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沛东、张珺:“剩女”:一个社会建构的伪命题

孙沛东、张珺:“剩女”:一个社会建构的伪命题

在上海相亲角,男少女多,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尽管都跻身城市中产阶层,“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幅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中介费用“男女有别”。有中介的摊档前摆放着这样的广告:“业余红娘:几百位优秀男女等你选择,男方免费报名、介绍,大龄女勿扰”。男方父母只需在这里留下孩子的基本资料,即可免费入会,而女方则需支付90元方能成为会员。

不可否认,城市中产阶层女性中有婚龄推迟的趋势。这与世界现状并无二致:《经济学人》报道2011接近1/3的30岁出头的日本女性未婚,20%近40岁的台湾女性独身,而27%受过大学教育的并处在40-44岁年龄段的新加坡女性仍旧选择单身。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在推迟结婚年龄问题上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察可以从联合国2008年的《世界婚姻数据》中得到印证。

从词源上分析:“剩女”背后的逻辑就是“女大当嫁”,不婚不嫁,是为非常态。同在婚姻市场上,城市中产未婚男性被誉为“黄金单身汉”、“钻石王老五”和“金龟婿”等;女性则是“剩女”、“老处女”、“北大荒”、“白骨精”和“败犬”等。这些词语是一种污名化的单身歧视。不可否认,男性的适婚年龄跨度大于女性。社会用“黄金”和“钻石”等词汇赞美一个事业成功,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男性。相比之下,即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社会舆论仍旧可以通过“剩女”这样的词来戏谑她们的努力。因为没有婚姻和家庭,女性的价值似乎大打折扣。因此,“剩女”一词的背后,隐含这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它与特定社会空间相联,而进入婚姻是其主要的仪式标志。

“剩女”和相亲角涉及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利益。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普遍就业。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限制了城市家庭的子女人数,年轻女性得到更多的家庭投资。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比例上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加上中产阶层的就业市场扩张,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方式打破了以往男性工作能力优越的神话,女性白领阶层逐渐形成和扩大。

职场之外,某些中产女性以行动挑战着社会主流的两性关系和性体验(sexuality)。家庭和婚姻是塑造性别身份的社会空间,婚姻和性旨在维续家庭,个人的情爱欢愉位居次要。木子美这类作家的出现和出名对两性形象及实践造成了一定冲击:她们在性爱上主动积极的态度,至少挑战了男性主导的性体验的模式;长期以来,在公共场合或半公共场合谈性的,大都是中产阶层的男性,“良家妇女”做不得的。而这些女作家的写作至少打破这种男性在性话语上的垄断。城市中产女性在职业市场的竞争力,以及与性相关的生活方式对男性权力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剩女”话语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

“剩女”话语的盛行离不开市场化的媒体的积极参与。底层青年男性择偶难和城市青年女白领难觅佳偶,媒体和大众更关注哪个话题?城市中产人群的生活方式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媒体中具有话语权的大部分从业人员同属此阶层,其受众也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剩女”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容易吸引眼球,引发社会反响,这符合市场经济下媒体要销量、搏广告之需。相亲节目、相亲网站、婚介、偶像剧、漫画和小说等因此欣欣向荣。这种特殊的相亲经济建立在“剩女”话语上,反过来,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这也是相亲角层出不穷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

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度过?怎样的人生,才是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并值得拥有的?关心,分享,爱,性,亲密关系是否与婚姻紧密相关?当中国女性越来想明白这些问题时,她们悲催地发现:自己被社会建构成了“剩女”。她们并非有意与婚姻制度作对,只是更多地是重视个人的感受和价值,给自身多一点空间,不愿意为了结婚而结婚。最终,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宽容,自由和尊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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