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

张英: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2013年5月23日至2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孙惠芬、贾树华及其调查团队,一起走访了自杀死亡研究地,探访了十多户自杀者家庭。

没法过了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求死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孙德勇在家陪了妻子一周,为了生活还是得外出打工。临行前李春菊还劝慰丈夫说,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让孙德勇放心去干活。

李春菊的自杀,对孙德勇打击巨大。以前他很爱凑热闹,妻子去世之后,他不再去人多的地方,没事就自己一个人抽烟,每天晚上他也开始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经常想起妻子,觉得对不起她,跟我辛苦了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不应该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我不去打工,她就不会死。”孙德勇这么多年一直陷入在深深的自责中。

直到2010年,孙德勇的女儿去日本打工,才把当年看病的7万多元债务全部还清,这让孙德勇稍稍感到了一丝欣慰。

“中国自杀死亡,与社会转型变化有关,伦理道德水准下降有关。老无所养,农民外出打工,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影响巨大,很多农民自杀死亡都与这些社会变化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杀其实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贾树华说。

对不起

自杀档案3:残酷青春

江梅是在男友家中院子喝百草枯自杀的,死亡时22岁。

江梅乖巧又任性,父母很宠爱她。2008年7月31日,男友打电话,让江梅去他的家住几天。8月4日上午10点,江梅和男友闹了点矛盾,一怒之下,顺手拿起窗台上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男友赶紧把江梅送去了镇医院,后又转去了县医院。

看着悲痛欲绝的父母,江梅十分后悔。看到哭泣的男友,江梅意识到男友是爱她的。但百草枯毒性大,医生也无能为力。知道自己没救了,她在床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对不起男友。”

江梅停止了呼吸,“走的时候没闭上眼睛。”江梅母亲贾雪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江梅死后,贾雪玲的心脏病明显加重,容易晕症,脑供血不足,头痛严重,每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记忆力明显减退,经常丢三落四;脾气也变得容易激怒。丈夫也身患脑梗,一直在养病。如今,19岁在外打工的儿子,是这个家的惟一希望。

贾雪玲一直在后悔,后悔当初同意女儿去男友家,后悔女儿小时候喜欢吃粘米糕,曾有一次问她要1块钱买,贾雪玲心疼钱,没有同意。她不敢让自己空下来,因为这样会想起女儿。

女儿自杀后,贾雪玲打了男孩一巴掌。但她现在已经不恨那个男孩了,“男孩是真心喜欢梅梅的”。男孩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下床,因为这件事,远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

王丽丽死时只有16岁。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被家人宠爱,脾气说一不二。

2008年3月5日,马上要参加中考时,王丽丽因为成绩排名被分到了差班,老师建议她不要读高中,去读幼师学校。王丽丽放学回家后,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王丽丽没去上学,在家躺了一整天,傍晚时她出门去,半个小时后回来进了里屋,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当母亲进屋喊女儿起床吃饭时,才发现女儿已经喝了“乐果(农药)”自杀。

母亲至今仍把女儿的死归结于自己,对着南方周末记者声泪俱下,她觉得如果自己当天去和女儿,或者和老师谈谈,做点什么,女儿就不会自杀了。

父亲从此不再外出打工,他怨恨的是学校:“初中老师介绍王丽丽读幼师是为了拿回扣,而不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为学生着想。如果老师不劝女儿去读幼师,而是鼓励她考高中,女儿就不会自杀,家里的一切不幸就可以避免。”王丽丽自杀后,学校把本要推荐去幼师学校和其他职高的初三学生,都叫回来继续读书,这没有让当父亲的宽慰,反而加深了他对学校的不满和怨恨。

穷是一种罪

自杀档案4:中年危机

侯世勇先是服用了70片安眠药后,又喝了农药自杀的,死亡时45岁。

他死于2008年7月22日,自杀当天,他在家吃完饭,把剩饭放在锅台上,忘记把饭盖起来。夏天蚊蝇较多,妻子回家后,发现暴露在外的饭菜没法吃,对侯世勇破口大骂。当时他就拿起家中的农药准备喝,被一个邻居阻止,后来趁着乡亲去地里干活,第二次自杀。

在大哥侯世才看来,弟弟是被弟媳逼死的。

侯世勇原来是一名技工,收入高,有养老保险。2006年,侯世勇患上了脑血栓,经过两年治疗,病情好转,但记忆力和运动机能受损,不能在工厂继续工作,只好回家种水稻养家。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户家庭,都有巨大的庭院,宽大的房子。红砖瓦房,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话、热水器、卫星接收器、摩托车,一应齐全。年龄更年轻的家庭,还有电脑、宽带、上网的智能手机。

经济收入落差让妻子心里不平衡,二哥侯世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弟媳经常对丈夫恶言相对,包括“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你怎么不喝农药自杀”之类的话。在一次吵架中,弟媳用菜刀砍了弟弟后背一刀,后来侯世勇去医院缝了7针。

侯世金和南方周末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不停抽烟,看得出来他的压抑。

“我对弟弟的自杀行为刚开始很生气,现在反而能够理解他,患有脑血栓,夫妻关系不和,生活不幸福的人,自杀也是一条出路。”最让大哥生气的是,弟媳在弟弟去世后不久就改嫁了。

南方周末记者和侯世才聊天的时候,妻子一直在旁边提醒他不要多说,夫妻两人充满了戒备。

郑永红的小院远处有条小河,河边有几棵杨树,树上有几个鸟巢,她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郑永红和丈夫育有一个儿子,两人感情不错,经常一起在院里种地干活。2001年,为了供孩子读书,郑永红的丈夫外出打工赚钱,逢年过节才回家。后来,丈夫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只回家一次。

郑永红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还又有了一个孩子,最让郑永红难以接受的是,丈夫回家把性病传染给了郑永红。她患上了抑郁症,两年内曾四次自杀未遂,两次在亲戚家时企图触电,服毒一次、投井一次,都被亲人及时救下。

丈夫多次提出离婚。郑永红一直期盼丈夫能回心转意,拖了两年,被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离婚后,郑永红情绪低沉,觉得丢人,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整天沉迷于网络的儿子不理她;父亲终日与酒为伴。

2008年1月19日,郑永红在村里小河边的杨树上上吊自杀,死时44岁。丧事是弟弟和儿子借钱操办的。

郑永红的母亲高月凤现在和丈夫、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丈夫有三十多年的酗酒史,南方周末记者到他们家时,能闻到浓郁的酒味。面对神智不清的丈夫,高月凤毫不掩饰她的烦躁,和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提起丈夫的行为她也会暴跳如雷,转身斥骂这个男人。

高月凤30岁时成了当地的“大仙”,靠算命和驱邪来维持生计。她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算命生涯,她给别人算了半辈子“命”,却没有算出女儿的“命”。“跳大神”的行头搁置在房间角落里,满是灰尘,自从女儿去世后,高月凤再没有给人算命。

白玉强自杀,是因为给儿子贷款买房。

白玉强和妻子感情不好,婚后一直吵架,儿子的出生暂时挽救了这个家庭。平时他在家种地,农闲时去街上摆水果摊。

儿子长大后进城工作,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为了结婚,要在城里买了一套价值80多万元的楼房。白玉强东拼西凑,借了9万元付了首付。扑面而来的是每个月的还款,妻子又开始发脾气,怪白玉强没能力,赚钱太少。吵架不断升级,白玉强患上了抑郁症。

2010年初,白玉强的母亲因病去世,这个打击让白玉强早难以承受。“儿子当时对我说,自己不想活了,要是他不在了,就请我去女儿家养老。”84岁的父亲白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4月16日早上,白玉强的妻子回娘家办事,白成很早上山干活,9点钟左右,白成回家发现儿子在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死亡时52岁。

儿子死后,儿媳妇马上搬到了城里儿子家。高大的房屋里,只剩下白成一个人,屋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凌乱的杂物随处可见,无人清洗的脏衣服堆放在床边。老人听力很弱,对有些问题很难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提起儿子的去世,老人几度哽咽,却始终没有掉下眼泪,只是当说到自己生活遇到的困难时,他用手抹了抹眼泪。屋外的一角,是邻居送来的土豆和地瓜。

“坦率地讲,今天的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脱贫了,如果人勤快点,搞点大棚种植,家畜养殖,其实也能过得不错,加上农闲再出门打工卖力气,再差每月也能够挣个五千,如果能够吃苦耐劳,挣到八千一万也有可能。”孙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贾树华和她的调查团队感叹的是,他们进入农村太晚了:“中国自杀死亡和国外很不一样,国外的自杀者往往是不想活了,他们对死亡往往是主动的;中国大部分自杀者都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自杀往往是被动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中国农民要面对很多难以抗拒的社会问题,土地流转、房屋拆迁、移民、夫妻感情……一旦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他们往往会以自杀和压抑来抗争。”

作为庄河人,贾树华觉得自己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勇敢地把老家的小妹妹和妹夫,教育成最幸福自在的农民,“他们现在十分得意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幸福度远比我们在城里的兄弟姐妹高,几乎没有污染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和压力,过着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你十二点还没睡;我吃的青菜不放化肥,那些放化肥农药都给你们城市人吃了的田园生活。”

(为保护受访者,庄河自杀者和其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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