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袁伟时: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1956年,我访问剑桥大学,一位教授请喝下午茶时说的这句话,一直未能忘怀。的确,许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谈中激发的。不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威胁无所不在;久矣哉,不见汪洋恣肆放言无忌的闲聊!拜读怀宇的《访问历史》,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睿智的闲话! 

  刚满而立之年的怀宇很挑剔,找的尽是满腹经纶的老头老太,而且功课做得那么好,让老人们一一敞开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陈年故事,向这个忘年交倾诉。“文不在兹乎!”这些耆宿大都是华人学术文化界的顶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经意的交流,记下那么多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苦难历程的生动侧影!     

  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灵魂 

  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建立、发展和被摧残的历史。 

   别怪老人怀旧,这不是病态的唠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以大学来说吧,入学虽然要考试,但是对有特殊才能的,破格录取是常事。转学、转系自由,选课也自由,真正的大师就破茧而出了。史学名家许倬云念大学本科,从外语系转到历史系,选课横跨四个系,有五门课只有他一个学生。吴冠中的画,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他原来读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16岁那年参观杭州艺专,入了迷,坚决停学再考,一代大师开始上路。

  剑桥、牛津,够牛了吧?她的灵魂就是自由:“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48页)这曲自由散漫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徐志摩都唱过了。他们揭示的无非是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杰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出。

  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33页)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言而喻,除了优秀的教师和完善的图书、设备以外,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是自由。何兆武、邹承鲁等当年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说及自己的成长,无不认为关键就是有自由!在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高压下,是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保护了一方净土。

  人们喜欢谈论文化断裂,叨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学术文化而言,最严重的断裂在于1949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主流的联系被斩断;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一系列学科消失;即使勉强存活的学科,挂帅的也是以领袖语录定是非的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现象背后,是对何谓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的不同认知。

  为何这些饱经风霜的智者那么珍视自由?许倬云先生说得很沉痛:50岁以后自己的思想变了,“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到50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12页)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这可是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苏联剑拔弩张地批判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后果历历在目。只有坚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公民个人尊严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野史闲话中的真实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正史”,干瘪、歪曲,俯拾皆是;鲜活和真实的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拣。怀宇仿佛不经意的闲聊,就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管辖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说:“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107页) 

  无独有偶。俞大维先生1985年回忆:“抗战初起,我接兵工署长,督导全国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任期约12年。对日战争,大小战役之不利,无日、无时、无地无之。可堪告慰者,战况再如何不利,尚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俞大维先生年谱初编》1792~1793页,1996年,台北) 

  两老的亲身经历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一页,是以往研究甚为薄弱的领域。正如怀宇在序言中说的,记忆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忆就有不准确之处,1942-1943年间河南、广东大旱,有过人吃人的惨剧;“没有粮荒”云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却是真实的记录;作为抗战最重要的基地,这样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说真话要有对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黄永玉说得好:“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197页)满脸“国家意识”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识和人生的修养,他们的言谈不过是千年中国满口仁义道德的“道统”的继续。像创造了《读书》辉煌历史的沈昌文那样惯于经常嘲笑自己“无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明亮的镜子
    
    由于“上苍的安排”,滞居京华的香港著名文化人罗孚成了《读书》的专栏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17页),标志着香港的文化信息从此汩汩流入内地。沈公语焉不详,怀宇长达13页的专访:《我行我素我罗孚》,谈到“沈昌文谈起当年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的故事,简直可以入武侠小说。”(54页)虽然读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访求武林秘笈的曲折历程,但在怀宇生动的访谈中,曹聚仁、聂绀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林风眠、董桥和罗孚自己在香港的趣闻轶事,绘声绘影,展现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录的倪匡的故事,为什么在内地无所作为的人,到了香港成为著名作家?这是环境造就人的故事。

  当人们沾沾自喜之际,照照镜子大有好处。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和北大、清华抢尖子了,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学也到中国来向中学生招手了。没有竞争的压力就没有质量的提高,也缺少改革的动力。当怀宇问金耀基先生:“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大学制度还不是非常强的时候。”(27页)这部书海阔天空,没有严密的系统,但贯穿始终的是落后和先进的强烈对比。它不愧是21世纪中国人的《警世通言》。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部书在处处智慧闪光的同时,文字流畅、生动,开卷有益!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李怀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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