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移民的理由

三联生活周刊:移民的理由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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