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为这个时代发声

资中筠:“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为这个时代发声

  7月18日下午两点半,资中筠先生准时出现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S226会议室里,话音未起,掌声先起。落座之后,资先生语调谦和地说“今天讲的没有很深的学术道理,都是常识和逻辑,自己的体验感想。”听罢讲座,才知道资先生的“常识和逻辑”并非所有人都能参悟透彻,也难怪作家毕飞宇形容资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是,她的风度与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1930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精通英语及法语。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


   1996年退休之后,资先生十余年间“针对心中不太同意的说法有感而发”笔耕不辍,陆续推出了《斗室中的天下》、《财富的归宿》、《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册)多本著作,她追寻真理的勇气和澄明的思辨,激励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前进。在18日下午香港书展的讲座上,资先生从“人性善恶论”讲起,细细梳理目前中国流行的各式观点。对于社会陋习顽疾,“毫不留情”地给予尖锐深刻的批评,“爱之深,责之切啊”,资先生莞尔一笑,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人性双重论者”

   有人说,内地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毒奶粉”、“毒胶囊”等社会新闻事件,可以解读为当代中国人人正一步步滑向“道德败坏”,甚至“道德沦丧”。资先生对此并不认同:“这类事件的始作俑者确实‘道德败坏’,但是如果仅仅归咎于‘道德败坏’却有失偏颇,真正的根源在于法治的缺失。因此解决之道不在于‘道德感化’,而是健全的法制约束。法律不能惩戒作恶多端的人,也就无法保护道德高尚的好人。”

   资先生认识一位做药的企业家,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做假药的成本和所受惩罚力度太小了。“做真药需要更高成本,所以竞争不过做假药的。如果做真药可以畅通无阻,那么做假药就必定要破产。社会保护不了做真药的人和道德高尚的人,最后这个人要么转行或破产,要么也变成做假药的了。现在就是用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问题。”资先生说。

   资先生说,人性中原本善恶并存,在某些环境和制度中,恶的一面可能会被激发出来;反之,善也可以发挥得非常好。“我是‘人性双重论者’,三字经里说到‘性相近,习相远’,我认为讲得非常精辟。古今中外,都有非常令人感动的善举,也有很多恶习。”荀子有言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后人因而称之为“性恶论者”。资中筠却认为荀子和自己同为“人性双重论者”,《论语》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资先生并不完全赞同,她更认可荀子的看法,即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也无法完全以义代利,而桀、纣这样的暴君,不能完全泯灭人们的好义之心。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

   “人类最基本的诉求,一是生存,二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当然这是动物普遍的需求,不仅仅为人所独有,人之异于禽兽在于大脑的发达,思想的自由。”说到这里,资先生与听众分享了一段她的趣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资先生食不果腹,天天想吃肉,心里却以此为耻。后来在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中读到,大脑需要蛋白质来支持,如果只以植物为生,摄入蛋白质较少,大脑发展得就会更慢一些。“原来蛋白质是大脑进化的条件,那么人想吃肉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而人只有具备了思想才不是动物。”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资先生却一直印象深刻。“追求自由是人和动物的共同本能,古今中外,不约而同的惩罚都是剥夺人身自由。人具备思想,人之异于禽兽还在于追求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本性。”

  “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18世纪,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一场议会演讲中的呼声,余音绕梁地跨越了几个世纪。自由之于人类社会到底有多重要?资先生认为“失去自由是妨碍文化繁荣的因素”,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要归功于人脑的“胡思乱想”,也就是思想的自由驰骋,探索未知奥秘,触摸新鲜观点。“凡是禁锢思想自由的时代,文化是没法繁荣的。春秋战国、魏晋虽是乱世,却不曾管制文化,因此很繁荣。”

   资先生是《廊桥遗梦》一书中文译者,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风靡一时。许多读者关注故事里恋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问题,忽略了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高速发展的经济把大家都变成了一样的人。资先生说,除了被外在权力所禁锢的自由之外,自我禁锢更可怕,自我放逐地随着“风气”走,泯灭了自由的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眼下有的年轻人整容、崇拜奢侈品,不惜为此缩衣节食,资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封建社会有“缠足”陋习,这并非来自国家的强制命令,好不容易废弃了,现在又兴起了整容之风。她问道:“审美的观念为什么必须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对公众利益冷漠

   “现在人们总说‘西方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似乎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区别,其实从全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道德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勇敢、诚实、诚信、仁厚、见义勇为,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域都被视为美德;相反地,怯弱、奸诈、背信弃义、见死不救被认为恶习。社会群体形成之后,人不再是自然人了,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建立在追求利己目标的同时不要损害他人之上的。”资先生说,现在我们所讲的文化差异,其实是指第二层次的文化,比如语言、艺术、审美、生活方式、习俗、礼仪等等,这是各个群体、民族和国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可以相互影响、渗透,但各自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也无所谓优劣。我们讲弘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如果是针对这一层次的文化而言,那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让资先生愤慨的是,方兴未艾的“弘扬传统文化”潮流,怕是以“传统文化”之名掩盖制度问题。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自由”的观念,所以中国人不需要这些。资先生认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不属于文化领域,一些鼓吹传统文化者实际上是在拒绝能“保障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制度”。今年7月,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推出了资先生的新作《思想不能用钱买》,其中收录的《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一文探讨了文化与制度二者的关系。资先生认为,长期实行的制度形成了某种思维方式,从而孕育一方文化,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阻碍制度的革新,旧的制度和习俗是非常顽固的。

   资先生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在长期顽固的王权专制统治之下,发展出一整套可称之为“中国式”的文化观念。比如等级观念,重皇权、轻民权,重人治、轻法治,重家室、轻个人奋斗,还有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了对公众利益的冷漠。此外,还有人将自己的命运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靠自己维权。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制度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顽固的文化观念仍在阻碍进步,因此有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孔教的名义阻碍包括婚姻自由、思想平等在内的各种进步,所以鼓励要挣脱旧礼教的枷锁。但是在某一个时候,大家思想已经到了要突破的时候,制度却禁锢了文化的前进。当前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文化,而是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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