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道德教育必须顺乎人情

福泽谕吉:道德教育必须顺乎人情

道德是无形的,其标准既不能以秤称量,也不能以斗计量,惟有以社会众人认为善者为善、认为恶者为恶。然而,人情道理大致相同。世上既没有以欺诈盗窃为善的,也没有不以杀人放火为恶的。对他人关怀爱护的受到赞扬,对父不孝、对妻子无情的必须讥讽。骨肉手足不得成为夫妻,家庭亲属有死亡者必设法举行葬礼,其理何在?学者之间说法不一。或说是人类天然具备的品质;或说是出于不得已养成的习惯而且世代相传沿袭而来。其说各有道理,对这类深奥的学术理论暂且搁置不谈。仅就世界人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国各民族均有其长期积淀的惯例。他们各自所重视的和所轻视的,虽各有不同,但在区分善恶邪正的观点上却大致相同。

既然区分善恶的观点大致相同,那就必须以天下众人认为善者为善,认为恶者为恶,然后归纳出条理告知世人,进一步阐明道理,不使人们有越轨的举动,以保持社会安定,则需要必不可少的约束。这又顺应自然的潮流,社会上就会出现杰出的人物。他们能广泛地洞察人们的智慧和愚笨,参照古今的惯例,提出如何施教、如何引导,对其主张或口传身教,或记述成文,推广于当代,继而流传于后世。如释迦牟尼、孔子、耶稣等,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便是圣人。圣人一旦出世,把道德教育规范成为一种体系,后世的学者读其书传其言,从而使天下的人情统一,以符合其所教导的宗旨。从这一点来说,圣人的功劳可谓大矣。

不过,圣人把这些道德之教归纳一个体系,既不是臆造人世上从来没有的东西,也不是杜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新论,而是把众人皆有同感的散乱无章的片断想法做了条理分明的阐述。如释迦牟尼的经文、孔子的遗著、耶圣经中确有很多妙语警句,足以感动凡夫俗子。但那只是俗人所不能说出的一般道理,其实很少记载与人们日常铭记在心目中完全相反的内容。这和在学术上使人耳目一新的新发明相比,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过去一般人认为地球是平的,而从学术的发现看,证明它是圆的;过去一般人认为天动地静,但通过科学上的发现,才确立了地动说;过去认为磁石只能吸铁,蒸汽不过是热气,并无多大功能。这都是凡夫俗子的无知。蒸汽机、电报等的发忣完全和人们往常的认识相反。所以,在道德教育中所列举的五帝十诫,所说的父子之亲、亲友惟信,或告诫勿偷勿盗、不欺不诈等,都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世界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圣人只是顺乎人情而立教。

对哲学上的议论,姑且不谈。假定在人类世界,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认识大致都是相同的,而且,道德教育也不是圣人的新发明,而是圣人体察众人的思想、顺应人情之所向才确定下来的标准,那么,就不能不说世界上道德的本体都是一样的,惟有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之处。佛法、耶稣教多谈论未来,儒教却很少谈论未来,但是无论保种宗教都重视修身养性,都禁止杀生。在其细款上不但异宗异教各不相同,即使同一宗派内部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但这多半是道德上的枝节问题,既无需多论,也不必责难。我们惟有相信在人世间最主要的道德规范是完全一样的。对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

既然世界上的道德规范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信奉各种道德之教的人就不应互相诽谤。例如日本人信奉佛教和儒教,那么,信奉耶稣教的人就没有理由责难他们;反之,西洋人信奉耶稣教,日本人只能悉听尊便。不仅本国人与外国人不能互相干涉,即使本国人内部也应各按其所好自由信教,决不应相互介意。心胸狭窄毫无度量之辈认为惟有自己信仰的教至高无上,与其他相比稍有枝节上的差异时,便斥他教为邪门异说,并硬要纳入自己所信奉的教内。其间,由于词汇上的不同,意义理解上的不同,由此而酿成重大事件的,古今中外也不乏其例。这实在是荒谬绝伦。

道德教育对人心的感化,犹如饮食之物进入人口,与个人的兴趣、好恶有极大关系。西洋人喜饮葡萄制的酒,喜食面类及兽肉,而日本人的习俗则饮米酒,食米饭及鱼类。彼此看来,都认为是饮食奇妙之物。只要是自幼养成的生活习惯,都自以为自己的饮食味道比他人所想像的更为合口。其实,无论小麦、大米、兽肉或鱼虾,只不过是食物形态上的差别,是枝节问题,实质上,对人体的营养功能却完全相同。因为无论哪种物品都是供众人的吃的食物,而不是砖石。

由此可见,从幼年少年时起就受过耶教或佛教、儒教熏熏陶的人,尽管他们笃信其教,但耶稣教也好,佛教也好,儒教也好,只是形态上的差别,实质上在培养人的德义功能方面却是殊途同归的,因为无论哪种教义都是根据正确的人情道理、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诚然,现在确有自己不是佛教徒,便诽谤佛法者;自己不理解耶稣,便责难耶稣者。这和因不适合自己的口味便非难他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厌恶他人,是同出一辙的。

明治十七年(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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