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虚散人:万恶孝为首

静虚散人:万恶孝为首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对于“孝”深层次的思考由来已久,认清“孝”的本质以及由“孝”到“恶”的因果关系,是当今“文化改革”的首要目的。

  什么是“孝”?

  “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孝分成三个等级:最高一等的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其次一等是不打骂侮辱父母,再下一等的是能给他们养老送终。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用现在的话说是:孝不仅是你赡养着父母,你们家的马和狗你都养着它们,你能说“孝”吗?你若不尊敬父母那和养牲口有什么区别?即“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当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对他父亲为人之道(价值观)多年不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孝是以“敬”为前提的,对内心的“敬”最好的表达就是“顺”。

  “顺”就是趋向同一个方向,即“孝顺”、“孝敬”,于是我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不像西方那样是平等的,而是存在尊卑的;家庭内部先天存在这种尊卑传统,要求我们在父母面是乖孩子,所以对于各种事物的是非标准卑微者很难形成自己的观点系统,各种事物小到价值观、婚姻观、是非观,大到人生观、世界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就是终身按照父亲的价值取向行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老师也是只能认同不能顶撞的,几千年来又有几人敢反对孔子?孔子之所以待见颜回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很乖,不像宰我、子路,他们为难顶撞老师。像西方亚里斯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决不可能被中国孝子说出。像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休谟、德国的康德,那种“怀疑一切”的大哲人也是中国师父带不出的。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知有也”——《论语•学而》。这句话我是认可的,即一个人如果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从来没有。小孝是敬、顺父母,父母给你建立一种生活方式你若叛逆不听从即为不孝;大孝则是忠于主子,一言概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能顺敬统治者即为“不忠”,而这更是灭门大罪,株连九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都是不孝,更何况你自己人头落地,且父母兄弟妻儿子女都要共赴黄泉,此最大不孝也。所以忠与孝并不矛盾,正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其实“孝”的范围比忠大,不仅对父母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君父的忠,可见“忠”、“孝”是统一的,都是为君父利益服务的。

  表面上看作为社会小单元的家庭以“孝顺”、“孝敬”为指导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是善的,但就是这种狭隘的稳定思想,这种表面的善却隐藏着巨大的恶。

  “名为传宗接代实为制造养老工具”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用细说吧?古代女子不能生孩子是可以作为女子“七出”(法定离婚理由)之一的。为了“孝”我们不停的繁殖繁殖再繁殖。繁殖到人口高于物质资料时便发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周期性的出现大屠杀、易子而食的现象。而且由于人类是没有天敌的物种,过度繁殖必然导向人类的自相残杀似的灭亡,因此可以说儒家之孝必是万恶之首!!!

  建立在差等关系基础上的“孝”,从孩子童年扼杀了独立人格的同时,还叫人不懂得尊重比自己卑微者的人格,人民没有了思想,导致了整个汉民族对祖宗无比的崇敬,所以汉人少有叛逆,难于变法或改革,即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每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被父辈所禁锢,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文化的僵固,文化的僵固则会拒绝吸收异样的新的文化,一个民族在文化上没有吸收扬弃的生长经历,它便会腐、会僵,一个僵腐的上层建筑怎能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被“孝”与“忠”调教的很驯良,顺从了君父的私欲,逆拂了弱者的自由意志和基本人性,被驯化成具有超强忍耐力并懦弱的性格,而这种个体德行早已扩展为整个民族的德行,统治者又通过《二十四孝》、《弟子规》、《孝经》,等进行强化,这个可怜的民族将永远被忽悠至死而不知。所以在中国“孝”文化背景下是不会出现民主、人权的思想的,只能产生圣人、高祖、太宗、万万岁的神,产生只信仰空洞“万岁”口号的一群奴才。直到现在,孝子们还错误的认为人权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父母和主子赐予你的。

  纵观历史,历代执政者无不把“孝”作为美德,作为立国之本、愚民之本来大肆宣扬,它培养了一代一代的顺民与奴才,甚至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学会了顺从与孝敬也成为中国孝子们的安身保命之本。有了家庭里的“孝”才有社会上的“忠”,单纯一个“忠”字应该是个中性词,但历代中国的主子,没有一个不是让你忠于他自己,忠于他所安排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你可曾见过让你忠于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主子?所以“孝”导致中国历史上只有“忠君”没有“爱国”的概念。“其能奴颜卑膝乞怜于权贵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国之师”——梁启超。故我国是一个“汉奸”倍出之国。

  “孝”乃“仁”之本,“仁”乃“儒家思想”之本。时下,以孝为本的“儒家思想”穿上“国学”的马甲,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对中国儒家封建主义鞭挞最深刻的鲁迅,已远离了孩子们的教科书,董仲舒、孔老二和一些腐儒又被拾起,企图让那些早在五四时期打入冷宫的东西枯木逢春。拼命用以“孝”为本的儒家文化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不顾阻碍社会的进步,牺牲民族的未来为代价,用一种狭隘的、表象的和谐与稳定来自欺欺人、夜郎自大。他们又何尝不知:一个开明、进步、富强,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而是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造就的,只有每一个人都忠于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批人才有着共同的利益,才是一个有着广大爱国人民的国家,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真正的国家。

  而让一个占有广阔富饶土地的所谓世界上“最智慧”、“最善良”“最文明”,,,的民族一直惨遭外族侵掠奴役蹂躏或自相残杀的儒家之孝难道不是万恶之首吗?

  培养大众“孝顺”的儒家传统陋习,不如培养大众不需要“被孝顺”的自强自立的现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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