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文学”如何教育?

陈平原: “文学”如何教育?

导读:“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百年来中国大学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文学教育,有利有弊。除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与“人文养育”的平衡互补。文学教育是面对每一个个体的学生,如“种庄稼”般,给予他们空气、阳光、水分和养料,让学生自由发芽,生长,并开花结果。回顾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以“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为主题,与当下学界进行对话,发掘并且引导学生重新认识“学问下的温情、诗意和想象力”。

一、给读书人的话

作为读书人,我怀念且支持实体书店;至于网上书店,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这回的讲座,本安排在言几又书店,后主办单位建议改在京东,我没有反对。这样一来,加上去年年底应邀参加亚马逊年会,上个月出任当当与南航合作的“阅享南航”项目的阅读大使,我算是跟当下中国网上书店的三大巨头都有了接触。

可说实话,对于如何进行图书宣传,我始终心有余虑。不会完全拒绝,但也不是积极参与。我当然懂得,书卖得好,版税就多,出版社也会更积极地邀稿。我的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于1987年,承蒙读者厚爱,从那以后刊行的诸多书籍,基本上都不会让出版社赔钱。当然,也说不上畅销。到目前为止,发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算上各种版本,中文外文、繁体简体,二十五年间从未间断,估计也就卖了十万册。

一次饭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说,他的书三个月就销了十万。我一点都不羡慕妒忌恨,因为,很难说是疾风骤雨好,还是“随风潜入夜”更让人惦念。我写书的目标是:虽不畅销,但能比较长久地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因此,图书宣传对我来说,主要不是增加销量,而是“广而告之”,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长短得失,若需要,能很方便地得到,这样就行了。

今年春天,在南方一所高校演讲,某教授告知,他当年在东北师大念博士生,妻子家教一个月,赚了一百元,被他拉进书店去,买了一套刚出版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精装三卷,共96元,妻子回家后哭了。听到这故事,我既感动,又惭愧,回京后,赶紧寄送新书给这位教授,请他转送给如今也在大学教书的夫人。这个经验,让我益发坚信,读书人的钱,不能随便骗。

我感叹的是,现在的书业很奇怪,卖的不是“图书”,而是“人气”;“人气”可炒作,可那无关“阅读”呀。我是读书人,深信这书如果你不想读,是不应该买的。

二、中文系的情怀与使命

首先自报家门:我是中文系教授,入门处是中国现代文学。从那个地方起步,不断往外拓展,逐渐延伸到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列举一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文学史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后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998,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学术史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等;教育史则是《老北大的故事》(1998)、《大学何为》(2006)、《大学有精神》(2009)、《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连同今年刊行的《大学新语》,合称“大学五书”。

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是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虽然三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毕竟不同。若想找到三者的重叠处,那很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文学教育”。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两本书,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这体现了文学教授的人间情怀、学术史视野以及自我反省意识。如果你想挑着读,建议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的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第三章“‘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以及第四章“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这三章的论述对象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大体代表了我的学术兴趣与科研能力。

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关于文学学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运,以及现代学制及学术思潮的演进等,关注的人会比较多;具体到某学术领域,如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以及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展望,必须是专业研究者才会有兴趣。推介这么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只说我殚精竭虑,写了很多很多年,那是没有意义的。酝酿时间长,写得很辛苦,并不能保证这书的质量;我只想说,经由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们对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及大致准确的判断。

三、“学问”底下的“温情”

在我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最后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比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全靠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声呐喊,更得益于教育部的一纸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以此为分界线,此前的争论,乃风起于青萍之末;此后的推广,则属于余波荡漾。

教育很重要,那么谁在研究呢?你可能脱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学院了。各大学的教育学院主要关注的是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课程与教学论等,至于我关心的“大学史”,不能说没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谈论中国大学,希望兼及历史与现状,且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文学者的“越界写作”反而显得更有优势。

最近二十年,在自家专业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探讨大学问题,先被讥为野狐禅,后逐渐得到了认可。将“教育学”与“中国文学”这两个不同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流于生拉硬扯,不是很容易的。从《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有此念想,到《老北大的故事》开始尝试,其中得失成败,甘苦自知。

眼下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自认为是较好地将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进。增订本的序言是这样结束的:记得我第一次认真讨论文学史问题,是二十年前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之谈论文学史,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从大学的“文学史”,一直谈到中小学的“语文课”,二者虽有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主办方原本想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作为本次活动的主题,我谢绝了。我知道,那样拟题,可以吸引更多的听众,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以及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们。可那不是我的工作重点;大学史、大学制度、大学精神以及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这方面我关注较多,也比较有心得。
不仅是研究对象,这里还包含教学实践。记得王瑶先生告诫诸位弟子——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不要自我辩解,说我学问很大,只是拙于言辞,或心思不在此。讲课也是一门学问,风格可以迥异,但用心不用心,学生是能感受到的。此书最得意的一章,是《“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既有宏阔的学术史视野,又关切当下中国的大学课堂。

你或许隐约感觉到,这书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又似乎别有幽怀。可以说,这是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所言、所论、所思、所感,并不在真空状态,总有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在里面。当然,这也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特点有关——与当下中国“剪不断理还乱”,故研究者多既有学问上的追求,又有精神性的探索,以及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解惑。

四、发言姿态与写作策略

作为学院派的人文学者,讲求“实事求是”——著述效果,最好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实在做不到,那也必须能“自圆其说”。除此之外,还追求章太炎所说的“学以救弊”——面对滚滚红尘,学者的责任包括“自立”、“审视”与“纠偏”。顺风呼喊,事半功倍;逆水行舟,则难度要大得多。明知“人微言轻”,也得尽力发声,即便说了等于白说,也得“立此存照”。

我的学生为《大学新语》写书评,从“制动装置”的角度肯定我的立场(参见袁一丹《大学转型亟需制动装置而非加速器》,2016年6月2日《文汇报》)。我不开车,对此装置的意义体会不够真切;而且,我认定,在当下中国,作为个体的读书人,面对滚滚大潮,你连刹车的权力与意识都可能缺乏。我更喜欢使用另一个比喻,那就是压舱石——此类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左不右的立场、态度及论述,其存在价值,就好像虽不显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分摇摆、颠簸乃至倾覆的压舱石。

想象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有人特左,有人极右;有人向东,有人往西;有人高喊,有人沉默,两者相加就成了“中道”,那是很不现实的。必须是中道立场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才能容纳那些方向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异端”。当然,无论是当下的记者,还是日后的史家,为了论述方便,往往倾向于选择极端性的言论作为例证。但在我看来,极端言论虽好记且容易流传,不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主要动力。

理性地思考,冷静地表述,很可能两边不讨好。但这是我的自觉选择。我喜欢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的立场与思路,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必须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当下,拒绝“时髦”,意味着没有“辨识度”。记得二十年前,有聪明人透露玄机:管他什么立场,先冒出头来,再做自我调整。我了解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述策略,但因年龄、性情及学养,不喜欢这么做。除了立场的一以贯之,还特别警惕“过犹不及”;每有论述,讲究的是分寸感。

除了跨学科的难处,如何兼及专家与大众,同样让人头痛。当下中国,专家可敬,通人更难得。作为有人间情怀的学者,我希望写书时能“扶老携幼”,也就是说,大小兼顾。说句玩笑话,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转化成出版,便成了各有所长、互不干扰的“大书小书落一盘”。

这其实很不容易。如果你的假想读者是专家,他们了解学界的历史及现状,也读过你以往的著作,那样的话,尽可放心地“千里走单骑”,没必要唠唠叨叨。可如果是一般读者,手头就只有这么一册书,这个时候,你怎么做才能既避免自我重复,而又不会显得支离破碎?说到这,想起两个成功的范例,一是周作人的散文,二是王元化的劄记。

周作人的文抄体,谈论的人很多,这里不赘。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加上对传统笔记情有独钟,王元化写作时喜欢化繁为简。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短简》收文153则,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的《思辨发微》收文200余则,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思辨随笔》做了不少增删,先后印行九版四万册,最后“闪亮登场”的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录》。后者收录1940—2002年间王元化各类思辨劄记377则,十分精彩,多潜心思考所得,是从自家历年文章中摘录的,可惜只注年代,没注出处,回到原文有困难。喜欢周作人的“文抄”或王元化的“劄记”,都是读书较多的人,故乐见其采用“互见”的办法。但如果只写或只读一本书,则最好是“自成起讫”。

早年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落笔前就有整体构思,是作为独立著作来经营的。日后我出版的好多书籍,其实是论文结集。读者偶然拿起这本书,会追问你为什么这里缺一块,那里多一角。你不能要求读者全都顺着你的写作历程,不间断地追踪阅读。这就说到著作与文集的差异——后者没有封闭结构,可因应时事及心境,不断地修订与增添,写作者很方便,阅读者则不一定喜欢。

这回南航与当当合作,聘我当“阅读大使”,我在发言中提及:喜欢在飞机上或高铁上读书,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周围很安静,没有电话打扰,收拾心情,搁置杂事,一段旅程读完一册小书,效果极佳。作为读者,要学会根据自己的时间、趣味及学养选书;作为作者及出版社,则应根据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及教育水准,推出更多与时俱进、软硬适中的“大家小书”。

既给专业读者写“大书”,也给普通读者写“小书”,分开做,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希望这“小书”既有独特且深入的探索,又让读者感觉有趣,那可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知识传播的金字塔时代,你可以凭借自身的地位及名望,诱使读者硬着头皮阅读,逐渐进入你的视野及思路。可如今,传播方式变了,不再是逐级放大,而是一步到位。除了铁杆粉丝,一般读者只有五到十分钟的耐心,读不下去,马上扔掉走人。这个时代的写作者,若不满足于只在专业圈子里打转,而是追求既有学术深度,又能影响社会,怎么办,还能独自远行吗?另一方面,过多地考虑读者的趣味,会不会降低标准,趋于媚俗?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解决方案。何时才能自由挥洒,写出专家与大众都认可的“可爱的小书”,目前仍然只是心向往之。

文章转自《文艺争鸣》,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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