我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家里害怕将来初中毕业后“推荐”不到高中去,因为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也没有什么关系,过早落在农村也扛不起重活累活,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让我在小学六年级留级一年,把年龄混大一点。可学校不同意,因为我当时还是班长,学习又好。后来父母同时到本村的副校长那里去求情,才得以答应。我是在升入初中后三天再留级到小学的,谁料,邓小平时代到来了,高考制度恢复,小学由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初中和高中都由两年改为三年,所以我就比别人多上了三年半学。

当时,农村的学校没有图书馆,我也买不起什么课外书,以至于初中时经常抄录其他同学的课外辅导书上的题来做。开会时不愿听那些宏大无边的讲话,就读书,可没书读,经常就读字典,甚至在初一抄过《唐诗三百首》。因为家里穷,小时候连相都没照过,15岁以前长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初二以前也没穿过一件买来的衣服,都是穿母亲纺线织布染色亲手做的粗布衣服,可我不在乎,因为我爱读书,学习也一直名列前茅,各方面都表现好,以至于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给我的各种奖状。什么“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学习标兵”“竞赛X等奖”之类,现在想起来,母亲识字不多,虽不懂教育,但因为没有糊墙纸而把我获得的各种奖状贴在墙上的做法恰恰起到一种激励我的作用,因为邻居串门会看到,顺便夸耀几句,有时候我就听到了,暗地里就下决心,学习不能落后。当时也没有别的想法,主要还是凭学习兴趣,作业除了老师布置的,我还要自己多做一些题。

当时的语文姚龙兴老师二胡拉得很好,后来我就想学二胡,可一把最便宜的二胡也要12.9元,好一点的要七八十元,可我半年挖药材攒的钱还不到五元,又不敢向父母要,最后只好花1.2元买了一支笛子吹。随着家里情况的逐渐好转,母亲也同意我可以订阅一些文学期刊,像《少年文艺》《诗刊》《散文》等,它们是我贫困童年的精神大餐。

记得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们村的“知青”要返城,作为分别礼物,一位女“知青”给我姐留了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十月》,上面有沈从文的《边城》。花一周时间仔细读完《边城》后,我好长时间都沉浸在美好的湘西世界里不能自拔。当然,从这本期刊上也读到了著名诗人雷抒雁的十几首咏物诗,我读后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认为这样的诗我也可以写,就尝试着开始创作诗歌,一个暑假竟然写了几十首。

上高中后,我从这些诗歌中选了10首,寄给当时的《宝鸡文学》,报社后来还给我们语文老师来信求证其真实性,怕抄袭。好在语文老师了解情况的时候,我的口袋里竟然装着我诗歌写作的原稿。后来《宝鸡文学》选出三首,发了头版头条,加了编者按,校长还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不久,著名诗人商子秦还来校看望我,我也参加了全国首届青少年测绘夏令营,这一切对我激励很大,当时读书的劲头更足了。常常是在晚自习的熄灯铃响过之后就着昏黄的路灯读书,多次被查宿的班主任赶入宿舍,可班主任走后我又跑到路灯下读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梁斌的《红旗谱》、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黑骏马》……大多是这样读完的。

上大学后,首次参观图书馆,我为大学如此多的图书所震撼,当时就天真地想,我要是能把这儿的文学书读完该有多好,可我上的是政教系,大学录取通知要我们带上《毛选四卷》,后来又发了20几本党史类参考书,可这些书我都不喜欢读,我喜欢的文学类书学校规定一次只能借5本文学类书,我觉得很不公平,中文系学生为什么就能一次借阅20本,加上政教系的许多课我都不喜欢上,就到中文系偷着听课,私下写诗歌,没想到一首《寻找一颗星》在全校诗歌征文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也让中文系各位才俊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听说可以转系,我就暗暗运作这事,经过向政教系、中文系和学校教务处三方的申请和两个月的奔波、24个公章的折腾,终于成功转系,也引起了政教系的小小波动。

我能够大量阅读文学书应该是从进入中文系后才开始的,当时一次可以借阅20本文学类书,又是处于精神饥渴的1980年代,我经常一次借阅七八本小说和其他文艺书籍,而小说换得最勤,几位图书管理员也很快就认识了我。我读书往往不求甚解,喜欢读就读下去,不喜欢读就随便翻翻,或者看看前言后记,然后就再换其他书来读。当时大学校园的读书热情很高,一些流行的书像李泽厚《美的历程》、萨特《存在与虚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本是女人》等,谁不读似乎精神就落后了一样。钱刚的《唐山大地震》是我86年读到的,至今记忆犹新,非常震撼。大学四年中,许多同学到校外看一些录像片,甚至有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看过的花花内容,可我大学期间竟然没有看过一部录像片,当时主要是胡乱读书,也没有什么计划,反正有兴趣就读,有时候一个下午就会读完一本小说。

有人说,年轻时读过的书会融入血脉,化作骨骼,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想起来,能够真正回忆起来的印象深刻的书大都是25岁以前读过的。

工作后就当班主任,又住在校外,特别忙,除了应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外没有多少读书时间,偶尔去阅览室翻翻报纸杂志,自己也订阅一些,像《南方周末》《炎黄春秋》《读书》《随笔》《报刊文摘》《大众文摘》《杂文选刊》《语文学习》等都是我多年一直订阅的。89年以后,整个知识界、思想界进入沉寂状态,加之全社会的商品化、娱乐化的浪潮,读书似乎成为一件被耻笑的事情,最有价值的就是赚钱,比如编书、兼课之类,我也做过,加之当时孩子尚小,每天上学四次接送,所以那些年几乎没有读什么书。当生存压倒了读书,只好不断为生计奔忙,因为人首先要活下来,而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我真正的读书应该是从40岁以后才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的读书大都是有一些功利目的,是为了生命的向外发展,而我40岁以后的读书则更多是为了向内开拓,真正重建自己的生命,加之当时职称评定后的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找不到自己的路,对群体认定充满了怀疑,我感觉必须独自上路,因为现实世界已经无法安妥我的灵魂,于是带着迷茫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抗,我开始了精神自救,加之当时血压也逐渐升高,潜意识中感觉死亡似乎在逐渐逼近,自己一时间感觉生命的空虚和意义归零的压迫,心想:就这么糊里糊涂混下去吗?

当时连带了5届高三,发现学生像树一样长空了,除了对考试和分数感兴趣,对其他似乎都很茫然,精神也很脆弱。当时不断听到大学生的自杀事件,有几位甚至是我校教师的孩子,这让我对学生的未来充满了焦虑,如何能帮到他们,也无愧于一个教师的良心,我当时想到了读书。

因为孩子们太忙,没时间读书,那我就想,能否自己多读点,把自己变成一个资源,除了自救,也能影响到他们。于是,我就开始广泛阅读,从中国到外国,从哲学到历史,从古代到近现代,从周国平到王小波,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殷海光、吴思、熊培云到康德、笛卡尔、哈耶克、奥威尔、别尔嘉耶夫、阿伦特、克里希拉姆提……我发狂地读书,甚至晚上洗脚、白天上厕所也要先找书。而且我习惯于写读书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高,我把读书学习的收获与学生分享,渐渐发现,我的课堂在改变,影响到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在国家新课程实施以前,我其实已经进行了四五年的自觉改变,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读多了,就想写,当时的写作不是专业论文,也不是为了发表,纯粹是为了给自己透一口气,让自己过得能够舒服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写的自认为还不错的文字印发给学生分享,也让学生找毛病,提出修改意见。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给学生印发了我写的《玄想陶渊明》,学习庄子的《逍遥游》,我让学生阅读我写的《生命的自由和超越》,学习李白的《将进酒》,我给学生朗读了我写的诗歌《与李白对话》。学生每读这些私货比学教材还要专心,甚至有些学生还写出读后感和阅读札记。

虽然我也能享受到教育的乐趣,但痛苦与挣扎在那些年始终伴随着我,主要是考试升学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流水线式的频繁训练,让我很是反感,但又不得不屈从。面对千差万别的孩子,我不愿意按照那一套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我希望注入一些教育能量,所以,每每受到学校和学生方面的一些压力。比如选择教辅资料,我希望不要练习太多,有一些阅读内容,这容易和学校的统一管理发生矛盾。高一、高二我一般不会涉及什么高考应试技巧之类,也不愿意过早讲解高考试题,这又容易引发某些学生的不满,一旦成绩不好,他们就会有意见,甚至有一年个别学生曾经发动学生签名要换掉我。当时真是内外交困,寻求突围之路,快支撑不住的时候,甚至还给颇有公共情怀的著名作家陈行之和教师作家梁卫星(《成人之美兮》作者)写信。陈行之先生在回信中对我多有鼓励。

我不认同只为考试和实用而存在的“工具化”语文,我希望放大语文价值,让语文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思想智慧和能量的“大语文观”就成为我的追求。为了拓展语文课堂的价值空间,我甚至把自己的学生变成教师,组建教学共同体,让每个学生都开发语文课程,利用课前时间与大家分享,大凡美文、书籍、视频、电影、歌曲、演讲等,凡是母语能承载的内容都可进入课堂。为了培养学生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们有公民情怀,我也会把一些有冲击力的现实内容带入课堂,与学生一起讨论,大受学生喜欢。

谁料,我的劫难从此开始。

2012年春节前的家长会,几个家长到校方投诉我,说我的教育理念不当,观点有问题,讲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学生成长不利,说孩子不听话了,甚至和家长辩论,更不可理解的是,我给学生推荐的一些优秀的课外读物也成了我的罪状。学校三级领导找我谈话,希望“帮助提醒”我,使我认清自己的“错误”。谁料,我竟然不服,一犯傻,竟然和领导们辩论起来,从未考虑,在一个权本位社会里这样做的后果。

最后得到的警告就是:领导要每周听我一节课,如果再不改,就上行政会。

听说要上行政会,我想这下问题严重了,又觉得很委屈:难道我这样高成本的付出错了?回头一想,只为考试去教语文,那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我过去也取得过以普通班的生源完胜“实验班”的高考成绩,但这丝毫不能给我带来安慰,我只是觉得,语文教育不能堕落为考试训练。教育是人的灵魂教育,它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是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和建立,做成功的病人何如拥有健康的价值观。

2012年的春节期间,我无心过年,只是闷头读书,积极思考,在发愤狂读了几本教育类书籍,做了上万字的读书笔记之后,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过错,要说有错,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干了正确的事。既然和管理层无法讲理,那就和家长讲理吧,于是我凭着内心的冲动,两天时间就打出上万字的内容,虽然当时我的打字速度还很慢,后来几经修改补充,加上我的的三个附录《叶开谈语文》《中外思想家谈教育》《话语的闪电》(我的课堂言论交代)近三万字,当时还雄心勃勃地想,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和家长详细谈谈教育,感觉家长的问题很大,难怪叶开说“家长都有病”。

开学后,我把它打印成32页,利用每周一的两节阅读写作时间发给两个班的110名学生,没想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堂安静的阅读课,学生的呼吸都能听到。一下课,就有学生追着我问:“老师,是哪些家长?我去跟他们讲。您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家里的问题,我爷爷和我妈妈对我的教育观念就不一样,经常有矛盾。”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学生王武剑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读了,非常感动,甚至说:“杨老师,你这简直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我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非常理解你。我们全家都支持你,希望杨老师坚持住。”有一位学生的家长说是在孩子书包里发现打印稿的,发信说:她是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一口气读完的,激动不已,孩子能够碰到你,应该是一种幸运。

紧接着,这封信也由班级传到了年级,由年级传到了学校。到了下午,一位女生告诉我,她把该信的文字稿以图片的形式传到了人人网上,希望能够得到电子稿。

为了让外地的学生父母读到这封探讨教育价值的信,并回答我信中提出的问题,我把这封信放到了我的博客上,很快被各界人士分享转发,旋即引起了《华商报》记者赵媛的关注。很快,该报记者赵媛女士采访了我,并写出新闻稿《语文教师讲课外知识被家长投诉》并选择了“万言信”中的2000多字,整合成一个版面,准备在2012年2月18日发表。谁料,这件事学校很快知道了,2月17日晚上,在一个茶楼,我被学校多位重要领导约谈,阻止该新闻发表,同时也给我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直到后半夜,我才回到家里,到天亮也没有合眼。

次日,我所带班级的学生被要求调查我在课堂上的不当言论,学生们也受到了惊吓,他们以为从此将失去语文老师,又不能公开保护我,于是私下传一个小条:“死保杨林科!”好玩的是,学生对我是一片肯定和赞扬,没有一个学生说我的坏话。也许有人觉得,家长“投诉”不能让你顺从,学校的“帮助”说服不了你,你还要登报发表,学生如果对你有意见,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谁料,学生在关键时候保护了我。更让我不知道的是,有位学生竟然把我在课堂上的言论整理成140多条的“杨林科语录”放在了网上,后面还特别注明:这才是真正的老师!吊诡的是,这竟然也成为我的“罪状”。个别居心叵测的人竟然把这些话百度出来,给领导说:你看,这些都是他的“反动言论”!当然,学生记录的一些话不是很准确,可能有个人观点夹杂其中,因为语言传播中的信息偏转和信息扭曲是一种常见现象。

很快,我的信被送到大学宣传部门。2月19日下午,我被送到大学部党委书记的办公室,书记一见面就问:“杨老师,你为什么不到大学来教书?”他说:“信,我看过了,感觉没有什么不当的。”他甚至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你这个文章,就是现在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写不出来。”我私下想:因为我在一线,那种深刻的挣扎和痛苦,大学教授当然是体验不到的,我是被逼无奈,不平则鸣。他沏上茶就教育问题和这封信里反映出来的事情亲切地和我聊一个下午,感觉大学领导还是理论水平高,处事能力强。分别时他说:“学术无限制,课堂有纪律。以后上课还是注意点。”但是他私下说,信写得再好,但是出于“维稳”的考虑,还是不发表为好。

难道一封信就把社会搞乱了?有这么严重吗?我在心里想。

从大学书记办公室出来后,我内心充满矛盾,就顺便到我的朋友也是大学教授的田刚老师家里小坐,告诉了我的处境。敏感博学的田刚先生告诉我:“林科呀,你这不是和附中的矛盾,你这是和体制交上手了,这事情闹大了。走吧,咱们出去聊。”

于是,我们到千岛咖啡请来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谌是北大贺卫方教授的著名学生,也是当时西北政法大学的当红教师,他的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选修他课的学生超多,甚至西北政法最大的台阶教室里都坐不下。我向他咨询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他很支持我,但同时提醒:我们都是成年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是有代价的。甚至说到最后可能的结果:大不了就此退休或辞职,但依然可以活下去。

当时还请来了《华商报》著名记者江雪。江雪早在28岁的时候就是全国“十大风云记者”,是位外柔内刚、非常有情怀的侠女子,写过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她看到我的长信后非常感动,凭着新闻人的敏感,她当下就要约我见面,只是我当时为了躲避麻烦,一直关机。后来她还专门到学校和校方谈文章发表的事,当然校方是有压力的,也是不情愿的,主要就是不能出现学校名字,因为这所学校也算当地名校,这么能出现这样的“丑闻”。甚至中学部和大学部还联合给《华商报》发去一封信阻止发表。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信中隐含的教育价值和社会能量,只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怕带来一些麻烦。现在回头想,我也理解学校当时的难处,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谁都免不了恐惧,我也一样。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大不了离开讲台,不再教书。

后来《华商报》总编辑鲍剑看了这封信,大受感动,力主发表,因为他也很关注教育问题,此前也给教育部写过一封“万言信”,没有引起重视。为了避免给报社带来麻烦,就由江雪女士负责,将我16000多字的心压缩成10000多字,用两个版面全文发表。我的不愿意署名的建议没有得到江雪的同意,她说这是新闻的必有元素,就是不署民,最后也能找到你,而且,发表后对你也会有一些保护。她当时还开玩笑说:“杨老师,你怕什么?是不是害怕出名后把你的绯闻也让人家给挖出来?”当时就想,事已至此,那就豁出去了。于是我决定发表时将真名“杨林科”改为“杨林柯”,一示告别“旧我”,拥抱“新我”,同时也满足一个新闻元素。没想到,江雪她们隔了一天就把稿子修改完成。

2012年2月21日,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一出门,订阅《华商报》的沈立宪老师就问这个文章是不是我写的,说他看了,很有生命力,我才知道该信已经发表。早晨我出去想到学校门口的报亭去买一张看看,没想到报亭老板说:“今天的报纸全部让你们学校一个老师买走了。”我又打电话给一位亲戚,因为她住在《华商报》社附近,结果她走了几个报亭也没有买到。直到晚上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报纸。说实在的,当时内心非常复杂,五味杂陈。

为了防止干扰,在这一天里,我只好关闭手机,晚上打开一看,竟然有160多条短信,有夸赞的,有鼓励的,也有谈感想的,他们都很激动,甚至有三位女老师说读完流泪了。后来我先后收到60多位家长的信,也收到退休工人李太运先生的来信,这封信竟然也快写到一万字了,控诉自己当年的教育和祸害了几十个学生前途的老师。

次日,《华商报》就此事发表“评论专刊”,要求市民参与讨论,没想到,四部电话被打爆,他们先后接到200多个热线电话,2月23日,华商报组织的讨论开始,大多数是支持意见,作家叶开也接受了访谈,很支持我,个别市民有不同看法。接着全国各大新闻网站都转发了我的信,有些盖着“置顶”的红印,连著名学者朱大可、杨东平等都在微博上转发评论。

让我想不到的是,尊敬的钱理群先生接受了访谈,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他甚至说“这是中国教育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当时这个题目吓着了我),后来钱理群先生又专门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大力支持我。说实话,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搞出这样一个事情,内心有激动更有恐惧,因为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如何发酵,以致于两周内,天天失眠,而钱理群的访谈和文章让我有很大安慰,也给了我精神的力量。当时在接受全国多家新闻媒体采访的同时,还接受了新浪网的一个“微访谈”,我的微博就是《华商报》社当时为我建立的。因为我打字慢,为接受微访谈,报社还为我专门找了一个打字快手。

连续几日,《华商报》都是关于万言信的消息和新闻,这让朋友们高兴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一些不安。我爱人当时也承受到一些莫名的压力,因为我们都是从文革后期过来的,她的外祖父家是地主,过去受过不少苦。加之,在2月23日下午和2月28日中午,我一楼的家连续被扔进砖头和水泥块,导致两块玻璃被砸。甚至有退休教师也很关心地提醒我说:晚上不要出门,这个社会,人心黑暗。我当时想:一封信,会有这么可怕吗?

不久,“两会”召开,登有“万言信”的报纸被送进 “两会”,同时,两会代表也接受了《华商报》记者的教育采访。

一个月后,《中国教育报》记者杜悦采访我,写了一篇《这个‘被告’在执着信守着什么?》,又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讨论,以致于《中国教育报》在2012年年终总结的时候,把我这封信作为当年的十件教育大事之一。

好玩的是,“万言信”在外界一片叫好的同时,我的周围却是风声鹤唳,人性的荒寒、幽暗、脆弱、复杂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遗,也让我从价值观上重新定义朋友,重新审视人性。好在还是有许多支持我的老师、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深圳的田国宝老师是我接到的全国第一个外地电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和力量,也看到了他写的《兄弟,杨林柯》一文,因为他和我有类似的经历,甚至比我的遭遇还严重。杭州的郭初阳老师发信说:“杨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知道他和蔡朝阳老师等在叶开的《对抗语文》之后出版了《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在全国反响很大。

犹记《华商报》发表“万言信”后,影响很快辐射到全国,《燕赵都市报》、《山东商报》、《中国教育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后来我又接受了《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看天下》《中国周刊》《华夏时报》等重要报刊的采访。《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甚至用整整四个版面进行了报道:向教育叫阵。好像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大战风车的英雄。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平和包容的人。你无需成为英雄,在一个平庸的年代,你只能选择做一个人,守住底线和常识而已。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本就是不幸的时代,它佐证的正是个体的无力。况且一个人与体制的较量好像和空气的宣战,你永远打不过它。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土地仍旧板结,现实依然严峻,我所在的古城并没有因为一封信而有所改变,反倒是衡水模式不断复制,学生自杀的消息时有耳闻。想到李白一句诗:“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虚空似乎才是世界的本质。

欣慰的是,在2012年,企业家王瑛女士在阅读了深圳中学马小平老师的事迹后大受感动,竟然“一个人嚎啕大哭”,由此发起了一个活动——寻找马小平式的教师,我幸运成为全国的十四个教师之一。当年的教师节,在北京西山大觉寺举行的活动中,我幸运地见到了王瑛女士和仰慕已久的钱理群、杨东平、陈浩武、傅国涌诸位大先生。在当年《教师月刊》的评选活动中,我也幸运地成为“年度教师”。

“万言信事件”是我个人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既是我个人的教育突围,也是自我救赎,不仅拓宽了个人的自由,也让一个草根教师的价值有了更大的实现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学校也逐渐看到我的社会影响对学校的正面价值,也不再干预我的教育教学改革活动,我的学生和家长也越来越理解和接受我的教育理念,我的课堂也变得更加自由和快乐。

用一种观念对抗另一种观念,虽然你胜不过,但守住底线就是一切。在教育实践中,葆有自己的那一份光亮,哪怕是浅浅的萤火,也能在照亮自己的同时温暖一方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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