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后庆:政府履责下的放权改革

尹后庆:政府履责下的放权改革

   在讲到教育行政改革之前,我要先提出一个概念性问题供每个人思考,那就是教育是否真能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均衡?在我看来,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教育总是有阶梯性的。从高等教育来看,清华北大不可能全部满足13亿人口的需求;从义务教育来看,只要社会观念不变,家长们还希望将孩子送到最心仪的学校,那么择校中产生的权力择校、腐败等问题就很难解决;更遑论在城乡、各城市间存在巨大经济发展差距的情况下,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为均衡师资力量,提议让一定区域内的所有老师三年轮校轮岗一次。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所没有文化积淀和传统的学校,校长不是核心,教师来去匆匆没有团体感、无法对学校的文化深入认同,这样的学校怎样发展?因此,我们绝不能将复杂的教育问题,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度量所谓的均衡,并试图用这样的舆论来引导教育政策。

   我在浦东新区有四年的时间担任社会发展局的局长,教育和卫生都受此机构主管。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在医院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只占12%,而在教育投入里财政占75%。现在医改进行的如火如荼,但从那时来看,卫生就要比教育在市场化方向上走得更远。

   浦东在教育行政体制方面推行改比较早,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两条,首先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起来,坚定地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绝不推卸。政府怎么履行职责?首先是承担全部义务教育的责任, 让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群(孩子)都能享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其次,将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定位在准公共服务上,也就是在教育成本上可以由家庭承担一部分,只要政府财力允许,社会有这种需要,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在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阶段的投入比例。按这个思路,上海在义务教育方面,95%以上的资金由政府提供,个人支付非常少;学前教育方面,在全国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支出比例占1.3%的情况下,2004—2008年五年里,这个支出比例从8.4%提升到9.1%;高中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本身也是一种改革,卫生改革方案和教育改革应该体现这个精神。

   接下来一个问题,政府财政投入后是不是就能办好教育。在政府管理过程中,除了履行政府职责外我们还要考虑教育谁来干?不是政府亲历亲为才能体现政府的职责,政府职责不能推卸,但体现政府具体职责的事务可以委托。以此为基础,我们在浦东改革中,培育起一批专业的教育管理机构,由它们来承接政府的一部分事务。以此来提升教育管理的效率。浦东新区城市化地区只占土地的四分之一,但教育的四分之三就是集中在这四分之一城市化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剩余四分之三的地区城市化后,如何将教育资源辐射出去?建立非政府、专业性的管理机构,政府对其进行委托、购买其服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特别时用委托管理方式实现部分薄弱学校重组,效果明显。

   那么政府如何培育和扶持这些非营利、专业性的第三方机构,怎样保证它的非营利性,政府与其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第三方机构渐增后政府用怎样的机制去委托和监管,怎样拨款、评估等等,这里面充满着制度创新和探索。

   总结多年经验, 我认为目前政府在教育行政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应该从管理走向治理。我记得曾经有一名中学生在上体育课时突发心脏病死了, 家长认为学校有责任, 并带人到学校与校方发生争执。这个学校建立了由家长代表组成的学校家长委员会, 委员会开会讨论否定了学校的责任, 直接平息了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 在今天政府如果用权力方式监管整个教育体系, 很多矛盾无法解决。政府管理人员不能站在“ 我来分人财物” 的管理角度, 政府固然可以分配手中的人财物资源, 更要重视制度资源的利用。提高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应该用治理的方式, 也就是设置一些制度和机制, 实现对教育的监管。

   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就是政府放权的过程。浦东的教育改革,政府部门能够放权去做的原因其实正是为了适应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上海,七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浦东新区上学。作为主管部门的社会发展局,只有90个编制,教育处只是其中之一。可就是这个人员编制非常少的教育处,要面对全区400所学校。同时,浦东的文化积淀其实远不如中心区,要促进这样一个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只能用改革的方式,运用政府财力购买第三方服务,这样的改革是“形势所逼”的必然。

   其次,现在推进改革也许会受阻于部门利益,但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来说,如果将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上级主管部门对行政效率的评估,都作为考核标准,那么改革的动力问题亦能找到来源。

   目前教育问题难以及时纠正,缺乏有效监督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督导为部门内监督,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



回复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