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颜六色的熊:自由的效率(五)

五颜六色的熊:自由的效率(五)

但今天的媒介主体中,中国的网络文化非常糟糕,当然这个和言论管制有关,我的《弱者的希望》尝试在搜狐连载,但很快就被封杀,我的微博帐号也被封闭。从流行的网络文学而言,早期是类似《成都,今夜请将我忘记》,很快就有《金鳞岂是池中物》,而后是大量的穿越小说与黑帮小说、官场小说。我曾被原公司同事推荐看过以上两部以及《绾青丝》,最近又被老婆不停的看《步步惊心》烦得不得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现代人写出来的穿越小说,居然显示出了如此深厚的受虐狂心理情节,一个从现代穿越回古代的人,可以把奴才当的如此卓越,他们的现代知识用来为极权非常好的服务,对这种受虐的美化表达让人不寒而栗,这就是我党对知识的去自由和工具化的目标(问题是这的确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移民到了民主国家,却还是怀有这样的斯德哥尔摩症候!当极权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用有限自由去创作无限的被奴役,把自身工具化,并觉得这是美!而《金鳞岂是池中物》无非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极端梦想,钱花不完,老婆多而且漂亮,身体无比的好胜过种马,外加可以结交权贵欺负小流氓,但对大流氓充满尊敬。如果人民普遍是这样一群混蛋男人和这样一群变态女人,那国民教育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些人和文革中荒废的一代一样,都会对他们子女在家庭教育传承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对这样的群体,怀有希特勒手段的政客如果对症下药,以国家主义和民萃配合男性混蛋们,以低俗奢侈消费迎合女奴,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当口,那么选票也不见得就是什么最不坏的途径。

从反映国民心态的文艺上而言,同样是贫穷的印度所拍摄的电影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印度影片不回避印度贫穷、种族冲突、政治黑暗、愚昧、政治措施的荒诞、教育制度的谬误,例如多年前的《流浪者》、《甘地转》,而今的《自杀现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个白痴》等。这些影片反映了印度旧文化的深刻印记,我们看到种族问题、贫困问题、种性问题长期和复杂的难以解决,也看到了印度在文化上的创意与政治上自由表达带来的国家发展空间。很多人对于这种对比,施加另一种中国式的解释,将印度落后于中国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典型的只比差的,不比好的从而让大家感觉很幸福的手段。但从文艺方面的对比,中国在舞蹈与美术上不如非洲,在电影艺术、小说上不如印度,在经济学、数学方面也不如印度,文化的真实性方面只要看看我们领导人自49年后一贯的恶心品位就可知晓了。中国在基础建设上的优势不是因为中共的制度优势,而是民权劣势造成的,这种在民众低素质阶段所显示的集权组织优势,是在限制人权自由和市场自由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基础建设造成多大的无效浪费,那这种所谓的集权组织优势在财务分析上就已经立即荡然无存了(真正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人的勤劳所导致的巨大的财富积累能力)。高度集权的组织优势在局部而短时间的武装冲突态势下,是有明显的组织优势的,但从长期的社会建设方面,这样的结构如果没有为民主政体解构,则这种集权组织的自我繁衍将如癌症一样因为缺乏制约而在毁掉一切可利用资源后崩溃,这也是中国历朝的历史现实,也是前苏联对此制度不堪重负后最终自我崩溃的结构原因。

其实从印度的历史来看,有太多的资源被尼赫鲁家族拿来为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埋单,这一方面为其家族和国大党赢得了长期的选票,反过来又给印度的经济自由发展制造了障碍。从现状来看,印度却是一个缺乏社会革命而保留了太多等级制度印记的好例子,假若印度曾经有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以平等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则印度的社会阶层问题可能要好一些,但如果革命导致了共产党这样的独裁政党上台,则国家会陷入另一种长期的痛苦,文化也会随之衰落。在上个世纪二战后到80年代初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徘徊选择,这是很多国家政局的痛苦之处。从社会主义手段采取广泛的阿根廷的经济多次崩溃,印度的停滞不前,以及古巴、苏联的长期经济落后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或者补贴模式都是遭受了现实的失败,好似中国是特例。其实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完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造就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局部放开自由的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民间自有资本积累、外资等多方力量角逐而成的,在这样表面的发展背后,集权制度确实给了这些资本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因为中国政府做了社会主义不敢做,资本主义做不到的诸多事情。例如对教育、医疗的大规模预算比例缩减,对土地的疯狂劫掠,色情娱乐业的巨大发展,对资源的破坏性掠夺性的开采,这些都是在两种社会中不能干或者干不成的事情。除了对能源与资源行业的垄断类似社会主义之外,其实中国哪里都不像社会主义,也并非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在局部自由市场相对开放,在政治上顽固守住底线但缓慢给外部以一点自由迹象,在社会制度上混杂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半自由主义、恶性资本主义、殖民地经济、寡头政治、封建政治的大杂烩,这个制度的优势是在手段上可以选择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对农村的户口控制制造长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对土地财政的过度运用,对资本的投资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的极其到位,对政治权力上的坚决把控,对舆论、网路的严格控制,这是集权把各种制度结合玩到临近极限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的延续支点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古希腊传说中米达斯的点石成金术一样,当经济朝着垄断发展达到一定极限后,社会本身的平衡将会打破,少数人的巨大财富对社会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多数人在社会中由于巨大的反差不再安于现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印度的宗教因素,社会有普遍的革命传统,国人可以安于饱暖暖,但决不会如印度人那样致死都相信命运,当过度的不平衡时,中国传统社会就崩溃了。

一百年以前,欧美也出现过非常多的特殊事件,类似煤矿事故、不良食品、过度剥削、制衣厂大火、地震检验出来的豆腐渣工程等事件,但这些事件在法制社会的社会监督下,通过立法促进,导致了西方逐步的调整,最终向文明迈进。但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今天的很多现实事件如毒奶粉、毒馒头、上海胶州路大火等,并没有起到对社会进行改造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局如果要独裁,就必须把社会繁荣的责任独立承担,并且一定要证明当局没有过错,于是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帽子下,当局只好采取另一种措施,就是控制反面事件在媒体上的传播,并极力把坏事变成好事来宣传。于是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制度性改良契机的社会监督和案例法作用,却成了在文化上非常恶心的歌功颂德,丧失了无数的改良机遇,所以结合前面的客观结构分析,改良是目前的体制结构下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苏联最后是政治改革开头的时候造成突变,连带东欧一起都不能算是改良。而目前顺利完成改良的,多数是前君主制国家(欧洲、不丹、尼泊尔),或者是已经有宪政框架的国家(突尼斯、埃及、台湾地区),而中国、古巴、朝鲜都仍然坚持旧体制,越南也是一种越共内部的民主(但值得注意)。

当局在处理问题上的镇压掩盖,这对于与官方勾结的商人是一种很坏的负面激励,对没有背景的百姓是加重他们的对抗,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朝野双方都不会尊重法律,也都不会认为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所公然违反的法律,有暴力拆迁下的《物权法》,限制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下可悲的《宪法》,任儿童流浪街头乞讨视而不见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自己违反自己所定下的无数规章制度,这种政府所支持的违法换来的法律失效问题,就是今天中国黑社会日益繁盛的土壤。

中国黑社会起家从1980年代左右经营地下赌场、走私黄金、控制乞讨、卖淫、偷窃、销赃、黄色录像、倒卖废旧物资、倒卖钢材、黑包公、欺行霸市;到1990年代的贩毒、色情业、走私,都还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黑社会,都只是小打小闹有点起色,到了世纪交替的前后,因为地产业的兴盛,导致的通过控制土方、建材、甚至黑社会自己作开发商、以及在拆迁中作帮凶的极其多的机会,中国的黑社会开始大发展,随着近年来因为金融资源不公导致的民间融资是盛行,黑社会成为与高利贷、赌博业捆绑而形成的积累效率极高的企业形态的实体。黑社会问题是当局所忽视的问题,因为目前还看不到黑社会对当局的任何挑战,他们又是当局非常需要的解决当局自己胡作非为的可用力量。但有朝一日,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庞大的黑社会问题,介时法律与民主都对他们无效,也千万不能用可笑的所谓流程至上问题去解决,尤其是当黑社会不再因为是贫困问题,而是因为高利润聚集反道德反社会的问题,就有必要采取比共产党更狠辣的雷霆措施在民主社会初期一举镇压掉这个社会毒瘤。否则,中国很多地方甚至核心城市的黑社会会将中国变成墨西哥、菲律宾、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一旦黑社会渗透进入了政治核心,那中国将不可救药。

但在实际的斗争经验上,和社会底层势力的结合在高度集权社会中也许不可避免,而且黑社会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在社会转型期是有效率的,正如中国的工程管理,那些作为恶霸的工头曾在30年的历史上不可或缺,如果哪个项目经理想要直接管理工地上的工人,他将把自己累死,并且完全达不到管理目标。但在刘易斯拐点的转型期,工人从原来的受控于恶霸的管理模式将逐渐过渡到直接受公司雇用的制度,这将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后不可避免的转化,这时恶霸管理就显得落伍,而是要根据公司管理科学的激励机制来管理,对这种转型造成最大障碍的,其实是目前的户籍制度本身,而对于整个社会拐点(所谓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障碍的,是和恶霸一样的既得利益群体,正是他们在维护这个丑恶制度。

不过改良之所以难以完成,却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素质问题,因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如果能够理性看待社会转型问题,具备最基本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则他们的群体决策也许将是良性的。但如果一个生活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敢于向底层社会去探索,也与有钱人群体进行交往,那么他会觉得韩寒的素质论表述是过于含蓄了,他也许会对人员低素质下的改良设想失去希望而希望开明专制。但如前文所述,其实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民主的主要核心是利益判断,民主的目标的确有可能因为群体素质而非常低俗,但总要比因为少数人的恶俗导致社会失败要好。就民主社会的低素质危害如何解决,也许要诉诸精英主义来对应社会自由的初级阶段,但更有效的方式是对从政者素质的立法,例如对学历(所有的马列学历都应该无效)的规定虽不免损害少数人的政治权力,或者对前共产党员与公务员的政治隔离不免武断,但在社会效果上是可以将低素质危害有效控制在执政群体之外的,也可以将代议制的代表素质控制的大数原则的统计学有效范围之内。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功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和政治道德结合应用,完全的理想主义会让哲学在实践上失败,这是因为哲学原则的实现要依靠一系列的管理学实践来发挥作用,这是科学和理性的,纯感性行为是完全靠不住的。

而更有效率的是,舆论监督的自由将在依靠说理的机制下,让坏的政策与不道德行为被理想原则所监督,舆论在自由社会的市场上生存,只有依靠理想主义才有卖点。在舆论开放的时候,无论三版女郎是否更为兴盛,只要头版的无情揭露可以有效监督恐吓政客们内心的放纵与道德的败坏实践,则人民在低俗与正义之间可以兼得,高素质与低素质人民大可各取所需,但社会公共舆论所维护的只能是具备精神高度的目标,支持自由权利的现实而已。

今日的社会治理之滑稽一面的确不乏案例,例如所有大城市的小姐目前都办理了信息卡片,否则就无法从业,这让当局和色情业之间的保护费有了一个依据,正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缴纳的依据一样。但是小姐们却无法参加社会保险,不能缴纳“三金”,尤其是不能办理医疗保险,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执政,心知肚明但不肯承认,于是莫大一个群体就没有社会保障,未来也没有依靠,这和日寇不肯赔偿慰安妇从心态到做法,从理论到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不一致的无非是糟蹋她们的人不同,这对一个民族的道德灵魂,并无任何值得告慰之处。

要说自由和民主本身可以带来道德改善,这显然是一种理想。虽然民主可以有明显的错误纠正机制,对社会发展路线有定期的纠偏能力,但其本身不见得能对民众的群体素质有直接的改善作用。同样,虽然自由可以让思想得到释放,让各种创造力发挥作用,让闲置的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自由本身也不能让民众马上成为绅士。但从心态上,民主的权利带来民众的自我尊重将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中产阶层开始具备公民心态,自由带来的内心释放将让社会成员之间更为和颜悦色,这些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道德改善的四大充分条件之中的三个,第一是法制建设与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第二是教育投入(而且要严格的平等投入),第三是自由市场原则在法制下的基本保障,都可以通过民主的裁决和科学的方法来实现,但是第四要素,人们的内心修养(包含但并不等同于宗教),不完全是前三个要素具备后的客观结果,而是有很多的或然性,也受到个体所处的环境限制。

我本人是不赞同罗素等人的教育万能论的,虽然实际上教育可以极大的改变人们的素养,改善人们的外在表现,让人们变得彬彬有礼,但是从内心上一个人是否追求终极的高尚,并不完全决定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从根本上而言,一个人的高尚与否,最终决定于他内心是否受到触动,或者内心自发的真实相信道德理想是人类追寻的终极意义,相信道德具备伟大且无与伦比的终极价值。这种内心方面的真实修养,恐怕只有一个人自己才能真正在自省时候看清,而非外部可以判断出来,这种精神方面如果可以实现基于生物电或什么别的方式的交流,则人类就将升华而逐渐脱离禽兽的境地,这从物质的波粒二线性而言,是有可能的,所以精神不灭也是一种可能的科学现象,但人们在不具备这种交流能力时是无法发现的。这在以往出现了一个是否相信神存在的问题,对神的思索其实反映了人对自己终极价值的思索,反过来讲,那些绝对而武断的无神论者在思想高度上距离禽兽所诉求的温饱淫欲距离更近,距离道德的距离更远,而如果真的不信神,周和邓以及无数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必把自己的骨灰撒到踪迹全无呢?

在当代,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人为的制造神,当代宗教原本的源头也是人类个体范例的精神楷模,而非迷信,例如基督的自我牺牲与释迦牟尼的伟大劝世精神,但在缺乏科学的时代,尤其是在有神论迷信的时代,将他们打造成为神可能在所难免,但目前已非绝对必要。但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就是在科学时代的信仰如何保持道德信仰的坚定性。

看清了人这种东西,不由得对西方基督教的新教肃然起敬,新教的自律和李叔同选择律宗,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的。我不由得认为新教那个上帝选民的自我拯救途径,是一条合适的道路,而真的有神的话,我们不过是无数神的实验品当中的一个,而且是他不怎么关注的那个,于是就只有自强,以及最终推倒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像。但人文主义者的关注人性本身爱的至上也很有道理,只有通过非理性爱的平台才可以到达理性的至高,这是原罪对理性的铺垫作用,在哲学上也是必要的。有些人可以从吻中感受到真爱,而有些沉迷于欲望,这就是领悟能力的不同。但人类相当长时间内推进经济进步的是物质欲望,而非道德理想,教会用道德理想控制宗教,国王依靠物质欲望管理社会,这本是西方走入现代理性社会的通道,但在宗教礼仪上,国王需要宗教的加冕来认可,对此结构,东方历史上长期欠缺。

现代社会中,有一些自我修养达到一定水准的个体,但这些人几乎都不具备更不愿意成为宗教性的领袖,尤其是目前的宗教已经过于老化,宗教本身形成了对精神升华的障碍,因为一旦破除迷信,宗教团体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雅典学园”网站本身的命名显示了一定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理想,以群体思辩来实现古希腊理性到现代的延续,可惜古希腊雅典学园本身的学生也一样良莠不齐,这在目前也只可能如此,这是个结构性问题,甚至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但在法制、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采取说理的方式是有可能让好的修养推而广之的,这就是议会模式的价值所在。

不过回到全体内心道德修养的问题本身来看,并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保障这样的全体修养能够实现,这完全可以宣判共产主义理想和所谓大同的荒谬与不可实现,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保障上不可以非常人性并覆盖多数。

回头说说香港和新加坡的对比,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狭小的生存空间,差劲的社会保障,所谓的自由经济的另一面,是恶性的地产与资本霸权垄断与受到的制约不足,这些因素导致香港人的价值观非常现实,说过一点就是小市民气太浓烈。但是香港人如果不现实,在非常落后的退休保障下,又怎么活下去呢?在香港的服务业从业者很多都非常老了还在端盘子搬箱子,这种情况下对利益如何看得不重呢?香港人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把经济贸易搞得不错,但港人一向缺乏政治权力,港人相对遵纪守法是因为英国的严刑峻法所立的规矩,而不是香港人天生素质高,港人的黑社会问题一度非常严重,有10万警察30万黑社会之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打屁股,于是黑社会问题就很小,人们有选举权,于是守法的自觉性高,同样的人种来源之下,新加坡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涵养高于香港一些。香港人被激烈的竞争培育的非常敢于冒险,敬业有实干精神,新加坡人虽然政府忧患意识浓厚,但性格要比香港人温和许多,祖上同是潮州人的一个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坐在一道,绝对可以分出来哪一个是香港人哪一个是新加坡人,两个地方的普及教育搞的也完全不一样。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典范,也是当局所心仪的类型,新加坡是开明专制+法制资本主义的典型,是当局叶公好龙的对象,当局总号称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但实际上努力制造的是香港。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光有自由的环境显然不够,如果政治权力被垄断,则社会分配就会寡头化,而缺乏公民训练的人们显然也必然有公民意识不足的问题。在非民主体制下,人们更容易对一切不满和抱怨,因为政治寡头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他们的解释无论是否真的有道理,在权力垄断之下的人民都不要听。非民主体制下的人民显然也必然缺乏政治协商技巧,缺乏包容意识,新加坡是独立国家却基本上都可以说国语,而香港是一个地区,大部分人也是可以说国语的或者至少听得懂,但港人比上海人还要留恋方言,这是缺乏包容性的表现。因为上海与香港都有一阵子傲视中国其它区域的时间,香港人的优越感无非是大陆的胡闹于封闭便宜了他们的小市民,他们以前消费“北姑”,现在发现大陆人开始比他们有钱,于是心里不平衡,其实从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与宗旨而言,其封闭是反香港所号称的精神的,但是如果连生孩子也受到影响,心情当然会不快。

这种吵架当局最开心,反正这样的话当局把香港的政治普选权废掉的时候大陆人就不会支持了,只要人民之间互相掐架,统治者就可以裁判。其实数百年前北方人叫南方人南蛮子,汉人叫旁边的人蛮夷, 上海人以前认为上海以外的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认为自己显然是全国的领导,但在西方人看来,国人又不免都是土鳖了。中国的区域歧视问题一方面是物质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缺乏相互交流,既得利益者聚集的大城市经济是中国各朝代的统一特征之一,而区域之间的相互不理解也是,在少数民族身上更是变本加厉。当年汉人动辄嘲笑蒙古大夫,因为蒙医用药狠,多用生药,但蒙古人肉食加奶,汉人当时以米面为主,身体单薄自然受不了,可到了今天汉人营养跟上了,用蒙药医治花旗银行上海小姑娘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就立竿见影的解决了所有中西医都长期束手无策的问题。如果理性分析的话,蒙古人应该像今天的大陆人嘲笑朝鲜那些营养不良者一样去嘲讽汉人的浅薄,但这不是生活空间广阔的蒙古民族的民情。那些心胸宽广的人们往往有自由的传统,有自由的思维,那些狭隘而被极权者控制自由与思维的可怜人们,却在彼此为了共同的低俗而争吵的时候,为当局分而治之。

歧视实在是人类先天的本能之一,这是移民的最大不妥,因为移民虽然是为子孙谋得良土生存,但也无疑宣称了一个国家与文化的失败,并逼迫每个人自己承认自己无法拯救自我,更无法改变环境。最近流行的励志口号就有“少壮不努力,一辈子在内地”,这显然不是说这个国家以往的贫穷,而是对未来预期的绝望。民众不管素质高低,都会被基本的历史经验所教育,有本能的判断,如兔子听到异动就立即奔逃一样不乏本能的选择,相信改良无疑是相信狼可以和羊交朋友,当然这也有人做过试验,就是让母羊给小狼喂奶到小狼长大,结果是小狼吃肉但缺乏捕食技巧,也不会意图捕食母羊的近亲而已。所以人们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与现实,通过吴英案、黄光裕案、李刚案,再以往通过当年对越作战高干子弟镀金平民孩子送命,通过无数的不得不带过红帽子的企业主锒铛入狱,通过国企的无耻垄断,通过医疗、教育、金融权利的巨大不平等,通过无耻宣传与镇压,通过强拆,人们仅有的思维自由告诉他们,一定要走。这与以色列奴隶跟从摩西走出西奈半岛,新教徒逃往北美一样,也和孟母三迁的道理一致,这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也不违背人类的最高精神理想(贪官们和司马南们所追求的并非人类理想,而只是寻找避风港,但那对他们的家庭与后代是好的选择,他们本身得不到救赎,但后代可以融入。所以对家庭而言,贪官们和文娼们还是在利己基础上办了好事)。不过从族群竞争而言,则如此下去,中国必将灭亡,美国与西方必将统一全球,从文明发展而言,这无疑是大势所趋,因为自由的效率,在竞争问题上远强于古老落后的丛林政治。

遵照革命前辈孙文的经验,和改良的康梁经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要两手抓,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移民。这不幼稚,因为没钱什么也干不成,康梁孙文第一筹款,他们革命的先决条件是绿卡在手,中共的干部也是莫斯科与欧洲培养的,这是历史经验,否则只有学法轮功和哥老会了。上大街喊口号除了导致被欺负没什么实际作用,戊戌六君子何其慷慨,何用之有?无非是血馒头的原料。真正改变的是小班长的一枪,手上没枪本土革命纯属扯淡。而且从组织问题和财政问题来看,也只有在海外组织才具备抗衡的效率,其实海外黑帮目前一个很不错的财源就是敲诈绑架贪官子女,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在海外策反工作要远比国内好做,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

从自我拯救而言,一个人是可以拯救自我的,但内心升华带来的那种价值,如果在污泥中也的确会泯没,六君子们成为血馒头是个典型案例。传教士精神面对民众具备影响力,但对于中共没有,因为与自由的散漫效率相对,极权高效率的把内心卑下者汇聚到了一起。当年南汉刘继兴要求当官的必须接受阉割,主动当官者有十万众,而今历史的确有所进步,简化为入党仪式。当然,党员们的下作程度要比南汉群阉好一些,但思想上难免为了投机干脆罔顾廉耻,而在社会上的大批和流氓无异的人民,与禽兽比邻的活物,同样不接受心灵的引导,而只臣服于霸权。所以在民主的初期,当权者除了要有极高的哲学修养与法制精神,还必须要有马基雅维利的手腕,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现实的大批流氓与愚民,在法制的前提下严格执法,而实际上美国的法律远比中国严酷,监狱人满为患,这是构建理想社会之必须手段。其次在人口政策上,要学习新加坡等国的经验,让高素质人口的繁衍效率上升,改变人口的结构性素质,这对于东方社会尤其有必要,而且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

不过,一想到对中国的拯救或者对于民众的拯救,除非具备传教士精神,否则将四处碰壁而无法继续这样的尝试。但从另一方面,如果怀有功利主义的实战技巧,在做表面的同流合污与坏事的同时能够建立势力,成立组织用有效措施激励民众(例如瓜分党员贪官们的财产),则这种技巧性拯救是有可能的。只不过这样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流程问题,不在于所谓手段比目的更重要的那种鬼话下的固步自封,而是在于功利主义汇集起来的群体中,恐怕流氓的比例要远大于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组织控制上就要煞费苦心。不过如果花上一部分没收党产就可以达到安抚革命团体的效果,那么建立宪政后可以逐步消化这种结构问题,通过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更替,权力将逐渐分散,不再将本属民众的利益瓜分殆尽,这就是政治自由的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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