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一河 :该死,“死在编制里”

傅一河 :该死,“死在编制里”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一位硕士落选哈尔滨市事业编制环卫工后如是说。

为什么要“撞死”在1500元的的环卫工位置上?答案:这个职业可以把户口落到城市,可以拥有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这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还有家里人几十年来巨大的支持——“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成为政府的人”“在城市当一条狗也别回农村”。

我有编制,在第一线教书;爱人从化工研究院工程师技术岗位上退休后,供儿子上大学在学校做生活老师。工作时间长,责任重,压力大,而工钱低,学校分东西,没编制就没份。我的妹妹当年下乡与我一个生产队,顶替父母回城后因改制下岗,我考大学出来有编制而终身稳定。

因此我认为,“啃编制”比“啃老”好。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等等高物价的问题,逼得人杀人或自杀。“死在编制里”,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拯救。有一个父亲,因为研究生毕业的儿子没有找到工作,血本无归愤而自杀。既然这个编制能够保证他一辈子乃至一家人旱涝保收、吃香喝辣,为什么不“死在编制里”呢。

有了编制,才有可能做公务员,做官,做贪官。长沙市政建设局原局长顾湘陵十年间敛财2亿,换6个情妇,被总结为“六多”: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 “许三多”(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到“顾六多”,成贪官新标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当总统,做广告人!”很多大学生毕业选择自己创业做老板。自2009年以后,年轻人对公务员趋之若骛。每年参加公务员都超过100万人。有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打拼五年,却没实现当初与父亲的“赌言”,垂头回到父亲的权力地盘上做了法院系统的一个公务员。而没有编制的亿万大军,每年工作狂和过劳死以及失眠者的数字早早地超越日本。“富士康十三跳”绝非个例。今天谁谈“中国梦”?一定是有编制的人。

这个编制,实质上是体制。这个体制说白了就是“政教一体”,“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权力最大的是教主,教主才能拥有思想,且属“专利”,任何人不得谮越。下级官员若违之必受到清除。知识分子早已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独立思考厥无,独立人格无存,如果选择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无耻之徒在“颂圣”中名利双收,很多人都做两面派。这样一个体制或编制里,集中了世界上最贪婪也最无耻的的“食利之徒”,而不是仁人志士甚至不是“死士”。一旦这个体制遭遇不测,做鸟兽散的便是这些离心离德者。这样的编制稳定吗?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吗?“裸官”们连国籍都不要了。“死在编制里”,既悲催,又该死。

过去我们有两个宝贝,一是批判“万恶的旧社会”,二是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旧社会那点万恶?那时有铺天盖地的假酒假烟假农药?有地沟油毒奶粉黑心棉?那时是“四大家族腐败”,今天是“十几大几十大家族腐败”呢?那时的腐败弥漫在官场,今天的腐败深入各行各业普遍开花;那时贪官们搜刮民财藏于家,今天的贪官却纷纷移资产于国外,统统把老婆孩子送出国,还在装着“摸石头”。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里,见死不救不是坏人,不谋财害命就是好人,能养活家人就是能人。因此,这个硕士生只是发誓“死在编制里”,还没说“死在美国”,更没说“死在朝鲜”。他爱这个编制,却毫无忠诚可言,攫一个饭碗活命,他还能做点什么呢?

希望是有的,有人在身体力行。钱理群教授《答中国》提出三点:“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我的理解是:不拒绝编制,也不拒绝成为体制中人;无论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为处身的社会及自己的家人孩子,有一个信仰,守一条底线,尽一分心力,不能让它一天天再烂下去了,似乎也只能这样了,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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