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新年的思考——这个社会会变好吗?

许锡良:新年的思考——这个社会会变好吗?  

2011年12月31日晚,信力建先生请信孚教育集团的新老朋友在广州市滨江东路的顺峰山庄聚餐,畅想新年的愿景,迎接新年的到来。话题是从韩寒岁末的三篇文章开始的。以下是我当时的一些感想。

1、许多人对新到来的2012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则是因为这是新年,二则是因为这一年是换届的一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确实不太寄希望,有没有希望不在于什么年不年的,而在于之前一个社会是怎样变化的,其变化的基础有多大。我只希望新的一年来,不会变得更糟糕就心满意足了。一个不良的体制,常常有择差机制,中国历朝历代的发展周期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一鸟不如一鸟。在人性不会变,文化没有变,体制变不了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有那么高的期望呢?总是期望岁月能够把苦难带走,而不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好,那也是中国千年的传统之一吧?

把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反而可以做点有益的事情。不要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在自己这一代会看见中国社会会走进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社会。用这样的心态去做事,就不会太急躁,太痛苦,太失望。死马被医活,那是意外收获;死马没有变活,也在情理之中。

2、国民素质与民主法治之关系之争,是韩寒文章的一个争论点。这是席间大家一致反对的。理由有如下:A素质低的野蛮民族,比如欧洲、古希腊,才会想到要民主法治,素质高的民族比如中国,才会需要专制,专制对国民素质要求高,民主对国民素质要求低。中国“文革”时,那时中国国民素质最高,那时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国民素质,哪个民主国家有呢?香港回归的时候,高素质的中国香港人却纷纷跑到野蛮的英国去,并且保持野蛮的英国国籍。所以,如果中国要民主,国民素质应该降低,重新回到野蛮才有可能。B、中国国民无论素质高低都与民主法治社会无关,不是要不要民主的理由。因为,政府只是国民让度的部分权力组成的,利益诸求,无关素质。素质高低与利益有无没有关系。

当时我的感想:竟然还会有人有这样的奇谈怪论的思想观点,竟然说越野蛮越有利于民主,虽然说国民素质高低不是要不要民主的理由,但是,矫枉过正也不必如此啊。至于说到政府是国民人权的自愿部分让度,其实这是英国的洛克的《政府论》与美国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里的观点,但是,中国人如果素质高到连洛克都没有听说过,连《常识》也不知,要他们选择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国民可以没有素质,但是不能够没有常识。我不知道是否拥有常识算不算是素质的一种。

3、与国民素质相比,我更关注精英素质。如果,一个社会号称精英的人,连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都缺乏,而他又占据了甚至垄断了这个社会的话语霸权,那么,怎么指望文明的传播呢?传播文明的人要从学会服从规则,以理服人,以事实说话,学会讲道理开始,那种动辄骂人的精英素质,比如“三妈大学”与“三八教授”,不知道能够为这个社会传播什么样的文明。

 4、我的一些朋友,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地遭受到体制的清算,弄得连饭碗都不保。他们其实都是规则的遵守者与良知的拥有者。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得到发展,但是,他们反而遭受了不公待遇。相反,那些连连爆粗口的伪精英却相安无事,而且还大发其财,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社会允许你对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与人身侮辱,但是不允许你企图对社会体制有所改良。教授骂三妈的没有问题,但是探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就不行;骂贪官污吏可以,但是你必须同时赞美中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

 5、鲁迅曾说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最忌讳人们质疑他们两样东西,一样就是统治的合法性,是不是真龙天子;另一样就是用于统治的孝道文化。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不能够看得太透的,因为,看得太透了,看到社会太黑暗了,就会绝望,一绝望就会向专制独裁者靠拢,因此,看透了中国统治者这两点奥秘的鲁迅,后来就这样被独裁者利用了,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帮凶。当然,孔子“三日无君,便惶惶如也”,那是例外,二千多年来的皇帝,那能够算专制独裁者吗?

6、听到的奇谈怪论多了,我就有些懒得开口,知道以前喜欢激烈地与人争辩其实是错误的。世界有多大,各色各类的人就有多少。让愚蠢的人自己去跟自己玩吧。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里,那是必须作好思想准备的。

7、好在岁末年初,还有闾丘露薇写给女儿的信可以作为安慰,那是在新年来临之际我获得的最好礼物。闾丘露薇其人比她的文章更可爱。曾经与她同坐一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一路谈笑风生,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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