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祖祥:启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苏祖祥:启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以徐继畬和福泽谕吉为例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出自余世存编《非常道》)

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

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

——乔川《重读〈1984〉》(出自林贤治、流沙河主编《宿命的召唤》)

人的智慧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对过去记忆的积累和当下经验的整理。正是在积累和整理的过程中,作为传承智慧的重要工具的文字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书写历史也就成为人类摆脱蒙昧、走向开化的途径之一。

汉字的“史”为持中记载之意;而英文(history)、法文(histoire)中的“历史”一词均来自古希腊文,包含有“研究、探索”之意。后人试图划分曾经存在过的现实的历史和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于是把历史区分为三大类:1、原始的历史或客观的历史;2、反省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3、哲学的历史或主客观统一的历史。(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

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对暗昧的弃绝、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却是如影随形的暗昧对开化的挤压、虚假对真实的绞杀、专制对自由的控制。于是,垄断记忆、改写记忆、阉割记忆就成了统治者大批量制造筵宴上任其宰割的美味可口的食物的方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钦定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在指涉这一奥秘。从这个角度出发,被改造、被控制的历史成为杀人于无形的刀俎,忠、孝、礼、义而又含笑进屠场的民众成为失去抗争意识的鱼肉,大大小小的屠伯们则可以饕其口腹,大快朵颐,并满含深情地赞美道:“多好的群众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本来应该是个体生命借助历史经验完善自我、赢得人性尊严的一个判断,然而却也成为“老大哥”有意识、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并进而控制社会的诀窍。为了称扬汉武大帝,征伐所带来的人口锐减、人命如草芥的事实完全被遮蔽。东汉末年人口从5000多万一降而为90多万的事实反映在历史书上就是张角起义和刘备、曹操等诸路英雄的业绩,真相就这样被阻断,历史就这样被改写。历史成为那些杀人盈野的英雄们为了展示自己是“风流人物”并增添其合法性的道具,从而证实其奉天承运、既不输文采亦不逊风骚;而我们就是这样被驯化成任其驱遣的士兵和挑夫。

肉体被摧残、践踏是容易识别的,精神被奴役矮化则让人浑然不觉。指明这种状况则是精神界战士的职责。向“同俗自媚于众”者开火是启蒙者天赋的权利,唤醒每个人的生命尊严,播洒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种子,是知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上述角度来比较徐继畬和福泽谕吉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爱国者,其著作《瀛环志略》被称作是一部自强的启蒙书。在先后担任广东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福建布政使(主管财经、人事的副省长)、福建巡抚(省长)时,徐继畬得以参与鸦片战争中的“剿”“抚”夷狄事务。1844年,徐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在厦门的几个场合发生了历史性的意外相遇,他们一起讨论世界地理和历史。据雅裨理1844年1月27日日记记载:“徐继畬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多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而根据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手稿本《瀛环考略》,徐序云:“道光癸卯(1843)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美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惜不能辩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按志略云雅裨理能作闽语),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海国闻见录》……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1848年《瀛环志略》初刻版于福州完成,1850年福州再版,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刻。另外日本于1861年翻刻。

《瀛环志略》是一部史地并重的世界地理著作。书中共有总分图40多幅。先叙地球概貌,后叙四大洲各国,每洲又先有总叙,后有分叙,对各国的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强弱、兼并征伐、海外扩展以及与中国的交往等方面均有叙述。叙述有详有略,夹叙夹议,常有按语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与魏源《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迎合流俗、急功近利不同,《瀛环志略》虽然是用以传统的儒家学说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某些国家的治乱得失,以传统观念来理解和看待陌生的外部世界,但却较少封建士大夫那种盲目冥顽的文化优越感和中心意识,并认识到泰西诸国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而在最为核心的思想文明方面,徐还是认为天朝上国处于优越地位)。从徐继畬的一些话来看,如“我朝德威远播,悉主悉臣”,“务以恩信羁縻”外夷,“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即使是像他这样仍然葆有可贵的探索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在内心深处也是把盲目排外而不是变革图强当作忠君爱国的首选。尽管徐继畬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的士大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政治正确性方面显得那样立场坚定以致于说了一些违心之语,他还是受到了一些当时最优秀的人物的非议。如李慈铭的评论是:“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史策先认为:“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曾国藩也作了否定性评价。专制集权下整体性的精神侏儒化于此可见一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与林则徐的关系。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籍医生向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租期半年,租约并经侯官县用印备案。告老在家的林则徐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坚主驱逐这两个英人出城;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人“强民从夷”,致使皇帝屡降谕旨追查此事。同年末,两个英国人被迫先后搬出,风波才告止息。徐氏旋即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副弼马温)。(以上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提到中国近代史,就不能避开这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神话式英雄林则徐。然而,随着对史料的逐步深入了解,我却看到林则徐乡愿世故、欺世盗名、虚矫媚众、邀名固宠、曲学阿世的一面。林则徐禁烟之际致友人书,说到大炮不能用,“虽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但他请友人不要以真相告人。战争前后的判断和书信奏折截然不同:1839年9月1日林则徐的判断是:“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842年9月,林则徐致其旧友姚椿、王柏心谓:“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面陈姑署不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先期入告。”正因为此,蒋廷黻这样批评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林则徐:“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蒋廷黻还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余世存编《非常道》)这不是苛责古人,也不是圣徒化倾向在作怪,实在是我们这个沉沦冥顽的民族太需要先知引领走出暗昧。然而事实却是:在智识力、道德力、行动力上,我们的文化不能孕育出如华盛顿、彼得一世和福泽谕吉一流的先驱,文化的僵死、文明的惰性于斯为盛。

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二个无法避开的话题:贸易和传教。精神控制者千万次重复:贸易就是掠夺侵略,宗教就是精神鸦片、文化侵略。事实上,贸易过程蕴含着自由、博弈、多赢、诚信、进取、协作、变革等商业文明,天然地与集权专制、赢家通吃、一统江山、皇恩浩荡是死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集权者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地贬抑、打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文明的萌芽、成长。小农经济的因循苟且、不求变通与统治者主宰一切、以愚黔首达成一种惊人的默契,于是官商、行商、朝贡等中国特色的东西使中华文明自绝于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不许一块木板漂洋过海的闭关锁国政策,让大清皇帝们享受着蒙昧颛愚的臣工们的一片歌功颂德的美妙合奏。由此看来,禁绝贸易的最大赢家是永远正确的圣上,最大输家是平民百姓。即使禁绝贸易,皇亲国戚仍然得以享受自鸣钟之类西洋的奇巧淫技。禁绝贸易则给平民百姓带来百分之几百的关税,或者是风调雨顺时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勉强温饱,以及心智发育上的禁锢蒙昧。与此同时,经济学泰斗和理论界老大们还会把禁绝交易的英明决策上升到爱国主义以及祖宗成法的高度,并用高明的技巧去论证二元钱的毛笔墨汁比五角钱的元珠笔既便宜又方便,而且制造毛笔墨汁的老总们即使花天酒地,把赚来的昧心钱存到国外银行也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正是在这种一潭死水的状态下,出现变局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万世不易的可能性升至最高。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以降的学校、医疗、慈善事业的形成以及科学知识、博爱意识的传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与禁绝贸易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样,统治者禁绝信仰自由是为了取消神权对王权的制约,是为了使那些任其摆布的子民们永远处于苦弱无助的单子化状态,是为了使那些伧俗鄙陋、无依无靠的草民永远俯伏在地、诚惶诚恐,是为了使那些游移不定的苦魂便于王公大臣们笼络羁縻,是为了使争夺一块二块骨头而打斗不休的贱儒们尽入彀中,是为了使等级森严,上智下愚、上富下贫永远具有合法性,是为了使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永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是为了使王公大臣永远处于独领风骚、赢家通吃、永无敌手的状态,是为了使受到毒化的心灵永远失去敬畏、包容、悲悯、怜惜之心,是为了使在狼面前扮羊、在狼面前扮狼的游戏无穷无尽的玩下去。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毕生从事著作和教育活动,对西方启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福泽谕吉生于中津藩(今大分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其父对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取名谕吉据说是其父在谕吉诞生之日,偶得盼望多年的汉学书籍《上谕条例》一书。谕吉本人早年通读《左传》十一遍。青年时期,他得风气之先:1853年美国使臣佩里到达日本浦贺,并签订“日美友好条约”,自此日本以和平方式打开国门(中国其实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就可以以和平方式摆脱闭关锁国状态)。与中国那种被虐狂式的近代史叙述方式大异其趣的是,日本人十分感激美国人佩里促使日本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1860年,福泽谕吉三度游历欧美,深切体会到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思想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谕吉初到美国,对女尊男卑的习俗感到惊讶,探询到华盛顿后代过着平民的生活。谕吉“到英国一看,我觉得他们国内也有一些光明正大的好人,这越发使我平生所持的主见–开港的论点坚定起来”。

面对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谕吉猛烈抨击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力介绍民主宪政、自由平等思想,号召日本人民学习“实学”、科学,兴办实业。1868年他创办庆应义塾,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培养科学人才。福泽谕吉坚决拒绝出仕,一生著作约有60种。(《福泽谕吉自传》)

尽管福泽谕吉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却只是看重西方文明中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正是这种大打折扣的半吊子文明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法西斯邪路,崇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抹煞人的自由、独立,置平等、博爱思想于不顾,从而给亚洲乃至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反省民族罪恶的问题上,日本各界也缺乏足够的真诚。由此可以看出:既使是东方文明的最优秀的代表,如果不在思想文明的层面上接受真正的现代化文明的洗礼,也只能是暴露出后发文明的巨大缺陷,表现为畸形发展的跛足巨人式的日本模式。

文明绝不仅仅是坚船利炮、波音福特所代表的器物文明(这些可以一眼看清的文明成果现在已经不再被国人詈骂为奇巧淫技),更应该是制度文明、思想文明。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面上来讲,一个国家惟有先经过思想文明的洗礼,以制度文明作坚实的保障,器物文明的创造才是可持续的,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而不是半开化或者蒙昧的国家。“汽车飞机是西方的好,思想、制度还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好”不应该是一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人们的认识。

200多年前西哲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仍是今天文明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精义。在这一思想文明的浸润下,人类社会逐渐探索出民主、宪政的现代化之路,思想文明与制度文明互为奥援,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限制国家之恶,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权利。

自由是人类的终极性追求,是人类体现其尊严的独有形式,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核心之所在。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后天的蛊惑和遮蔽,本真性的生命状态和思想状态没有被洞穴的黑暗所蛊惑吞没,那么他应该本能性的向往并追求自由。自由首先应该是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在思想和表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重叠性共识。对思想自由最严酷的打压无过于汉武帝以腹诽的罪名陷人于死地。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包括信仰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交友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保障人的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价值,才能使人的心智得到正常水平的成长。如何确保人的自由不受侵犯?惟有民主–公开透明、公平正义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得到保障,才能使人这种不得不结成社会性团体的动物既享有群体的力量,又享有个体的自由。没有自由作支撑的民主只能产生希特勒这样的恶魔,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那就会产生如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这样的左翼极权主义。

以儒、道、法、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力扼杀人的自由的一种文化。梁漱溟曾说:个人性不被发现,不被尊重使我们丧失自我,成为被虚指的群体、实指的权势者任意驱遣的既无形体自由、也无心灵自由的畜类。《逍遥游》虽然是在探讨人类的终极性追求和向往–自由,但由于对形体自由即形而下自由(如迁徙自由、表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缺乏足够的探讨,而且没有把人性定义为动物性和神性的一种状态,于是庄周有时把其实没有自由性可言的动物状态当作自由来推崇,有时又把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拥有的自由当作人的自由去推崇。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导致我们对人的自由缺乏明晰的认识,放弃对形而下自由的追求也就造成形而上自由的缺席。

缺乏个人性的状态在文明的初始阶段还可以应付,甚至显示出某种优势。但在文明的勃发阶段则显示出巨大的缺陷。专制集权是与狩猎文明、畜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政权模式。在上述文明阶层,专制集权可以最大限制地发挥其作用。但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后,民主、宪政则成为与上述文明相匹配的政权模式。这种政权模式能最大限度地使民众的心智发育到各自的最高水平,“个人”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正因为此,福泽谕吉反复强调,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得益于日本民众没有被儒学所浸染。“各藩有志之士都在置身于维新的事业中,有志者大抵都是藩中有为的人物。从我们祖先的时候起,就为我国固有的武士道精神所熏陶,其活泼聪颖、磊落不羁,几乎成为天性,大胆至极。但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到后来治国这一阶段,既已看透锁国攘夷实属愚昧无知。于是下定心主张开国。”儒家及理学使民众和士人的精神面貌和外部面貌显出一副死相,孕育出一批批贱儒、陋儒、腐儒。而且儒学信奉者往往会变通:居庙堂之高是一副儒者面孔,处江湖之远则是逃避责任、故作逍遥的庄禅作派,面对百姓、处理政务则是威风八面、严刑峻法的法家手段。

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平等在汉语环境中往往被理解为平均,或者是指结果的完全同一。事实上,由于人的差异性存在是先验性事实,因此平均和结果同一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平等是指政府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使公民处于起点的平等,并在平等的竞争规则下参与竞争,从而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这些公共产品是国民以纳税、授权的形式让渡给政府的,政府并不是恩赐国民的角色。必要的公共产品是指公正司法、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必要的政府调控。这些公共产品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在机会面前享有均等的权利,在起跑点上享受竞赛的公平,在法律面前体会正义的尊严。平等不应因政党、信仰、性别、地域、种族、受教育程序、财产等状况而有任何折损。平等绝不是政府装点门面的招牌,平等绝不是商家可以任意打折出售、贱价处理的商品,平等绝不是遵奉上智下愚的原则对国民实施精神蛊惑进而达到愚民驭民的阴险勾当,平等绝不是平民在疾病灾祸面前丧失人性尊严、只有哀求死神的无可奈何,平等更不是“大头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败。

没有什么爱比耶稣的爱更广博的了。“上帝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爱自己的朋友,也爱自己的敌人。耶稣启示我们:无差等的爱、无条件的爱才是博爱。博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也不需要任何逻辑性支持。“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说法意味着无论多么尊崇的王权都不得越界,去染指信仰、博爱的神圣领域。然而,王权总是要以自己现世的蛮力去侵夺、篡改博爱的真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东西都意在掩盖敲骨吸髓、夷灭神明、万物皆役于我、集天下财物精神于已身的事实。

人格平等,没有差别才能抵达博爱的彼岸,才能否定王权,肯定自我。没有差别并不是结果的完全同一,而是出发点的一致。人的差异性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这个世界得以前进的动力。博爱与人格平等天然地结盟。等级森严,人为设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处级和尚,厅级道士”……会让博爱离我们越来越远。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拥抱现代文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高于一切,独立自由、平等博爱是每一个人神圣的权利–浴火重生的梦想在召唤着每一个心存此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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