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此“大学”非彼“大学”

王三义:此“大学”非彼“大学”

几年前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今年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也这样说。最近从网上读到好几篇谈论大学之弊的文章,有感触,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这些年出国交流、学习的人多了,出国一趟,随时能碰到熟识的中国学者。我在英国访学期间,碰到来自国内高校的访学者,我问他们对英国教育的感受,他们说:“看看英国的大学,我们国内的大学不好意思称为‘大学’。”这和我的感受完全一样。后来,与那些曾在德国、荷兰、美国、加拿大学习的学者交流,谈起国外教育,几乎有同样的感慨: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教育,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

我们平常谈论中外教育,总是进行比较,看谁高谁低、谁先进谁落后,其实压根儿没法拉在一起比。除了“大学”这个名称相似,都有教室和公寓,都有教师和学生,别的许多方面都不一样。

在欧美国家,教育的目标是“启迪人的智慧,激励人的兴趣,发扬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精神,训练人的思考能力,增强人的集体合作精神”。在中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全国数百所大学使用同一个“模具”,制造出同一种颜色和同一个式样的数以千万计的“半成品”。

在欧美国家,大学是讨论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里成就教育家,大学里造就科学家。在中国,大学是官场,以官阶大小分配资源,造就一批又一批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官员。几乎每个大学都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欧美国家的大学,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怀疑能力的场所,大学教师的任务是激发青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学生根本无需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否有利于求职和就业,是否能换来饭碗和金钱。在中国,大学就是发放文凭的机构。根据学生在校时间的长短,发给学生学士、硕士、博士等不同档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然后向上级部门汇报:我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是99%。

在欧美国家,“做大做强”不是大学校长要追求的。在中国,高校领导热衷于大合并,热衷于讲排场,热衷于给学校定位(国内一流、世界一流)。

在欧美国家,年轻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把身体长壮了、玩够了,一进大学,开始拼命地学习,执着地思考,“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在中国,孩子们从小学开始比分数、排名次,经历中学阶段的题海战术魔鬼训练,进了大学才放松自己。念完“走过场”的大学,又准备考研、考公务员等,进入新一轮考试,或者直接拼爹。

在欧美国家,学者退休与否,不影响他们的科研追求,他们把教育和研究看做终身的事业。大学校长可能既赚不到万贯财产,也捞不到官位。在中国,学者退休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退休后仍对自己的专业保持兴趣的不多。中国高校的教师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中国大学校长可以收受贿赂,和行政岗位上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在退休前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捞足利益,为子女谋好出路。

如果按照欧美国家的教育标尺、大学标准,中国现有的数百所大学就不能叫“大学”,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现代大学。反过来,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尺,把我们的大学看做标准的大学,把中国的教育看做理想的教育,那么,欧美国家的教育机构就不叫“大学”。因为,以中国人的势利眼光来看,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师是“大傻瓜”,学生是“小傻瓜”。他们总是在探究那些毫无“实用价值”的问题,他们总在校园里、课堂上、餐桌上喋喋不休地争论那些冒傻气的话题。他们竟然不知道当官的风光,对“排座次”不感兴趣,对厅长局长没概念,对“出人头地”没渴望,不懂得世故,不懂得巴结上司的好处。

与欧美国家的大学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大学”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既是一种特色,也是一种“例外”。中国的大学,可以自诩为世界第一,可以做到想撤就撤、想建就建、想合并就合并、想重组就重组,要折腾成什么样子全在官员一念之间。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六十多年,随时可以变成革命阵地(如文革时期),随时可以与古代科举制度接轨,炫耀招揽了多少“高考状元”,随时可以变成企业总裁培训班、影视明星镀金池,可以高楼林立,博士如云,可以关起国门自封“985”、“211”。

以前读过余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内容是谈牛津大学不向权力低头,不因收取赞助费而对捐资者俯就,更改学校章程。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也像牛筋一样:无论你怎么批评它的缺点,它就是坚决不改。稍稍翻阅旧报纸旧期刊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批评大学存在的问题,90年代有大量文章狠批高校盲目扩张的风潮;进入21世纪的十余年里,铺天盖地的文章批评高校的官场化、基建腐败、招生腐败、职称腐败、学历注水、论文抄袭,但,无论批评多么起劲,“我自岿然不动”。不管你怎么批评,大学里照样炒官、照样收钱、照样毁人不倦。

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谈蔡元培、梅贻琦,说大学里关键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其实,对照欧美国家的教育经验,大学里有没有大师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素质的人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你和什么人待在一起,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同学。具体的知识倒在其次。”这是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话(见《中国的忧伤》)。我欣赏并赞同这个说法。何怀宏教授还说:“在大学里,同学、老师相互接触,潜移默化地互相熏染,这太重要了。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你以后一辈子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要在大学里学到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这就是教养。除此之外,别的都不重要。”

将来有一天,国内某一所高校彻底脱离了官场,第一,取消行政级别,也不以培养出多少高官为荣;第二,教师不再争课题跑项目,不再相互挤兑,人人醉心于学问–“心轻万事如鸿毛”;第三,学生单纯而热情–“亦狂亦侠亦温文”;第四,校级领导的数量由9-12人缩减到1-3人;至此,新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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