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儿童的发现史——从中世纪“缩小的成人”到现代儿童

蒋竹山:儿童的发现史——从中世纪“缩小的成人”到现代儿童

我们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并相信“童年”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从《儿童的世纪》所揭示的西方历史来看,在16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儿童”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儿童只是缩小版的大人,混在成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如果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个时期堪称黑暗儿童史。直到中世纪末期,儿童开始与成人分离,此后,“童年”才开始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但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再次模糊。对童年来说,这究竟会是覆灭,还是更生?

法国著名史家Philippe Ariès的经典名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终于有中文翻译本了,距离1960年出版的原书,整整隔了53年。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出版,让喜爱年鉴学派经典著作的读者,得以一睹原典的风采。其實這不是亞洲最早的譯本,日本早在1980年, 就已經由みすず書房出版了日譯本《子供の誕生》。

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直到1962年,英文译本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出版后,本书才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要了解《儿童的世纪》的重要性,不能光看这本书的内容,而必须放在一个学术史的光谱来看。有人说这本书是“儿童史的圣经”。也有学者认为,本书对英国及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儿童史及家庭史,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台湾学界对这位史家的认识,已经距离英文本出版隔了22年,最早可能来自于梁其姿教授1984年在《心态历史》一文的介绍。她是如此论述这位史家的:“菲利浦˙阿利斯是对西方文明的近代发展有反启蒙式的反省的最具代表性史学家。他的成名作《法国革命前之儿童及家庭生活》,探讨近代欧洲人对儿童态度的改变。人在此时‘发现’了儿童及儿童特性,小家庭生活方式逐渐代替了中古时期的社团生活方式,小家庭的发展围绕着儿童及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这样的理解,开启了台湾读者对这位年鉴学派心态历史学家的初步认识。

我个人则是要到1988年姚蒙那本《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出版,才从“心态历史”的整体面向,接触到儿童史这个领域。尤记得那时还是大学本科生的我,在一个以政治外交史为史学导向的传统课堂之外,读到以下句子,是多么地震撼,原来历史研究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课题。

姚蒙提到心态历史是:“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层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政权等的基本观念、态度及行为方式,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日常规范等也相继成为心态历史的研究对象。”在书中,他还明确地提到“人口、家庭结构、性,这些主题都使史学家们更加关注历史上,尤其是法国十六至十九世纪人们对家庭、儿童的观念、态度及其转变。心态史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发展了前一时期社会史人口史对家庭结构的研究。阿里叶斯、佛朗德兰等人的著作使我们对16至18世纪儿童地位改变、人们家庭的转变有所了解。”

随着《新史学》的创刊,透过杨豫、夏伯嘉、蒲慕州及王泛森等学者介绍年鉴学派的各种研究领域,我们才更加认识到Philippe Ariès的重要性。

杨豫提到1980年代,人类学及心理学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影响了家庭史的发展。首先,在法国促使了新型家庭史的出现,开始着重探讨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与潜在意识。在介绍心态历史的家庭史研究时,他提到日后对文化史有深远影响的三位欧美史家:Lawrence Stone、E. Le Roy Laudrie及Philippe Ariès。他特别指出Ariès的《儿童的世纪》开拓了家庭心态史的新领域。这本书讨论了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变的问题,涉及过去家庭史所未碰触的家庭内部的情况。Ariès认为,在推动向现代家庭的转化并构成现代家庭主要特征的各项因素中,心理态度的变化与经济因素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样重要。

此外,夏伯嘉在介绍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时,曾提到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谈论了许多当代法国史学的动向。在同期《新史学》中,王泛森针对此书有更完整的诠释。他认为年鉴学派至第三代,发展出三种特色:一是心态史的回归;二是以计量的方法运用在文化史上;三是改采叙事史的途径。有两方面因素促成这场变革。其中之一就是Philippe Ariès对儿童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从上述脉络来看,《儿童的世纪》被称做是儿童史研究的开山祖师,颇为实至名归。他的作品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儿童与家庭史的历史研究。

Philippe Ariès自认为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任职于热带水果研究机构,只在闲暇时期从事历史研究。

《儿童的世纪》全书分为三部分:儿童的观念、学校生活、家庭,主旨在研究欧洲社会“发明童年”的过程。

Ariès认为童年时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中世纪之前没有所谓儿童的概念。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有小孩的存在,过了七岁的小孩才被视为“缩小的成人”,而非一个有不同需求的个体。到了16世纪,成人才开始注意到儿童,溺爱起儿童。17世纪时,人们逐渐明白小孩不同于成人,不是缩小尺寸的成人。他们是独特的一群,有自己的穿著打扮及休闲娱乐。到了18世纪,现代童年概念正式出现,儿童成为家中重要份子。儿童必须接受训练,被纠正行为;且需要保护与改造。

Ariès的论证主要来自于绘画图像与日记所再现的儿童形象。他分析中古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主题,很少涉及儿童。他认为:“儿童形象在艺术上的缺失不是当时人们的笨拙与无能,而是当时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表现。”直到15世纪,才出现两种新的儿童表现形式绘画:肖像画和男孩裸像画。在宗教还愿画上的儿童呈现,也可以说明此种现象。他并且以心态史的角度来解释。虽然13至17世纪的人口没有多大改变,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但是有一种新情感开始赋予这些小生命某种特殊性。以往的视而不见,此后开始,人们才共同意识到,孩子的灵魂也是不朽的。到了17世纪,独立的儿童画像才日益增多,并且普及开来。在日记方面,他透过17世纪法国皇太子路易十三的御医艾罗阿尔的日记,说明当时儿童的生活,想象他们的游戏,以及与每种游戏相关的儿童体能与心智的发展阶段。

在此基础上,《儿童的世纪》影响了之后的一些社会史家从儿童概念存在与否的角度,延伸到探讨亲子关系的演变,进而扩大探究儿童周遭的社会关系,例如教育、社会福利与医疗卫生。这方面的史家有John Demos的《小联邦》研究1630年代美国麻州一处清教徒殖民地,Edward Shorter的《近代家庭的形成》, Lawrence Stone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Viviana Zelizer《无价的儿童》描述美国的儿童在1870至1930年代间,公众及家庭对小孩态度的改变、童工、夭折率、儿童照顾、领养与遗弃等主题。这些都可以“社会建构论”的取向来涵盖其研究方向。近来有学者指出,继社会建构论之后,1980年以来已有新的研究方向。这些史家不再只探讨儿童的概念,而强调亲子关系的真实面貌,可视为是“生活经验取向”的儿童史。例如Linda Pollock的《被遗忘的小孩》,驳斥18世纪的父母除了当子女要受罚之外,对其孩子忽略且漠不关心的看法。

然而,《儿童的世纪》中的论点也引发不同立场的史家对Ariès提出批评与质疑。这当中有的公允,有的则是批评过当。英国人类学家Jack Goody就认为心态史表露出来的是某种智力上懒惰,坚决拒绝将心态概念作为恰当的历史解释。他批评《儿童的世纪》中的“儿童的发明”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其中缺乏比较的视角。他指出为了要证明这个发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在欧洲,首先,就有必要知道,在此之前儿童是怎么样子,其次,过去与现在的其他社会如何看待儿童的。

有的史家则从史料批评《儿童的世纪》,指出艺术绘画真能反映多少程度的真实?童年的文化再现能视为是儿童的真实生活吗?图像能显示当时社会对小孩的真实想法?也有史家认为中古时期的艺术不仅对于儿童的形象描述的缺席,对成人亦是如此,当时的精力都放在宗教主题上。因而以此来说明儿童不受重视,似乎不妥。也有史家认为Ariès只看到画家画出大家所见到的,而忽略艺术作品的传递过程中,图像背后的意涵以及复杂的社会问题。日记的引用亦是后继史家攻击的重点。有学者认为路易十三御医的日记不是17世纪正常养育儿童的通例,反而是一种政治目的下的宫廷儿童教养。

另一个史料外的争议在于,批评者认为Ariès过于强调“以今论古”。也就是说,他太倾向在中古欧洲的史料里找寻二十世纪童年概念存在的证据,一旦找不着,立即下定论,认为中古完全没有察觉到儿童这个生命阶段。

然而,上述总总负面的看法却更加使得《儿童的世纪》成为日后儿童史的必读经典。他开启西方儿童史书写的重要性,也挑起了批判的战火。若不是这位先驱者史家Philippe Ariès的《儿童的世纪》,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何谓“发现儿童”的概念,更看不到这么多不同主题的儿童史研究。此后四十年,大量不同时代与地区的儿童史作品陆续问世,后继研究者都受到此书的影响,亦都不满地想挑战书中的论点。Ariès在儿童史研究中的神圣地位,即在这一褒一贬之间,日益的成形。

读者们若对上述儿童史的论战有兴趣,在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之余,不妨也搭配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翻译的修正版儿童史:英国史家Colin Heywood的《孩子的历史: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读后,你将会发现,从童年“消失”的中古时代进行到20世纪末,历史巨轮已经转过了一圈,也许到了完结篇的时候。原来在Ariès之后,不断有史家冒险吹嘘他们“发现”了童年,以此来夸大他们研究的重要性,这些说法令人眼花缭乱。Heywood所提出的“童年文化史”的取向,或许是在这个“文化转向”的时代,另一个探询儿童历史的不错路径。

总地来看,《儿童的世纪》的中译本出版,虽然离上述论战有段距离,但还是有其时代意义。唯有透过这本儿童史经典的阅读,我们才能更加理解后继史家对Philippe Ariès的那些赞美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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