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下)

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

4.扭曲人性的力从何而来?

时光荏苒,30年过去了,40年过去了。

对一个据说把追求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理想的社会系统来说,如何看待过去比如何喧嚷未来更加重要;没有对审判者的再审判,社会公正将无从实现,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将永远无法实现!我再重申一遍:不要以为张志新事件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更不要以为这个事件和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这样以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运作系统,在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总是有一种难以被察觉的力量,在无数方向以很多种方式发挥着作用,这里所说的方向和方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来自过去,来自整个历史。

有一本书叫《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心理学创始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1864-1929)最负盛名的三部社会心理学著作之一(另两部为《社会组织》和《社会进程》)。我记得最初大约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这本书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当时是从文学角度阅读的,为的是加深自己对创造文学形象的理解,没想到无意间竟然步入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思想殿堂,它带给我的益处绝非仅限于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都是我了解世界、了解构成世界的人的重要指导。我后来的读书范围从文学逐步扩展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并且经常向自己提出一些恼人的问题,大约就与这本书的影响有关。

比如,我就经常在想:一个人呱呱坠地,从母体中脱落,转变为自主呼吸,从而开始了一个人的过程,为什么有人成了领袖有人成了流氓?为什么有人可以把几亿、几十亿国有资产堂而皇之据为己有,有的人却无力守住住了几代人的上百年老屋,只能眼睁睁看着推土机把它变为一片废墟?为什么有人成了科学家,有人终生都在做工匠?为什么有人道德高尚,有人灵魂猥琐?为什么有人善良得连蚂蚁都不肯踩,有的人却成为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个人与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爱默生所谓“社会是对每一个个体成员独立性的合谋扼杀”说得有道理吗?如果有道理,那么,查尔斯·霍顿·库利为什么又要说“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生存,反之亦然”呢?这里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有意思,一个人要是觉得什么问题有意思,就会想方设法寻找答案,结果,我就陷入到了这样一种悲惨境地: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否则好像吃饭都没有了味道。

我继续想下去:哲学通过概念解释世界,那么,社会学和心理学能不能也用一种通行的原则和方法来解说社会与人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现象呢?我最初的见解是:很难。我觉得犹如历史学家不能够提供一种通行方法解释所有历史事件一样,社会学和心理学同样无法为社会与人的全部景观做出自己的概述。

后来我从“以社会学的(或者说以社会哲学的)社会心理学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面目出现”的美国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的思想中得到启示,一团乱麻终于被解开。

米德认为,“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并不是根据组成社会群体的单独的个体的行为来组成这个社会群体的行为;毋宁说,我们是从某种既定的、由复杂的群体活动组成的社会整体出发,从其中分析(作为成分)组成这种社会整体的每一个单独个体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根据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行为来说明个体的行为举止,而不是根据属于这个社会群体的单独个体的行为举止来说明这个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行为举止。”

米德说:“对社会心理学来说,整体(社会)先于(部分)个体而存在,而不是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而且部分要根据整体来做说明,而不是整体要根据这个部分或某些部分来说明。”

米德他别强调:“不能通过用刺激加反应构成社会获得来说明社会活动,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看作是某种正在发展的东西——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单独地得到考虑或者理解,看作是一种复杂的和被包括在它之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刺激和反应所隐含的有机过程。”(上述引文均出自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

这就是说,任何社会中的个体行为都带有千差万别的社会与人的原因,只有深入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系统中去观察和了解个体行为其之所以发生的缘由,才能够洞悉其中的奥秘。那么,具体到我正在谈论的事件,在更深邃的意义上,我们又如何把残害张志新的侩子手毛净“根据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行为来说明个体的行为举止,而不是根据属于这个社会群体的单独个体的行为举止来说明这个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行为举止”呢?

无可避免,我必须要说一说“无产阶级专政”了。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阶级的人没有得到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阶级镇压的“以暴制暴”的极端手段,这是一种战争条件下的临时措施。在和平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认为“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起义的少数人的专政”。

但是,20世纪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继逝世以后,在专制主义的沙皇俄国出现了一个叫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首先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武装夺取政权以后,本着“凡是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的逻辑,对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一切党派团体都实施了严酷镇压以至于消灭,一个血腥的极权主义社会过程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延续到赫鲁晓夫,延续到80年代末期,反人类、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大厦才在人民的唾弃下轰然倒塌。

列宁鼓吹和实践腥风血雨式的极权主义社会过程的时候,在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有很多反对和斥责的声音,譬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下《论俄国革命》一文,更是集中批评了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历史行为。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卢森堡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源泉。”“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要逐渐灭绝,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卢森堡警告人们,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卢森堡进一步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很不幸,卢森堡所有的话都言中了。

正是在卢森堡概括出来的“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的社会境况之中,出现了被害者张志新,出现了施害者毛净,于是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极权主义的社会过程何等野蛮,何等血腥,看到了“公共生活野蛮化”、“道德崩溃”、人性扭曲之后,人可以把罪恶发展到什么程度。

指出这一点,是不是意味着对毛净之流的罪恶有某种程度的减轻或解脱之意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好在我前面说到的那个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另一本书《社会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人、人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状态,可以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参考。

库利认为,人性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社会道德态度,甚或你随便称谓的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身的价值系统,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成为所在群体中的独特一员。脱离开对群体的考察,你将无法解释个体的任何行为,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没有理解一个人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你也就无法理解这个人的人性状态。”

这就是说,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社会形态,被害者张志新不在,施害者毛净也不在,出现在那里的是“他者”——打一个比方,当纳粹主义席卷德国的时候,一个叫汉斯的年轻人因为所处位置不同也许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状态:假如他身在柏林,他就有可能参加冲锋队,去屠杀犹太人,成为人性扭曲的非人;但是倘若这时候他不在德国,而是在巴西一个偏远山村当小学教员,即使他热爱德国,灵魂世界也燃烧着纳粹的激情,他的人性也不会出现扭曲,更不会成为一个毫无人性的杀戮者。

有了上述辨析,我就可以说出我的见解了:归根结底是社会决定着人的状态,社会决定着人的“在”或“非在”;是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使人成为特定意义上的“人”。张志新之所以成为张志新,毛净之所以成为毛净,都是因为他们很不幸地置身在了卢森堡描述过的那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历史过程之中,不同点仅仅在于,前者由于人性的高贵而成为被我们瞻仰的人,后者则因为人性扭曲而被我们鄙夷和唾弃。

如此而已。

5.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1979年8月12日,诗人公刘到大洼刑场凭吊张志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一首名为《刑场》的诗: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像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让我们记住诗人的诘问:“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诗人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让我们看事实:《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以后,《光明日报》收到两三大麻袋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表达对法西斯行径的谴责和愤慨之外,更多的是要求“严惩凶手”——这已经是那个年代所能容许的最大的思想宽度了。

凶手——诸如毛净之流——是否得到了惩治呢?不要听我怎么说,请看报道:“具体执行的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主管部门,即辽宁省委宣传部在签署意见的时候是集体签名,法不责众,没有什么人能够被追究责任,怎么办呢?只好找到一个最老实的副部长做替罪羊,惩罚是:提前退休回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被追究查办。”

因为某人说了“不争论”,所以很多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就被搁置了起来,在观念意义上,这些事件也就无所谓正义,无所谓罪恶,一锅糊涂汤,被杀的人和杀人的人似乎都悄然隐身到了历史深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逻辑:所有人都是被迫作恶的,他们也是受害者,这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罪恶都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反右派斗争”没有错,错的仅仅是“扩大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四人帮”捣乱才成为那个样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风和日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是被公众声讨的社会事件也没有责任者,好像是天老爷突然神经了,犯混蛋,才制造了这么多令人发指的罪恶,所以,改革开放了30年,在所有重大社会事件和个人事件面前,中国仍旧无声。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真的无声,我们一直在无声中等待,一直等到了今天。今天又如何?仍旧没有人站出来明确告诉民众,那些本应当承担罪责的人为什么没有承担罪责?正义为什么没有最终得到伸张?没有人。相反,我们从禁止谈论张志新案件的内部禁令中感受到一种冷飕飕的寒气:对张志新事件结果的追究触及了不能被触及的底线,无需解释什么原因,不能谈论就是不能谈论!

事物并不因为不能被谈论就不存在或者消失,再说,人是一种能够想象的动物,而且,除非是一些把精神生活降低到动物水平的人,一般来说人都不会放弃这种值得骄傲的能力,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上,在她的颈背下面垫上一块砖头,不消毒也不进行麻醉,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也就经常作为活生生的图景映现在人们心中,没有人能够祛除它,那些以为不让谈论的事物就会不存在了的人愚蠢极了,实在是愚蠢极了。

我经常有一种提醒那些强制人忘记某些事情的人的冲动:事情本身并不具备做事情的能力,事情全部是人做出来的,而人做怎样的事情又直接渊源于人性的状态,既然这样,你还能够阻止人们记忆那些事情、记忆做事情的那些人么?具体到张志新事件,你能阻止人们对那几条大汉做另外的想象么?你能让人们把他们想象成为纯洁善良的天使、腼腆羞涩的少女么?你不能。不是我们把他们夸张成了上面描述的样子,而是他们做的事情使他们成为了那个样子,这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言:人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本质都在他的行为之中”,我所做的描述不过是具象地还原了他们的行为而已。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到毛净在所谓“不争论”也就是不正视的禁令掩护下混进了人群,正在为躲过一场本应当有的正义审判而庆幸而自得,时过境迁,他又改头换面换上了西装,就像当年被裹挟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被裹挟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加入到了“改革者”对民众命运进行改革的人的行列,成为了远比一个狱卒更为风光的权力者。他剃掉了浓密的胸毛,谈吐也较前文雅委婉了,但是,作为职业权力者,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放弃怀揣着曾经杀害张志新的那把刀子,他深深地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当“暴烈行动”或者具有与暴烈行动同等危害的不暴烈的行动乃至于思想真的出现的时候,刀子是有用的,永远有用,这是传家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于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无论历史呈现怎样的面貌,我们都会看到毛净的身影,看到他把刀子藏在西服下面……现在他喧嚷的已经不再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喧嚷中,他没有任何阻碍地把权力变成了延伸野蛮兽性的工具,所以,我们才看到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我们才看到血汗工厂不断流出血汗,我们才看到孙志刚之类的无辜者被无端打死,我们才看到小贩被城管人员围追堵截到生存绝境,我们才看到童工在黑砖窑里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隶被剥夺自由,被残酷压榨,被剥夺生命,我们才看到我们的女孩子被他们猥亵和蹂躏……当新的权力罪恶不断上演的时候,张志新事件愈加显现出其社会学标本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脱离我们的生活而抽象存在,它就是生活本身,不同点仅仅在于它有了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价值符号。

张志新事件绝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失去色泽,我们必经常审视它,让它警醒我们麻木迟钝了的心灵,它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不仅仅关乎政治伦理,更关乎人性,关乎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质地和形状;它也绝不仅仅是一桩发生在过去的某人被残忍杀死的逸闻,它更是我们民族精神肌体的一个巨大创口,它每天都在流血;它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血腥环节。

尽管毛净们一直在疏离我们对事件的正当感觉,但是无论它被什么东西遮掩,我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我们不能,绝对不能!

6.谁来断喝“放下你的刀子”?

我始终认为,权力,无论多么宏大或多么渺小,其本质都不是利他的,它是自利的,所以它也就不是善,而是恶;权力并不神圣,它是世俗的;权力不是精神的,它只是一种技艺。所以,必须用一种方式限制它,使之在一种正义原则约束下生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权力才会成为积极的力量。

国家权力更是如此。古往今来,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有已知的罪恶都与国家或社会组织权力畸变为“恶”有关,都与国家或社会组织权力的性质衍生出来的人性状态有关。正因为这样,人类才始终把如何制约权力作为重大问题一再探讨,这方面,我们甚至能够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孔子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所走过的路径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思想家为了限制权力,更多强调的是个体权利(请注意“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的概念,两千多年以来,无数哲学家都在殚精竭虑地思考怎样用完善的法律制度限制权力之恶。而东方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强调更多的则是对权力的道德约束,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思想家都在苦口婆心地劝谏掌握权力的国君要讲“仁”,要“爱仁”,把老百姓作为洪水猛兽来防范,警告帝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千万小心哪!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驭民之术高度发达,人的权利意识却极度萎缩,近代以降,甚至到了把个人消失为无、只留下“国家”在广袤大地上横冲直撞的程度。

东西方两种文化导致了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同时还体现在文化当中,体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于体现在一个人和单位领导、一个雇员和老板的权力关系之中。

既然我们承认权力的本质是恶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警惕一个事实:在一个缺乏法律限制的文化环境当中,权力恶的本性会无限制放大,并且非常有可能找到机会与人性恶结合为一体,就像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那样。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人性之恶又将权力之恶发展到极至……张志新事件以及其他更让人激愤的事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净也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把人性扭曲为兽性的。

一个人进入这样的轮回,离魔鬼也就不远了。秦始皇、隋炀帝之类的中国皇帝,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甚至于目前仍然用权力奴役人民的任何独裁者,任何单位的权力没有被限制的领导者,任何规避在法律管辖之外的企业老板,严厉一点儿说,都是这样的魔鬼,他们奴役的是与自己共生的东西。专制主义只能断裂,不能弯曲,如果他们无法止住自己的脚步,就会一路狂奔下去,直至灭亡,尽管灭亡的方式会千差万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责备过的历史同时也是裁判场——总有一天,正义的裁判会举起弱者的臂膀,宣布谁是真正的赢家。

然而这只是一种期望,至少在目前,人们还很难找到保护自身的方法,正义的裁判之类也就仅仅是期望了,历史犹如一辆陈旧的马车,在夕阳中缓慢前行地走,谁也不知道它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它的终点。

假若面对这一切的是一个保持着正当人性的历史学家,他又会怎样做和做些什么呢?他知道按照某种原则或者说规律,应当把一切社会事件都归溯到有机的历史过程之中,像科学家那样在那里用理性的显微镜和解剖刀进行解析,分解出不同的成分,提出严谨的科学报告……但是,他又深知他无法那样做,它的实验室不在真空之中,他必须按照建立了这座实验室的人的意图分解或者掩盖他的研究对象,否则,他就将被驱逐出实验室,成为体制外的“浪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看不到真实的历史,遗忘历史,无法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正确的见解和观念,难道还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这是被强制的遗忘。

遗忘“意味着历史的教训没有被记取,导致历史错误的观念与体制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和清理,历史的悲剧就完全有在人们无法预料的时刻,以人们同样无法预料的形式重演的可能;而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经验,也会在这样的集体遗忘中被忽略,从而导致思想与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人们不能在前人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的重要原因。这背后隐藏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至于民族发展的危机,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到忧虑的。”(钱理群:《拒绝遗忘——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

我们的确很忧虑,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现实吗?我们不能,相反,现实却不断被权力者改变,不信么?让我们看一看在人们被强制遗忘的地方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在教育系统的教科书改革中,我们前面提到的鲁迅那篇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了。这种删除是技艺性的吗?是简单的增添或者减少吗?我认为不是。直觉告诉我,考虑到事情发生的特殊社会背景,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什么东西,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纪念刘和珍君》究竟怎样让人家感觉不方便了呢?让我们听一听鲁迅在这篇泣血的文字中都说了些什么吧!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文字就有这样的力量——《纪念刘和珍君》确实会让人联想到一些什么:张志新之死……天安门广场“风波”……因为出门没带身份证或者其他原因被警察殴打致死的人……任何一种联想都让他们恐惧,这时候你就要想,不管权力者表面上如何尊崇鲁迅,但是在他们心灵深处永远怀着一种暗恨,因为百年以来只有这个瘦弱的男人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一个罪恶躯体上的疮疤。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纪念刘和珍君》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竟然仍旧在为八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而恐惧,这就是鲁迅的力量,这就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可叹的是,这种力量日渐衰微,再也没有人敢于去担当了,我们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大地一片空濛,一场场好戏又相继开台——“阿Q”被抬上无篷车,即将送去杀头,除兵们和团丁,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蚂蚁一般的看客,阿Q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好!!!”……不要以为我们自身有多么高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那些“蚂蚁般的看客”中的一员。

我们隐约看到毛净前前后后忙碌的身影,明明知道他怀里揣着曾经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刀子,却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断喝:“你的刀子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你的刀子!”仍旧躲着,看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鲁迅:《药》)

林贤治先生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林贤治先生接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儿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人性也被扭曲了。
    
    2008-11-9凌晨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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