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南方事变——南方报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侯方域:南方事变——南方报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年六、七月间,南方都市报一名内部审读员向上级献计献策,要求南方都市报不再使用一位著名美术编辑的漫画,理由是其人其画会给南方都市报带来政治风险。审读室是南方都市报新成立的一个部门。

  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南方周末》八个版的专版被撤换。审读员用红笔删掉平民遇难者的故事,只保留殉职官员的报道。这个报纸大样被公佈在微博上,随即被新浪删除。

  水灾遇难者“头七”这天,北京的《新京报》刊发了22个版的纪念评论和特刊,这与南方报业大面积删除水灾新闻的做法形成强力对比。无力的编辑记者、失望的读者发出哀叹。

  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号召报社内部问责,同时将矛头指向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呼吁驱逐这位极左的意识形态长官。笑蜀在去年3月份被南方报业除名,庹震在今年五月空降广东。

  庹震是一位极其保守的新闻官员,他在经济日报完成了长达20年的资歷积累。在新华社副社长的数月任期内,他执行严苛的审查标準,以致於他赴广东任职后,新华社的人弹冠相庆。

  有消息指,庹震南下,带著整顿南方报业的任务。与庹震同时期到来的,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兼任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為他接替即将退休的南方报业社长杨兴锋做预备。

  南方报业频传坏消息:2011年,著名的政论作者长平被彻底驱逐,南方都市报评论部被改组,有评论员和评论编辑被清除;近期,深度新闻部主任喻尘被辞退,评论周刊从八个版减到四个。

  南方报业到底发生了什麼?一连串辞退编辑记者的行动是怎样发生的?针对南方报业的新闻审查是怎样起效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报业内部的自我审查又是如何嵌在办报过程的?

  母报—子报的权力变异

  南方报业的权力结构分為集团(编註: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子报系(编註: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辖《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十一份报纸)两个层级,2006年范以锦社长退休之前,一直克制集团对子报的介入,较好地维护子报系的独立发展权,这一切从杨兴锋担任社长开始转变。

  《南方日报》是母报,可集团的收入主要靠《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导》等子报供给。但这些子报的总编无论业绩多出色,都难以升任集团社委(南方报社管理委员会委员的简称),后者属省管干部序列。

  2008年之前,集团副总编辑兼任子报负责人的情况也有,但都比较好地尊重子报独立办报,不做干涉。在杨兴锋社长任期的次年开始,集团委派社委去子报时,开始加大介入力度。

  明显的例子是集团社委曹軻下派到南方都市报、王更辉和黄灿到南方周末做负责人之后,子报系的平稳局面被打破,失去对编辑方针和用人权的把握,激发了原本均衡的子报系的内部矛盾。

  通过2008-2011年三年的衝突与调和,子报系的独立权被集团收服,社委不再是清白的“集团代理人”,而成為子报系的实际控制者,这种权力结构的模式就此成型。

  母报-子报权力模式的改变,对子报而言,再也不能用报纸的价值观自行其事,也无法庇护那些触犯禁令的编辑记者。对宣传部而言,这种权力结构降低了管人管媒体的难度。

  换言之,只要掌控分管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集团社委,就可以达到控制整个子报系的目的。社委作為省管干部,升迁的否决权掌握在宣传部手里。驯服社委就可以控制不听话的“两南”(《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合称)。

  子报系对集团收权的反抗能力急剧下降,2008年前后,当集团试图撤换《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时,大部分深度调查记者和评论团队联署,以集体请辞逼迫集团收回成命。

  2011年长平出走之后,庄慎之遭遇明升暗降的境地,普通的编辑记者已经无能力组织狙击。当然,庄借助全媒体运营委员会架空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改写权争格局则是后话。

  母报-子报系的权力设置本是為了加强集团与子报的合作,但是在短短五年时间里,演化成牵制《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子报系的权力通道。内外部的控制与屈服更是藉助这个渠道增强势力。

  内部审查成建制

  中宣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都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是在报题、成稿、上版、付型等出报流程上,对《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进行日常化、密切审读的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

  南方报业在集团层面设有审读小组,主要负责审读《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深度报道以及整个《南方周末》的报道,这个审读小组在汶川地震前后被强化,向总编辑负责,随时报告,有删改的建议权。

  南方报业的编辑记者对审读小组的工作大多抱以蔑视的态度,但随著宣传部门对南方控制的深入,审读小组受到了专门扶持。这从在南方都市报扶植建立审读室可见一斑。

  南方都市报原本没有审读员这个岗位,2010年底开始设置,但这个岗位受到同事鄙视,审读员与其他同事经常发生口角,作用不大,这位审读员最后选择离开。 2011年下半年开始,集团审读员小组不敷使用,重提在南方都市报内部增设审读岗位。今年初,在原校对室的基础上建立审读校对室,增设审读员,该室由一名曾掛职省宣的新闻编辑任负责人。集团层面的审读小组,挂靠在南方新闻研究所,不是专门的科室,曾经有人推动过在集团成立审读科室,杨兴锋一直不置可否。

  杨兴锋做到了在集团层面拒绝审读建制化的努力,但他没能阻挡成立南方都市报审读与校对合併的指令。集团与南方都市报的两级审读小组对口宣传部,强化对新闻报道的审查,执行禁令,甚至层层加码。

  至少在2010年之前,南方报业内部的自我审查有一定的公开性。比如宣传部的所有禁令都可以在南方都市报内部网上自由查询,集团审读小组会定期将审查记录转发到报系之间供查阅。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审查和自我审查都是秘密进行。禁令再也不能在内部网上备查,只转发到总编手机上,由他们向下口头或电话传达。审读小组也不会再暴露审查记录。

  去冬今春,在庹震与杨健空降南方前后,南方内部的权力调整随著震盪再次被激活。曹軻离开南方都市报,赴南方网升任厅级干部,宣传部则利用其继任者及审查机制灌输控制力。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报业现任总编辑张东明热衷於激发审查机制的积极性,新闻审查官出身的他亲自参与对《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审读,是歷届总编辑中所未有,是内部审查机制的总负责人。

  因遭受同事鄙夷,审读员只能向上、向宣传部寻求保护。為此,他们言听计从,靠提高审查程度博取欢心,把社会急需的真实报道贴上“危险”的标籤,还做出告密和出卖行径。

  不能承受的荣誉

  南方报业的最近四年,有两个相反的、同时发生的“成建制”趋势:一是成建制地驱散坚守南方办报传统的员工,二是成建制地建设起内部约束的潜规则,两者共同消耗南方报业的荣誉。

  作為上述趋势的结果,南方报业的管理者基本放弃了使命管理。总编层面的人忌惮别人提倡新闻理想,即使不过是口头上说说,也会被当做是敏感词,被认為是危险的鼓动。

  对笑蜀、长平、喻尘等人的驱逐,儘管有著中宣和省宣的定点清除指令,但是从南方报业严格执行的情形看,后者也当是消除了安全隐患,急於甩开包袱,顾不得外界舆论的批评。

  南方在对待几十年传媒荣誉方面,变得神经质,既不能接受读者的表扬——那样会被理解成对宣传部的违背,也不能接受读者的批评——这样会加重报纸负责人残存的愧疚感。

  变异的权力通道,加上不断扩大人数的内部审读员,加重了南方报业价值观的裂变,完整的新闻操守难以保证。主动放弃办报优势,员工人人自危,陷入了价值观分化的惶惑中。

  《南都周刊》近期被列入审读范围,这预示著南方报系内的价值空间将受到进一步挤压。这种举动所释放的紧张信息会被内部人迅速吸收,从而让自我审查像病毒一样自我繁殖和传播。

  对南方新闻荣誉的不敢坚持,会以两个面向的边缘化来指导实际办报办刊。一是像对待长平他们那样,将代表人物边缘化,遏制其作用;二是将审查机制扩散到报系边缘,不留死角。

  观察南方报业在本次北京水灾报道上的表现,显示了编辑记者与报纸控制者对待荣誉的严重分歧。考究起来,变异的权力结构与重重审查机制合谋,终於在南方结出了邪恶的花果。

  “南方”走向何方

  与前任社长范以锦相比,杨兴锋注定是南方报业史上的悲剧人物。他没能完成承上啟下的歷史使命,在他任内所稳固下来的母报-子报权力结构,為南方的拆解留下了入侵的路径。

  1982年,当杨兴锋与庹震各自走进《南方日报》和《经济日报》时,谁能想到30年后,一南一北的他们会以诡异的角色与南方报业结缘。一个是风雨中的裱窗匠,一个是南下的终结者。

  2011年11月中国记协改组,杨兴锋落选、杨健顶上。杨兴锋作為李长春主政广东时专门报道省委书记的省报特派记者,不被信任,代表这盘驯服南方报业的棋局正式拉开序幕。

  庹震上任伊始曾说,不要将他的到来与杨健急调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看做一回事。可得益於庹震主持广东省宣,北京终於可以直接遥控羈傲不逊的南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从2008年四川地震或更早时候开始,遏制南方、调整南方的办报方向就是北京的宣传策略。此间歷经京奥、上海世博、60年大庆、亚运会等反复狙击不成后,宣传系统终於痛下杀手。

  在现时的执行中,直接受命於北京的庹震,与坐在省宣办公室的南方报业杨健书记携手联动,收效显著。杨兴锋的退休进入倒计时,南方报业毫无反手之力,也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

  张东明在2003年从广东省宣新闻处处长调到南方周末任总编,经过近十年与南方报团内部的争夺,终於当上了集团总编辑。眼下,南方报业内外都处在宣传系的直接控制下。

  压制南方报道的声誉成為控制的全部内容。因此,才会有专门针对南方的特别禁令,也才会有北京上海都可以报、唯独南方不可报的例外,也才有内部审查叠加常规禁令的变态。

  这样的舆论箝制目的无他,就是要让南方报业在大陆新闻界不断被边缘化。从这一年的内外控制看,这个目的收效明显,南方缺席重大报道、在重要议题上封锁声音,成為常态。

  张东明干预南方周末的十年里,南方周末的传统儘管被打散,许多人离开,但传统在年轻记者编辑那里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这位报业总编辑兼职集团首席审查官,显然不能凭藉外部压服获得内部认可。

  一般的审读员受到同事们的普遍鄙视,他们的人数不能适应扩大的审查需求,与编辑记者口角不断,疲於奔命而又心态沮丧。在南方报业传统的映照下,这是一群失败的人。

  今年春天,《南方都市报》新一批中层管理者到岗,这是程益中离开《南方都市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层更替。他们刚一上岗,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成為继宣传系、自我审查机制之后的第三个变量。

  从南方报业募集五亿元中期票据的项目书上透露,南方报业负债率高,盈利能力骤降,经营前景甚是暗淡。全媒体战略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价值基础上出发,蚕食报纸红利,前途难料。

  据南方周末创办人左方披露,在张东明任职《南方周末》的那年,当年广告收入计划未能实现。歷史又将南方引到了相似的场景,只不过问题从一张子报蔓延為整个报团的问题。

  领袖人物左方被排挤在今年选出的广东新闻终身成就奖名单之外,但他仍得到南方新闻人更多的尊重。《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被勒令删除后,读者的愤怒显示了南方报业的灵魂仍在民间。

  疑问在於,南方报业有勇气取回办报的灵魂吗?张东明曾经在《南方周末》创刊20年时说,要办成百年大报。他所指的百年大报,谁敢确定一定不是1949年后的《大公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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