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择校潜规则害死三代中国人

姚树洁:择校潜规则害死三代中国人

摘要:中国人多资源少,两极分化严重。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前者可以进入天堂,后者则可能沦为终生贫贱。因此,所有家长都拼尽全力,争取让孩子上好大学,争取当上等人。但是,由于教育资源短缺,加上政策的种种偏差,全国上下,从幼儿园开始,家长们天天琢磨着如何让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办教育的人,领导教育的人,抓住人们这种望子成龙的焦虑心理,制造出一个个陷阱,让家长们把大捆打捆的货币往里面填,让小孩没完没了的上各种补习班和奥数班。天量级的择校费,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以及与择校有关的一系列潜规则,应运而生。这些潜规则,就像一条巨大无比的铁链,紧紧的锁住家长们的脖子,并抽打着数以亿计小孩的肉体,严重破坏他们纯真的梦境,捣毁了他们人类最原始的科学创造灵感以及童年的快乐。

无情的现实让人发指

我7月底到了西安,朋友说,他的小孩陪妈妈到美国学习。孩子夏天从美国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上西安一家有名的初中。

这个小孩我从小就认识,无比聪明,所以,我一点都不为她的学习担心。但是,在她5-6岁时,我却亲眼看着她每天学习到深夜11点多才能睡觉。有时我看不下去,跟她的父母说,不能这样逼孩子啊。周末和假期,也没有一天是空着的,父母都要她上奥数班,英语班,小孩很少有时间玩,跟我在英国的小孩相比,真是让我为她心疼,也打抱不平。

我让朋友不要这样。可是,朋友却说,‘姚老师,我们已经算很好的了。你都没有看别人是怎样逼孩子的,你要知道了,肯定吓死你。在中国,每个家长都这样,你要不这样,小孩上好学校的希望就没有了。’

听说西安有5所上好的中学,每个城市都有上好的中学。每个家长对这些出了名的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在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记的等瓜烂熟了。对进入每个学校的门槛和潜规则也都是倒背如流。

例如,在西安,如果你的小孩考试不能名列前茅,但又是能够进入所谓的最低录取线,你必须按照实际的分数,和不用交赞助费的分数差额,进行缴费。这个差别越大,赞助费就越大。几年前,上重点初中的最低赞助费是3万元,现在,最低的赞助费是7万元。最低赞助费,加上差分费用,就没有办法计算了。

除了赞助费,每个学校每年都留一些特别的名额,专门给递条子的人。有了条子,也许不用赞助费,或者持有条子的学生,分数可以更加特别。这里面的种种猫腻,只有当上这些重点小学和中学的校长才最为清楚。

知名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大大的肥差。但是他(她)们是被任命的,不接受条子,就有可能丢掉乌纱帽。对普通的家长来说,校长就是上帝,高高在上。给了钱,没有足够的分数,任何家长想请吃饭,单独搞点别的,一般都要遭到拒绝。但是,对那些递条子的主,任何一个校长,都必须认真对待,处理不好,自己的肥差,就可能变成别人的了。

这些官场上的东西,我知道的太浅,也没有必要说太多。我所关心的,是那些没有办法递条子的家长,如何面对这样无情的竞争。

一个理想的考试和录取制度,应该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权利制定最低录取分数线,考生可以同时报考3到5个学校。当考生的分数上了某个学校的分数线时,该学校就必须无条件的录取。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校录取同一个学生,最后的选择权就落到了考生的身上。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严格按照学区录取,不分分数的高低,只要符合学区规定,录取就是无条件的。

潜规则的基本情况

首先,重点学校的名额远远的小于报考的人数。本来,这些学校应该可以把分数线抬得很高,逼迫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知难而退。这样一来,学校保证学生的入围质量,大家也必须接受优胜劣汰的道理。

但是,可恶的体制不是这样做事情。这些重点学校,故意把录取分数线定低。例如,本来只能招500人的学校,故意定了两条分数线。最高线只能让200人通过,这些人分数奇高,所以不要交赞助费。最低线故意让800人通过。而处于高低两线之间的600人,只能有300人最后可能被录取。

结果,这600人的家长,没有钱的必须主动退出,哪怕孩子的成绩非常接近最高线。而有钱的家长,则愿意出高价钱,让孩子进入该学校。要知道,最终这300名入学的学生,在西安的当前情况下,最低必须交7万元的赞助费,加上差分补偿,可能就是10几万元了。对有钱的家庭,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不会伤筋动骨。而对中低收入家庭,这却是一个天文数据。另外被迫放弃的300人,如果分数低也就不算太冤枉,如果分数在500名之内,他们就是非常的冤枉了。

择校潜规则导致恶劣的连锁反应

这样的择校潜规则,不但大大增加整个教育的社会成本和家长的压力,而且还滋生出一连串的教育体制弊端。

例如,因为家长们知道了这些潜规则,考试分数成了比黄金还要贵的东西,哪怕就是1分的差别。没有钱的家庭,要让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出能够进入前200名的分数。就算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是拼命的往这个方向争取。

你如此,我如此,人人都如此,每个家长都被逼疯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个小孩还没有被母亲怀上之前,母亲就已经给他(她)制定了一条严密的学习计划,而不管这个计划有没有理性。当母亲苦,当父亲苦,当爷爷奶奶也苦。但是,最苦的就是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小孩。还没有来到这个人世,就已经必须准备来吃苦了。否则,父母,爷爷奶奶,无法在朋友面前骄傲,否则,自己今后没有办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上等人。

这就是每个中国小孩的宿命。

可怕的教育成本

在经济方面,我本月初在成都和一位大学司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那个司机每月3000多元的固定收入,老婆也在同一个大学工作,每月也有3000多元,是一个国家单位的工薪家庭,房子也是大学的房改房。因为他们在大学的工作时间长,所以,一切听起来都是很不错的,不像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工薪阶级。

我问他,‘你有小孩吗?现在读书了没有?’

他说,‘我就一个女儿,现在读初中。’

我说,‘她不用交学费吧?’

他说,‘不用,不过,这个假期补习20天,我要交6000多元。每年三次补习,总共花近两万元。’

我说,‘天啊,上学一年不要学费,补习这么短的时间,一年花2万,是这样的吗?’

他说,‘是的,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跟着,就是想让小孩不要被她的同学看不起,今后上不了好学校。我们收入还好,房子也没有问题,我父母有大学的退休工资,也不需要我们的钱。我和老婆,就是把存的钱都给小孩读书了,也没有什么。’

多么朴实的工人,多么实际的情况。他说没有什么,我却认为有什么。

如果不是这个教育体系,他们会过得更好,可以有许多的钱去拉动所谓的内需,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把钱都扎堆在这个效率低下,摧残小孩身心健康的教育体系,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大家还记住我以前发的博文吗?我讲了一个北京的哥,还有一个北京的嫂的故事,他们最大的开支,也是小孩的补习费用。

可见,这些补习的费用,是每个普通家庭一笔永远的开支。先不管这些开支给每个家庭造成的困难,给每个小孩造成的无比压力。我在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学校不能在规定的学期里把课上好,非要让学生通过补习的方式才能够学到东西?

也许,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比别的小孩更有竞争力。但是,当每个小孩和家长都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呢?

本末颠倒的教育体系是高分低能的原罪

在这个恶性竞争的环境里,每个小孩都变成了读书的机器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读书,考试,考的越高越好。

可是,高分数如果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苦读,而不是通过劳逸结合,循序渐进,以及自己的主动兴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英国,中国学生遇到了英国学生。第一,他们的考试成绩不一定能够超越英国学生,如果入学的分数是一样的话。第二,自我思考,自我研究的能力,或者写作能力,中国学生往往不是英国学生的对手。而英国学生,他们的学习,不是从一开始就没天没夜的拼命的,他们大多数也不会为了争取一个什么学校而去一分一分的拼命的。

在国内,许多大学生考了高分,进入理想的大学。但是,一旦进入大学,原来拼命的学习劲头突然间消失了。他们把中小学受到的压力,一下子从大学里得到释放,读书再也没有那么认真了。这当然还有大学本身的问题,而关于大学的种种问题,在这里就不必讨论了。

要知道,中小学教育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够让小孩成才的却是在大学的阶段。换句话说,大学教育是最关键的,不是中小学。当今的中国教育体制,本末颠倒,中小学拔苗助长,大学却缺乏最严密的教育科目设计,以及最优秀和最有责任心的老师。这不是大学的错,更不是老师的错,而是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缺乏科学合理的人才聘用及考评体系。

有的学生能混则混,而学校则能放则放,没有严格的淘汰制。我儿子4年前上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他的专业进去的学生都是AAA级的,一共145人。今年毕业的时候,只有115人毕业,4年间淘汰了30人。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没有这个胆量,想当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就慢慢的等吧。

结束语

我没有否定30多年来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我没有否定家长的苦心和努力是为了孩子好,我更没有否定孩子们的拼命精神是世界上最悲壮的。

我在这里讲的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理性的改革目前这种择校制度,大学教育体制,资源分配体系,中国不仅能够教育好一流的人才,还可以极大的减轻家庭和小孩许多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至于如何改,我相信,中国不乏高见者。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家和政府有没有勇气承认缺点,有没有勇气打破目前的利益链条,有没有勇气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采取一些以前不做,现在不敢做的果断措施?

阅读延伸

唐昊:“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

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身份社会”的回潮

当代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选拔标准本来也属于能力取向,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似乎要重新回到以身份、而非能力来选拔政治精英的老路上去。近年来多地发生“定制”报考条件、萝卜招聘、面试打招呼、更改考试成绩等现象,以保证官员亲属在公务员考试中胜出、把没有关系的普通平民子弟拒之圈外。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地方甚至将本已通过考试的考生通过体检舞弊的方式拒之门外。

去年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中,在笔试面试中过关的考生被判为体检不合格而出局,后发现是体检舞弊的结果。此案尘埃未定,考生陈彬参加贵州公务员考试总成绩第一名,也因体检结果被人做文章而没有被录用。最近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的遭遇更加离谱,其在贵州省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的她却被以体检中检测到梅毒血清为由拒绝录用,但非指定医院的检测却证明其并无梅毒。

与缺乏本地政治精英家族背景的平民子弟被拒之圈外相反,更多干部子弟获得了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机会。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3年、5年乃至10年、100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而去年某北大博士一项引起学术圈轰动的调查则表明,在一个化名为“中县”的地方,重要的公务员职位获得者,大多出于本县的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没有这些家族背景,基本上难以进入地方政治精英的体系。

类似的事件和数据,都显示出中国政治精英的圈子似乎有自我封闭、内部循环、认身份不认能力的趋势。

 “拼爹”作用没想象大

话说回来,人们的观感是一回事,但实际上身份的作用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有调查显示,虽然干部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份,但更多地表现为入口处的不公平。也就是说,父母是干部的青年确实更有机会进入公务员系统,但其若想升到更高的位置,却更多地还是靠个人能力和其他际遇。除非父母的行政级别足够高,否则单纯凭借一个干部亲属就想进一步上位,是很困难的事情。有研究显示,“科级”是一个门槛—父亲是科级以下职位的青年获取副科级及以下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98倍;而父亲是处级及以上职位的青年获取科级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55倍。

也就是说,“拼爹”的效应在初始阶段很大,但以后则并没有更多发挥的余地。只有高级别的公务员才可能在子女向科级以上晋升的路径中发挥足够的影响。但父辈是高级干部的青年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其对整个阶层固化的作用并不大。

至于另外一些社会学研究结果则显示,从各国情况看,现代社会官员代际传承主要还是通过教育等区位优势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将子女送入更好的学校,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强化其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现在此种做法在国内的效应,要比直接出面破坏规则送子女进公务员门槛的方式,无论从规模、还是效果方面都大多了。

入门不公最易引发民愤

“新身份社会”的政治精英产生机制,除初始阶段外,并非像古代社会那样是通过直接的身份继承来实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所以政治精英选拔的“身份取向”会让公众在观感上有如此强烈的印象,恰恰也是因为这种身份取向的选择存在于政治精英选拔的初始入门阶段。这个阶段离老百姓最近,最关乎他们子弟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唯一一个可以由老百姓直接参与的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腐败是最令人痛恨的。而对那些被以各种名目拒之门外的平民子弟来说更是如此: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同时,通过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使子女获得区位优势,还属于一种戴着面纱遮遮掩掩的间接继承,也不至于引发更大的民愤。但如前所述的通过直接的修改分数、打招呼、体检作弊等方式将干部子女塞进体制,则是将原来的面纱一把撕下,使得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又退化为以身份为指向的直接继承,这对政治文明和公众情感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

资源紧张下的权利期待

以上数据和案例试图说明的是,虽然观感上政治精英的圈子固化现象是存在的,但政治精英圈子固化的动力更来自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至于制度选择的身份取向其实并不如印象中严重。即使体检舞弊等形式也说明政治精英必须以突破制度框架的方式才能实现代际传承。这表明制度本身的能力取向还是要承认的。只不过制度的进步面正在遭受政治精英本身的破坏罢了。这里作如此判断不是为政治精英阶层开脱,而是必须要警惕: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不仅在公务员职位的提供方面,其实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这当然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由于许多社会资源被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余下不多的资源而斗争。而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的时候,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趋少。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在阻碍着社会成员向上流动。

同时,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权力和权利的想象和期待却空前地扩散了。中产阶层、经理阶层、白领工人的出现,都使阶层结构复杂化,新生的阶层及其子弟试图要分享政治精英的权力。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越来越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自己的利益要求究竟通过谁来表达?如何能够选拔出与大众相联系的精英?个体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这种期待和想象给掌握分配社会资源权力的政治精英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也加大了政治精英群体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

斩断“身份继承”链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许多政治精英会选择让子女实现“身份继承”,也说明政治精英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选择其实已经不多了。以往的政治精英子女很多会选择经商、出国、成为技术精英等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但是现在这些非政治的圈子里成功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其原因也耐人寻味。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商业、学术、技术等各个领域都遭受侵蚀,导致越是远离权力中心的领域,越缺乏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包括商人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在感叹谋生不易。

所以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当政治精英试图为子女打造更好的前途时,却发现这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已经被过度的行政权力所破坏,前景堪忧。于是就只好将子女送回自己的圈子里,保证他们通过行政权力获利。而“身份继承”的结果注定会降低这个群体的质量,同时也关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阀门,从而危及到政治精英自身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阶层长期严重固化也将导致精英阶层本身处境的恶化。

面对“新身份社会”的危险前景,我们必须承认,并非少数公务员职位的得失,而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才是身份和阶层固化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根本的解决方式仍须着眼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要获得执行这个解决方案的动力,按照集体行动理论,则应由集团内部具有最大利益的成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实现良性的集体行动;或者藉由外部的制约斩断成员与“身份继承”行为之间的利益链条,即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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