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红:二代收入差距背后,父母身份决定子女收入地位

张友红:二代收入差距背后,父母身份决定子女收入地位

二代收入差距背后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

——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著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学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名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的文章说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阶层差别,换代之际,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让他自己都感到尴尬的是,同样是“穷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读完了博士,依旧没有实现上层梦,“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能怎么办呢?起点就不公平。”

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调查中,公务人员子女被公务员录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上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对话李宏彬

给“二代们”公平的竞技场

Q =《中国周刊》

A =李宏彬

二代问题的本质

Q:我关注到,在这6000多份调查问卷里,你们并没有着重关注和研究“富二代”问题,为什么?

A:其实问卷涵盖大量的信息,只是我们发表的文章是有关这个话题的。相对而言,“富二代”问题严重性小一点,关键是看财富获得的方式。比如“富二代”的财富是其父辈通过个人能力和努力获得的,不应该过分干涉。我们不能阻止大家去创造财富,社会最有效率的状态是让有能力的并努力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回报。

在我们不完全市场化的时候,权力是值钱的。譬如,孩子要上好的小学,有人需要交30万,他们不用交就能上。为什么?这种情况导致的最严重问题是,有可能降低社会经济的效率、带来社会不公。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Q:在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下,仇富的心理会不会指向“富二代”?

A: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富人做什么无可厚非。你看像美国的希尔顿集团的继承人,做很多奇怪的事。在美国没有人仇她,仇她干嘛?钱是人家自己的,爱干什么干什么,无可厚非,如果她触犯了法律,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富本身并不是问题,主要看致富的方式,用权力换取财富才是问题。

给穷人更多机会

Q:二代并不是现在才有,但是最近却被广泛关注,为什么?

A:所有的时代都有这个问题。以前社会资源少,大家也看不到。只不过现在信息渠道通畅,更容易曝光。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种转移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效率,长此以往,就会积累很多社会问题。穷人们的机会被挤压,他们总要找个出口,就会造成社会动荡。

Q:二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A:最本质上是社会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健康的社会秩序下,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升,社会是流动的,而不是穷人永远穷,富人永远富。核心问题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二代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没有二代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现在很多人不高兴,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过去的三十年里,迅速富起了一帮人。这里面也有运气的成分,赶上了机遇和没赶上机遇的人差别会很大。如果机遇不好的人没有机会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这种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矛盾会很大。

Q: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

A:经济学上讲公平,是指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所有人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结果如何那就要看先天基因和后天努力了,而不是结果都一样就是公平。就像博尔特,他天赋高,后天又努力训练,跑得最快,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和他跑得一样快才算公平。不管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都有机会,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去平等竞技,这才是公平。

市场化与透明化

Q:有人认为,兼顾公平和社会效率,美国做得比较好。

A:美国也有问题,但相对比较好。当官的也都是有钱的,但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没钱也支撑不起选举。而且他们有监督,少有腐败。

Q:怎样让二代们的晋升更合理些?

A:进一步市场化。比如,应该鼓励民企办医院,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教育等领域,垄断是导致很多社会不公现象的根源。同时,健全法治。

Q: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譬如,公务员公示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子女暗箱操作录取的事情。你怎么看?

A:我觉得核心不是公示,而是为什么在中国做官有那么多好处。核心的问题是,让大家不要争着去做官。在美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公务员,钱赚得不多,还不能腐败。在中国怎么这么受欢迎,就是有各种寻租机会,可以腐败。

Q:针对这些症状,最有效率和具有可操作习惯的药方是什么?

A:现在的问题是,权力集中,而且可交易,又缺乏监督。药方还是要市场化,把权力交还给市场,在阳光下交易。不要垄断,只要存在垄断,就一定是麻烦的。官员们没利益可寻租了,没腐败可言了,做官的诱惑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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