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中国为何出不了门罗那样的作家

叶开:中国为何出不了门罗那样的作家

二〇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是本年度世界文学又一件突兀而在情理之中的大事件。

不像过去大多数获奖作家,爱丽丝•门罗在八十二岁高龄宣布封笔之前,一生中都只写短篇小说。她的作品精耕细作、用词细腻雅致,在貌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探寻到撕裂人心的力量。她的作品深入到人性深处、于平静生活外表下,发掘出波澜壮阔的秘密人心世界。

以短篇小说创作而获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很少见到,很多人想到捷克短篇小说大师卡夫卡、阿根廷短篇小说大师豪尔赫•博尔赫斯、意大利短篇小说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等,诺贝尔文学奖与他们错过,但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景仰如滔滔江水。

爱丽丝•门罗的获奖,也促使人们再次注意到短篇小说被遮蔽的独特艺术价值。

在生活节奏急促的时代,人们匆匆忙忙,时间被各种事件分割成无数碎块,整体阅读时间少之又少,本来更适合短篇小说创作。如果中国当代作家能潜下心来研究社会百态,发掘人物丰富内心世界,也可能会借着爱丽丝•门罗获奖的推动,让短篇小说创作重回人们的视野中。

但我们首先要明白,短篇小说是一门精妙艺术,非通常讲故事可比。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创作,以美妙的语言艺术,以不动声色的精确表达,在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里,开掘出一片广阔驳杂的蓬勃文学世界。

小说里表达的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物象并不一致,一个普通小镇,在杰出作家笔下会成为独特的文学共和国。一个现代大城市,在笨拙作家的笔下只是一片浮华、浅薄、无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场地。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早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如汪曾祺、林斤澜等复出作家,曾经以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把小说拖离政治话语的泥沼,而形成了一个短篇小说黄金时代,并影响“文革”后新一代作家的创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名作家很少会突然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他们总是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反复尝试之下,掌握了驾驭语言的一定能力,从技术上、认识上、思想上都有一定积累之后,才会尝试去创作长篇小说。而如阿城这样以几部富有独特魅力的中篇小说创作而为新时期文学中佼佼者,则少之又少。

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在三十年狂飙突进中,让中国社会走向了物质主义世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被各种宏大物性魔力所控制。这种物质魔力能量强大,让几乎所有人都深陷在浊流里,随着枯枝败叶、淤泥沙子滚滚而下。丰富的日常生活,被狂飙突进的社会化言词泡沫所稀释、淹没,如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过的水发鱿鱼一样失去了原有的机理,而变成了色泽惨白、松松垮垮的生活垃圾。

个人生活的垃圾化,在这样一个思想嫉妒混乱、道德伦理彻底崩溃的国度,是一个令人感叹的事件。个人的失踪,也是文学上的一个可疑事件。

在这令人感到渺小的宏大历史图景下,个人成为风中飘絮,连同他们苍白的生活一起,脱离了地球。

中国文化主流喜欢宏大题材,各类媒体也爱用宏大辞藻。在文学界的官方主流评价模式上,也是重视宏大,藐视清逸,中国小说因此大多变得沉重无趣。茅盾文学奖授予长篇小说,从奖金额度到宣传力度,都远远超过面向短篇小说的鲁迅文学奖。这种观念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常让中国作家出现谵妄症,这些作家以为通过长篇小说大部头的创作,能够整体地把握中国大历史的图景。

单纯以小说的长度、字数来论,中国作家肯定是全世界最能扯的。几百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因此,这些占据了主流话语地位的作家,把人与人性的深入思考,流放到了偏远的地方,让一个个的人物如同皮影一样,扁扁地显现在历史乌糟的幕布上,做一些僵硬、夸张、无趣的动作。

以宏大事件稀释人性,用国家历史压扁个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挤压个人空间的典型秘密手法,也是得到官方肯定的中国文学创作主流。官方主流评价模式,则通过各种奖项的颁发,来强化这种“宏大叙事”模式,而让长篇小说在虚假的繁荣中达到自我亢奋的高潮。

“宏大叙事”这种模式,往往通过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个个人的经历,来穿透百年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人物,被庞大的历史洪流裹挟,成为时代的人质,而面目模糊。甚至看题目你就能看到这种好大喜功的浮夸风气,如《白鹿原》、《大秦帝国》、《你在高原》等,都是放长篇小说创作的高产卫星。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则是洪钟大吕、历史长河、沉厚悲怆等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

这种文学创作浮夸风,造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强烈通胀。就像中国政府通过不断推高房价以蓄住滥发货币的洪流一样,中国出版业也通过胡乱出版各种“宏大叙事”的作品来稀释人性特有的力量,让作家和读者在一片喧嚣中,迷失在迷惘的开心馆里。加上“官场小说”“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等合谋,把整个文学创作推向了更大的泡沫中。

同时,中国特有的低稿费制度,在二十多年物价飞涨的背景下显得触目惊心。一部耗费精力创作的万字短篇小说,可能只拿到几百块钱的稿费,还不如一篇报纸千字水文稿费高。这也深深地打击了作家创作短篇小说的热情。我曾经粗略地计算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几千字短篇小说所获得的七八十块钱稿费,相当于当时普通人的两个月工资。而现在一篇短篇小说所获,不及普通人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与之同时发生的事情是,物价已经上涨了近三十倍。

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居世界第一,绝大多数印刷成书都堆在仓库里,等待着被再度打成纸浆。这种现象跟强烈的通货膨胀,跟我们对世界的浮皮潦草的观感,形成了强烈而有致的共生怪异现象。

中国文学是特有的能把小说区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地方。

乡村题材最为中国作家熟悉,也是中国作家喜爱的邪恶人性、肮脏环境、无聊精神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说人物都显得极其怪异,他们的生活也犹如下水道里流淌出来的污水。而城市题材,则陷入了各种奢侈品名字的汪洋大海之中。新一代青年作家,通过对西方奢侈品名字的反复罗列,让自己陷入昂贵物质垃圾堆里自恋自爱沾沾自喜。作家则在这种物质的喧嚣中,让自己的个人价值转换为商品价值,让丰富的人性,变成了单调无趣的物性。一个女孩子,是被各种品牌的包包、香水所命名的;一个男生则跟被昂贵跑车、名牌手表等进行定位。那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看似平淡而波涛汹涌的人性世界,则被这种物质的喧嚣洪流所淹没。很少作家能静下心来,观察大时代里的微妙人性,挖掘平淡生活背后的复杂秘密。

你在一部西方的作品里,很少会看到作家用大量的文字去描写一幢豪宅、一套名贵衣服、一辆超级跑车、一个昂贵会所。但在中国作家笔下,这些物体的描写,超过了人物及其内心的描写。因为人和人性跟物与物性相比,成为了第二性,而为次要因素。中国人聚在一起,不是谈论政治,就是谈论楼房。而养生学和成功学,成为这个社会的最主要思潮。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面对自己、面对每个人都必须独自走下去的人生,竟然比股票和钞票更重要。而实际上,你的自我被所有这些外在的事物给掩盖了。一名优秀的作家,在关心、了解外部世界的同时,更多地会把目光投入人性的深处。

爱丽丝•门罗就说过:“人们的生活乏味、简单、令人惊异、无法预测——是覆盖着厨房油毡的深洞。”

这或许才是一部杰出短篇小说所应该窥探的世界。而失去这种对“深洞”进行探索的好奇心,失去对日常生活之下的丰富人性世界的发掘,也使我们无法产生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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