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一个社会做好一件事有多困难?

许锡良:一个社会做好一件事有多困难?

许多中国人为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却生产不出合格的奶粉而感觉迷惑不解。以为制造宇宙飞船上天是比生产合格奶粉更为有难度的事情,其实这里面有误解。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造宇宙飞船虽然是高科技产业,但是,毕竟只是一个封闭系统内的技术问题,这个封闭系统,只是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用举国体制加以解决的。但是,生产合格奶粉,就不同,生产合格奶粉涉及整个社会的许多综合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系统的问题。因为,这要涉及许多行业与环节。比如,奶牛的饲料问题、空气质量问题、水质问题、生产环境问题,操作流程问题,销售环节问题以及对制假售假的监管控制能力等等,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社会管理能力。中国难以生产出合格奶粉,正是这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在这里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的解决,都会涉及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实,一个社会要真正做好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不能够只看成是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管理制度问题。中国的污染里有多少黑暗的腐败交易在进行着?一个污染项目在河的上游得以建立,那是纯粹专家论证得了的事情吗?许多污染项目就是通过搞掂相关权力者而得以通过的。一个环境污染问题的后面其实可能涉及体制设置的合理性问题。同样的问题要是换一种制度就可能不会出现。浙江的死猪源源不断地漂向上海的黄浦江,这个事件后面又蕴藏着什么?难道真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其实这后面可能是涉及更深远的食品安全问题。由食品安全问题转向环境污染问题,这后面究竟隐藏了多少罪恶的勾当?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信息体系里根本无法呈现。无论那河的水质受到多大的污染,但是,为了政治正确与和谐稳定,地方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隐瞒真相,但是,这种隐瞒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客观存在的仍然存在。这个时候,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由猪瘟转为另一种疾病,比如可能演变成H7N9禽流感,然后不断有人感染死亡。这社会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一个因素引发另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又造成另一个公共事件。每次看到中国东西南北山上树木被砍伐得精光,水土流失,山河破碎,风沙漫天,呼吸困难,就感觉痛心。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确实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一个社会的治理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涉及一个制度的安全性问题。中国人对自己吃的、喝的、住的、行的甚至呼吸的都严重缺乏安全感,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已经无法保障大家的安全。相反,人们在日本的商店与香港的超市对于这里陈列的所有商品都是抱有完全信任的态度,那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极少出现商品质量问题,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那一套制度足以把所有不合格的产品都及时地检测出来,在它们被摆到货架上陈列之前就已经被淘汰出了市场。人们对一个产品的信任,有着从日常生活经验里的概率到理性分析上的信任。

再拿日本教育来说。日本从现代教育理念出发,意识到让学生外出游学是对学生身心发展有很大帮助的教育活动,因此,他们就着手于做好这件事情。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情会有多难?看看中国学校在学生游学事件的表现就知道了。中国99%的学校对学生游学都采用了回避与静默的态度。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外出的费用,二是学生安全。但是,日本的游学教育都被纳入了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学校必须做的事情之一。而经费的问题与安全的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费用的问题用政府投入经费与学生家庭分担一部分的办法解决。关键是安全的问题。安全问题可能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要解决好安全问题,日本人真是煞费苦心。比如在车的性能、司机的资格,平时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外出的路线安排上都有精心的考虑。而且日本的交通安全保障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保障。像我们学生外出,你即使用再好的车,用再好的司机,再做到怎样的小心,可是,你仍然无法避免车祸。因为,高速公路上,仅有自己小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整个社会交通安全的保障。所以,中国的学校就无法落实让学生走出校门游学的难题,但是,日本却解决得非常好。

其实,一个社会,无论怎样糟糕,都是有解决之道的。中国也自然不例外。有人对中国悲观绝望,然而如果不要把自己放到救世主的角色地位,我以为完全不必如此悲观。如果是从可以改善的角度,而不是求全责备的心态去认识与改善一个社会,那就是可为的。只不过必须找到改变的切入口。比如一个巨大的烂泥塘,臭气熏天,你怎样办?跳下去自然是无法自拔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智慧就会知道,开放泥塘四周,引进清新的水源,就会简单得多。鲁迅曾经把中国文化比喻成酱缸,无论怎样的东西投入其中,用不了多久都会被染黑。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一个酱缸如果能够投入到江河湖泊里去,酱缸就不但不能够染黑江河湖泊,反而会被江河湖泊冲洗干净。同样,一个社会无论怎样糟糕,如果能够充分开放,就会有办法解决。而且越是糟糕的社会就越要加大开放力度。中国只要能够充分世界化,一切的优劣拿到世界上去自由竞争,在充分比较与大家自由选择中达到自然淘汰的目的,那么,中国也会焕然一新。如果中国人处处感觉自己处于国外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威胁,那么是不要指望中国人会有什么变化的。文化有帝国主义吗?有侵略吗?文化有安全问题吗?一种文化如果受不了外来文化的冲击,那么就是应该退出人类舞台的东西。

许多时候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长期封闭的结果,长期封闭就必然导致国民目光短浅,胸怀狭小,行事愚蠢,这个时候打开国门,让国民开开眼界,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就是最好的办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时候就不是一味地亲民,讨国民喜欢,而是要在开放政策上下足功夫,甚至要把全部的时间精力与聪明才智用在开放上。不怕一个社会愚昧的事情多,就怕一个社会得不到开放。一个人的眼界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一个人的思路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愚顽势力强大,如果你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博弈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处的,如果你悄悄地打开国门,让人们渐渐明白自己的愚蠢与丑陋,就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变。想当年中国人要改变缠足的陋习是多么困难啊,但是,外出留学的人多了,就感觉到了这是陋习,必须废除,果然没有多久大家一起动手就把这个千年难改的陋习给废除了,倘若中国一直就那样封闭下去,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出去,想必今天中国的女人还是要争抢着缠三寸金莲,甚至每年还举办缠足比赛,赛出最短的脚,让她拿到金牌的奖赏呢。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睿智,并不在他有多么勤奋,多么亲民,多么富有爱心,而是在于他是否把握住了这个时代赋予给他的问题。他是否有梦想,而且他的梦想是否契合了这个时代赋予给他的使命以及机会。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在这个时代所能够做的事情。知道自己要有怎样的策略才能够把事情做好,而又不至于很快就做了政治的牺牲品。日本当年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是一个有智识,有胆量与勇气的人。当时的日本那样顽固,保守势力也非常强大,但是,结果怎样?他首先让日本的精英群体外出观摩学习,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让日本国民知道自己的落后与丑陋,然后再通过报纸等媒体的持续影响,日本的改造就这样完成了。

一个社会的改变,将什么样的人物推举到关键位置,使其产生作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日本人很善于把有思想的人推举出来充当各行各业的领袖。比如,思想教育界推举出了福泽谕吉,让他的思想引导整个日本国民。然而,伊藤博文的留学英国时的同学严复在英国学得满腹经纶之后,却不见大用,而是让他翻译了几本书就丢弃一边了。而且严复翻译的那些书籍,也不像福泽谕吉翻译的书籍那样得到来自政府的大力推广。最后他的翻译除了在极少数的学术圈子里得到翻阅之外,几乎不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结果,满清政府一垮台,中国人还是不识英国人的治理智慧。结果,千年的轮回一再轮回,愚蠢的事情一做再做,而且代代相传。一个社会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必须有系统的变革,而系统的变革就必须拿到世界上去比较。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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