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鈜:从风险社会到凶险社会

金生鈜:从风险社会到凶险社会

  中国社会近两年来,社会冲突的恶性案件不断出现,特别是近期个体性的恐怖行为的增加,如福建南平小学惨案、广东雷州小学惨案、江苏泰兴幼儿园惨案,还有普遍性的生活资料的安全问题,如三鹿毒奶粉,海南毒蔬菜、江苏假疫苗,等等,说明中国社会的风险程度到了危机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凶险社会。

  当一个社会从乡村式的熟人构成社会交流的有机社会,进入到范围更大的陌生人构成的机械社会时,人与人的交流关系间接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仅依赖身边相互熟识的人,更多的是依赖并不知底的遥远的陌生人,这意味着现代生活的风险系数增加,相对陌生疏远又相互依赖的现实,使得人们社会交流的危险性难以避免,因为生活的安全和惬意建立在一个陌生人群体所提供的环境条件上。想想看,您喝的是可能一个遥远的牛奶厂生产的“毒牛奶”,您吃的可能是你根本不知道的人种植的有毒的蔬菜,而您对这一切都无从知道,您的生活的安全从何而来?

  人与人是相互依赖的,这是人共同生活的本质。风险是从相知的熟人社会到陌生的机械社会过程中不断提高的。这一点不足为奇。关键是如何抵御风险。现代社会提高人们的安全和惬意的方式无非是让相互疏远和相互陌生的人们容易产生相互期待的确定性行动,也就是说,我们都期望安全和惬意,因此,既是我们相互陌生,但我依然对您的行动有确定性的预期,您对我的行动也有确定的预期,也就是说,我们尽管相互疏远和陌生,但是我们的行动可以实现预期。

  现代社会抵御风险主要靠两种方式,这就是政治和教育。

  政治是营造良好而正义的制度实践而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社会行动,通过制度的良好实践一方面让人们体验到相互依赖和相互平等的重要与不可缺乏,形成相互友善的趋社会性情感,另一方面让人们接受制度的限制、规范和引导,把这样的对制度规范的接受看作是形成良好的共同生活以及实现制度的正义性的不可缺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伦理。所以,政治实践对于美善生活的营造是从这样的抵御风险的制度实践做起的。如果政治的制度实践不是面向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通过遵守制度实现的行为可期望性,甚至激发和增加人们之间的怨恨情绪,形成社会分裂,这就意味着政治的失败。

  教育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养育而引导人们在风险社会中追求善的行动,实现对风险的抵御。教育的道德人格养育主要是培养理性和德性。理性让人们避免盲目、蒙昧和暴力,通过理性交往的方式,以理服人,同时,理性意味着人们知道怎样做自己的主人,让理性掌管情绪与欲望,形成对于合理结果的期望,形成对自己的治理。德性是由普遍道德原则的实践而形成的道德人格,这意味着一个人对于普遍的道德原则具有理性的确认和行动的实践,也意味着一个人在实践道德原则的过程追求自己的道德价值,形成了高尚的品格。教育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为了这样的道德人格的。所以,教育是通过积极的、善的方式,培育人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从而让人在社会交往中积极地表达善意。如果教育把人当作工具,或者通过竞争结构培养人们在竞争中战胜他人的能力,或者推崇那些竞争获胜的人,贬低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甚至学校让学生相互监视,相互举报,相互惩罚,那教育无疑就是在人们幼小的时候激发怨恨心理。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在人们的心中培养善意,培养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

  也许在中国社会,政治的问题和教育的问题,把人们的生活的风险系数提高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生活的不安全感,使得全社会的人们都感到生活的艰难和危机。有人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高发归结为社会到达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把人们在社会中的责任行动归结为一种自然现象吗?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代价,而不是社会治理和教育出现了根本错误,不是从事社会治理的政府和政治的责任行动出现问题,不是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失去了道德的制约造成的后果。这无疑排除了政治和政府的责任。

  风险社会是人与人之间间接依赖性增加的必然结果,而凶险社会则是政治和社会的治理问题带来的灾难。

  在一个风险不断增加的社会,如果政治在理念上把人们当作被统治者,把政府和法律当作必要的暴力机器,那么在政治的实践中就会以暴力形式对待人民。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的实践传统上就具有一种政治压制和暴力反抗的斗争关系,这样的政治悖论在中国社会中不断延续。一方面是政府极权,另一方面是民不聊生,一方面是政府压制,另一方面是民众不堪忍受之后的暴力反抗,而暴力反抗的成功必然把以暴力来防止反抗作为维护统治的要务。中国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踏步。结果是,政治的形态是压制的,而民众的心态是顺应与反抗的波动。

  中国的社会的政治理念是斗争的,在暴力理念中,政治被看作是争权夺利,社会被看作是尔虞我诈,人们价值共契、相互合作的信念是薄弱的。这样,不论是宏观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领域,人们倾向于以恶抗恶,政治的实践把民众当作暴民和刁民来对待,从来把他们看作是实现统治意志的工具,把民众看作是随意处置的隶属品,所以对于民众的政治奴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要么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迫使民众奴化,要么是通过灌输和规训的手段使民众具有奴化的心态。特别是官府以暴力的手段对待民众,使得民众形成了官民、政府与个人二元对立的政治意识,结果是斗争和暴力意识成为人们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承认的根本方式。

  中国政治实践的暴力形式,随意地处置民众,使得民众遭遇不正当的对待,民众受到政府的冤屈无处得以表达,怨恨积累,终于具有爆发的时候,而这种爆发就是暴力的爆发。中国人的复仇心理和仇恨心理是强烈的,关键就是暴力政治的结果。所以,政治不是简单的事实工具,不仅仅是否有效,关键的是看政治是否具有向善的理念,是否在实践行动上良善。如果政治实践是暴戾的,那就极易养成社会暴戾的心态,养成仇恨的心态,如果政治暴力地对待老百姓,而老百姓无处求告,就会导致暴力反抗,甚至由仇恨导致的变态人格就会引发恐怖或暴力行为。

  在中国的斗争哲学里,往往把压迫中的暴力反抗看作是正当的,也往往把因为社会的原因而出现道德越轨和行为失范看作是无辜的或无罪感的,人们没有因道德自由而来的主体的完全责任感,因此,往往把社会个体无论如何都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寻找一个社会理由在道德意识上免除,人们可能会归咎社会,人们也可能归咎他人,尽可能地使得自己没有罪感。社会的恶不能成为个体行恶的理由,社会的不正义不能成为个体不正义的理由。尽管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善,个体不能不善,这当然不是免除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而是分清社会与个体各自的道德义务或责任,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对于社会和政治来说,免除任何形式人为的恶与不善的统治方式和针对民众的行为,是政治正当性的必须义务,对于个体来说,道德义务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众善奉行,众恶莫为,不能因为社会中有大恶,个体就有为恶的理由。

  中国社会的暴戾的心态是严重的,人们甚至为有些暴力正名和寻找合理性。压迫是不正当的,但暴力性的抵制的正当性也是有疑问的。人类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是非暴力反抗的典范,就是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他们奉行的就是非暴力原则,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正当诉求遭遇了严重的暴力,特别是甘地组织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遭遇了来自殖民地政府的残酷血腥的镇压,甘地坚定地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他遭遇了严重地误解和非议,但他坚毅地步放弃非暴力的原则,最终战胜了暴力。这两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英雄。

   政治一定要在减少社会合作和依赖中的风险,更不能因为恶的官府行为增加风险,甚至导致凶险,不能成为凶险的政治。政治不仅这样,还要在人群中营造善意,培养向善、行善的心态和行动,政治不能制造人们的怨恨心态,不能煽动人们的仇恨意识和斗争行为,这样的政治是不正当的,因为违背了政治的本质,政治就是使得人们能够共同生活的美好。如果煽动斗争,制造仇恨,引起怨恨,有意或无意地在社会中引起暴戾、仇视、冷漠、对立的心态和行为,那政治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关怀全部公民的生活和福祉,政治才是正当的。

  专制政体下的社会最容易引起怨恨和仇视,专制的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也是不正义的制度,专制的制度制造社会中的身份等级,否认公民的平等身份与人格尊严。专制总是把每一个人孤立化,从而达到对人的最大的控制,因此,专制营造的是相互的提防而不是信任,相互的竞争而不是合作,相互的斗争而不是友善。

  政治和教育造就人的性格,那么怎样的政治和教育才能培养公民的明达、理解、平和、合作、关怀、友爱的心灵?怎样避免公民之间那种冷漠、孤僻、嫉妒、乖戾、阴险、怨恨、算计、偏狭、好斗、暴力的脾性?

  真正的政治形式或政治实践创造者公民之间最好的关系,它不是让公民相互竞争,争先恐后地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不是在公民之间造成相互怨恨的敌对情绪,不是让公民们彼此冷漠,而是形成公民之间的相互依靠,形成公民之间的温情,也就是形成友爱之情。

  公民的友爱之心是教养的结果,不仅是通过公民的公共生活的形式培养,也是通过纯粹的教育活动培养。不过,只有通过友爱才能培养友爱。友爱是一种通过行动或者生活的实践才会实现的德性。

  一个社会要使友爱和公正成为公民的风尚,成为公民的相互联系和交往的纽带,渗透爱与公正的好的政体和好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崇尚的价值是善的、制度的原则和法律的实践是正义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生活是良善的,善意地对待每一个人,这就有利于人的友善之心的培育,减少暴戾的心态与行为。不然的话,人的友爱之心就不可能生成,即使原来存在,也会很快衰败。

  任何时候,教育都不能煽动对于社会秩序的仇视和破坏,尽管社会中有恶,甚至大恶,因为人必须社会地共同营造更值得追求的生活,不能教人们否定普遍的、绝对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因为人们的生活无条件地建立在普遍的道德原则的指导之上,建立在道德义务的支撑之上,如果否认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就等于否认人的道德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等于否定生活本身,等于反人性,不道德一定是反人性的,反生活的,反生命的。尽管社会中,存在不道德现象,尽管人们的道德上的好的价值取向可能是多元的,但是支撑共同生活的普遍的道德义务是无条件的。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的凶险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有仇恨心态?这是我们的教育必须反思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是否针对学生有普遍的暴力行为?如果我们学校教育的行为是暴力性的,那么怎么培养人的温厚敦良的品质呢?



回复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