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起步

罗纳德·科斯: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起步

  我已年满101岁,老态龙钟,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说,我断不会接受《财经》的盛情邀请,借此机会对中国读者发言。

   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让我先谈谈一些个人见闻。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

   但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我还不到4岁。这是个绝对的灾难,不仅因为数以百万的人,为了毫无意义的目的,自相残杀,更是因为它让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误入歧途。

   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历史学家称之为的“极端年代”降临在我们身上。

   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从更早的19世纪后期开始,就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其整个文化传统为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但是,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抱有信心。年轻的时候,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如他一样,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我觉得中国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不知怎么回事,它的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中国正努力实现其潜力。我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带着这个疑惑,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三年多前开始写一本书,来解释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但是,这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实验之路。

   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此争斗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其实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

   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很明显,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 远不是其尾声。

   中国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丰富的传统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市场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

   2010年1月,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推断,在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达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

   福格尔估计的中国总产量可能过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非常低,只有40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万美元,英国3.6万美元,即使与其亚洲的邻居相比,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很低, 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3万美元,韩国2万美元和香港3.1万美元。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

   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通常被誉为世界工厂。美国家庭中可以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很少有美国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

   英国工业革命和后来的美国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产品,开创了许多新产业。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其速度和规模给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依赖于接受来自国外的订单。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

   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通过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在美国, 经济学已经变成理论导向的学科。经济学家们不是在事实中寻求真相,而是忙于从数学证明中寻找真理。

   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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