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失败的教育

最失败的教育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玫瑰》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就和谁一起住。”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

  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更惨的是,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也正因为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后悔不已,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变迁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

   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中学生们在进行这种尝试时,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

   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十几岁就发生性行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败坏”,但在青春期孩子的世界里,却往往带有“无法选择”或“不愿选择”的性质。

   “这肯定得发生啊!怎么能不发生呢?”一个女孩子说:“以前我俩商量过,这件事要等我俩一起两年后再发生,觉得当时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十七八岁的男孩都挺容易冲动的,而且又有这样的机会,这件事发生是必然的。”

   另一个女孩儿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是太自愿,心里有一点好奇,可也不想拒绝。”

  她认为自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保持着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嫁给一个人,才会和他发生这种关系。她对整个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发生了,“非常吃惊”。

  一个男孩儿说:“一个人青春期时他什么都不会多想,是很单纯的,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是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的,而且“根本没想过后果会是什么”。

   更多的人,则是好奇地想试试,带着一种“成长的愿望”,还夹杂着“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

  “不发生”对他们来讲,在产生“冲动”的那一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理解吗?”张引墨问道:“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在爱,他们希望有个方式表达。现在打开电视,登录任何一个网站,甚至走在马路上,全世界能够看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这样。”

   吴若梅并不认为在青春期情感问题上,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暗暗地喜欢一个异性,心里发痒,睡不着觉,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个人,我甚至还在胡同里来来回回走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制造一次‘邂逅’。除了发生性行为这件事以外,我肯定,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同的。如果那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不发生这件事。”

   “他们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说一下这个成长中经历的最重要的问题。父母当然是不可能的。”张引墨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从本性上讲,这些同样经历过青春期的人并不想阻止“青春性”的现实。但从过来人的经历讲,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现在的青年人尽可能地“推迟”发生性行为的年龄。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学生口述记录占相同比例的,是专家的分析、建议和大量的性科学知识,从两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成长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到如何保护生殖器官、欲望的产生、避孕知识及堕胎可能产生的危害。

   “生理卫生课?我觉得那是远远不够的。”孙云晓说:“现在的生理卫生或青春期教育课,最多可以告诉他们的,是一个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们一无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过程是什么样的?一次做爱受孕的几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几天?哪些传染病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怀孕怎么办?征兆有哪些?流产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孩子们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知情权’。但我们不讲。

   “家长和老师通常都是鸵鸟心态,以为不把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明白,孩子们就不会发生。但我们的访问恰恰证明了,即使你们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从别的渠道了解,而且很可能全是错误的信息;即使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好奇,也会尝试,想通过这种方法搞清楚。结果很可能就是,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导致了生理上的伤害,进而影响心理成长。”

   接受访问的大多数孩子都承认,他们的“第一次”是在一种毫无准备、晕头涨脑、迷迷糊糊的情形下发生的,他们根本没有想“是不是安全”,而且百分之百“都不成功”。

   一个高一发生首次性行为的男生,形容整个过程很“粗糙”:“比如说,应该有个很好的环境吧。房间里不能太热,自己也不能太饿,最好能洗个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别狼狈的,完全没有掌控能力……而且我们的动作也毫无美感可言。我总觉得当时特费劲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该去问谁,该怎么办……我越有顾虑,心理压力就越大,这其实是种心理折磨……”

   另一个在高三时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女生,虽然此前从理论角度了解了做爱的过程,但她当时仍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为了接吻而接吻,为做爱而做爱,为了证明什么所以要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喜欢你,我必须要和你好……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它将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那时候对感情没什么控制力,更别提诠释了。”

   这差不多是他们第一次对人承认这种感觉。他们的困惑,在同伴那里,几乎寻求不到答案;而老师和父母,则根本不被列入讨论对象的名单。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较敏感,他们会带有一种‘所属态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轻易让人碰’。”这是一个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的一个朋友曾对她说:“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至于学校里的教育,有人描述成这样:

   “反正学校里该有的课都有,但同学们都把这当成一个笑话……我们性成熟的过程太畸形,比应试教育还惨。应试教育起码整日有人跟你唠叨不停,还有考卷可做,而这事连资料都不好意思找,找着了也不知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特公开,那就要有自我教育的可能和空间。但现在世面上的东西,不是特假正经就是特下流。”

   然而无论是“特假正经”的还是“特下流”的,都被青春期的孩子们一股脑儿吸收了,来不及辨别哪些是正确的,也无从辨别。

   可是仍然有人对此表示疑惑:有了正确而全面的知识,青春期性行为就能够避免或推迟吗?那难道不是给他们提供了方法,甚至模仿的样本吗?

   吴若梅肯定地说:“态度决定一切。当孩子们了解到,这是需要从科学而理性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时,他的反应会不一样。我们能在孩子用不着英语用不着数学时,就教他们那些知识,为什么不能提前教授性科学知识呢?”

   张引墨则完全站在孩子一边:“我想,我们无法约束他们发生或不发生。首先,那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其次,即使我们想要约束,也只是幻想。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性行为是安全的,既不能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他人。”

   “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很多使用了“温暖”这个词。

   一位女孩子这样说:“我觉得抚摸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能让人安静下来。我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是否给过我很多亲吻和拥抱,就记得小时候去一个阿姨家玩儿,晚上和她的小女儿一起睡觉,阿姨给我们关灯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儿的额头一下。我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因为我妈妈从没有那么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

   对于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异性作为“朋友”,慢慢开始恋爱,再发展到产生“性”,除了青春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爱,渴望在枯燥的学习之余,还能拥有一点属于这个年纪的浪漫、新鲜和心灵的自由。

   让张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男生的话。她问一个男生:即便产生了性冲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运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发生性行为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你非常喜欢跑步,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满足都可以。这个男孩子喜欢下象棋,可他没有时间,除了坐在书桌前学习外,他不能有任何选择。“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不然就会产生压抑的感觉。考大学是一条简单的路,不能使人产生兴趣。”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孤单单的。”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在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

   这种孤单的感觉,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他们很早就要起床、上学、上课,课间和午休的时间很短,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学回家,家长在不在都一样,因为他们要写作业,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就是有交谈,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深夜,睡觉,睡醒了,又开始同样的一天。

   “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她的父母都属于白领阶层,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至多是看看电视,接几个电话,通常连电话也没有。这种孤单就这么持续着,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学……”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是盲目的,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女孩儿通常以为,通过发生性行为,可以将男友永远地拴在身边;男孩儿则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还包括一点“成人”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让生活再来一次,这13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在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后悔,或者发现自己做错了,而是他们渐渐发现,那并不是“爱”,至少,不是爱情的全部。他们轻率地将“性”误解为“爱”,将“爱”缩减为“性”。

   孙云晓一直呼吁在青春期学生中举办集体舞会,称其为“阳光下的性教育”。

   “在那种场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适当的身体接触,同时又交换舞伴,不将注意力固定在一个异性身上。”他描述得自己都有些神往:“一个充满阳光的、整洁的环境,悠扬的旋律,大家都面带笑容,男生彬彬有礼,女生优雅温柔,着装优美而庄重,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环境,都会自然地养成一种高贵而文明的气质。”

   “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爱情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这是一位小读者寄给张引墨的信中的话。

   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讲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如果说,《玫瑰》一书披露的中学生性问题已经让不少读者大惊失色的话,那么张引墨收到的这些信里讲述的故事,足够让不了解青春期世界的人惊恐万分。

   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不少比您书上所谈的内容要严重得多。例如:我们这里的中学生,从初一开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过那件事了,有的怀孕跑去堕胎,完了之后,每所学校及一些人便会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个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们学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过这种经验,并且从各种杂志(包括黄色杂志)、影碟(包括黄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亲戚)那里知道、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个W,他初一有的性经验,到现在高一,就交了14个女朋友,发生过关系的就有6个(不包括接吻、爱抚),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后发生关系,均由女方去买安全套,他从未买过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还有“炮友”,即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双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个北京的女生写信讲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见过一次面就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说得还很痴情呢!认识的第一个星期就做了那事!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检查出已经5个月了!后来只好打胎,胎盘是透明的,那男生拿着胎盘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拿这个回家泡酒喝不错嘛!”……

   写信的女生最后问道:“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每个人都把恋爱当做是一场游戏。男生这样,女生也这样。真是可怕!……我很怕去爱一个人,也怕被别人爱上,总是和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敢想我自己!失恋的故事听多了,我现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后会怎样……”

   想想到她面对这种情形的惊恐和无助:一个人在最应该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年纪,却对最美好的感情产生了难以修复的怀疑和恐惧。这本身已经很可怕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性教育?”孙云晓说:“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识的教育,它应该还包括性道德、性美学、性法律、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维护友情等等,当然,更应该包括如何处理异性之间的感情,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成长为一个人。”

   “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怀孕”。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这虽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远不如“让家长和学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吴若梅接到一对青春期恋人的求助电话――女孩子怀孕了,而且已经有10周了。这两个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师看好的学生”,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帮他们四处筹钱。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据他们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两个人相爱,到发生性关系,在一个信息如此开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但是安全呢?他们没想过。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规的医院―――做手术,会不会有术后感染或其他问题?他们也没想过。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这才是他们最应认识到的‘责任’。”

   但是,对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为爱情而发生性关系的人来说,丧失了对自己“责任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这么贱啊,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后来,我怀过一次孕,因为太小了,不敢去医院,只能买药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还会死人,天啊,我当时手脚都软了……当时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么凶,脸色又苍白,所以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风,就蜷缩在角落里。现在想起来,自作孽!太惨了……我今年满17岁,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这样的经历代表我是个坏孩子,还是代表成长的必然经历……”

   而一封寄自浙江温州的信说: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你也许就是我的那丝希望,如果可以,请帮助我,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谓的‘性病’了,可是,作为一名高二生,19岁(事实上虚岁才17)……跟家里人倾诉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是害怕,更受不了妈妈的那种失望伤心的眼神……”

   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这种在盲目地发生性行为后的悔恨、无助和无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

   《玫瑰》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为了赚钱,去做′鸡′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事隔几年,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抛在脑后,伤害自然会跟随其后。”

   她用了5年青春,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处于没“想明白”便要行动的边缘。

   对当今社会的孩子们来讲,单纯的性知识普及,虽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给他提供一些有益的书,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吴若梅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在高考试卷里加上这部分内容,就会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爱”,如何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错事后,能勇敢地面对并正确认识自己,这些远远不是靠考试、做题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就能够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点大学就能实现的。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性行为离我的孩子还很远,不必那么担心。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引导他们学会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学会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草率地作任何决定,这才是最关键的。”

   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永远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你不能那样做,那是错的。”她更倾向于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和他们通通信,打打电话,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苦恼和愿望,再共同设想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她提起那个向她宣告要发生性行为的男生的电话:“如果我直接说不行,也许连一分钟也谈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这个结论是我们共同得出的:这样做不行。在他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他无法承担。我想,他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感受到,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玫瑰》中的一个受访者,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爱情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我用血和泪换取了“爱”的经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真谛”,连滚带爬地长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让我再过一次青春期,我已经幸运地、还算健康地从中逃出来了。

  一个听完我采访的故事的学者沉默良久,感叹说:“现代教育有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合格公民;另一个是培养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会、学校和家长的滔滔功利压迫下,这两个教育目标都是最失败的!”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让孩子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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