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漠视时间的中国人

许锡良:漠视时间的中国人

发现中国人漠视时间与不注重计划的第一人,应该是150多年前,美国来中国的传教士Arthur H.Smith先生,中译名雅瑟•亨•史密斯。他在其名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提到中国人漠视时间,死爱面子,因循守旧,缺乏精确概念等问题,说得非常准确生动,至今还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书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前者遇到他的同事时说:‘吃饭了没有?’后者则问:‘做得怎么样?’。做,这是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一样。由此可见,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则是非常地浪费时间,中国人的一天仅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12个部分,他们所说的“中午”是指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中国人在问:‘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这里的语言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点?’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说到时间时,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中国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纬度(还有经度)而言,还算精确,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同样模糊不清。只有最后一更,由于是在晨曦初露之时,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里,‘更’所指的时段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们所说的表,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当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会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普通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时间的,而把太阳高度说成是一杆子高、两杆子高,或几杆子高。若是遇到阴天,就根据猫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已是够准确的了。”

“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说,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

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说,不知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史密斯先生这说的是150年前的中国人,那么现在又怎样呢?

最近我总感觉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总是随时随地被打乱,比如早几个月就安排的讲座,第二天就要开始了,却突然被临时通知推迟或者取消。有的会议早有安排的,也因为上级突然检查或者另有任务而被迫取消或者推迟。细问原因都说是上级另有任务或者有临时性的检查。作为中国人,深知生活在基层很不容易,几乎事事不能够做主,也不能够做计划。即使做了计划也可以随时被迫取消。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欧美日这些国家却容易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上下一致,都是严格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日程表做工作,大家都珍惜时间,珍惜机会。一经作出的决议,做出的计划安排,如果没有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没有哪个领导人有权擅自作出变动。去日本考察学校,至少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到日本的皇居内参观考察也至少要提前三个月沟通协调好,以便作出安排。去年,我带一个教育考察团到美国西点军校参观,那个时间定在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都是非常严格的。晚了一分钟,对不起,那个时间点就是别人的了,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提早了二十分钟在西点军校的大门口等待,怕发生意外。果然,一分都不差,十分准时,接待我们的车与车上的讲解员出现在我们团队面前。

还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学附中听班会课,那个班会课上得非常成功。我听到一个德国年轻的女教师介绍她感受到的中国与德国的不同之处,最强烈的一点就是时间观念的巨大差异。她说德国一间学校,常常提前五年时间已经做好了计划,2012年到2017年的计划早已经做好了。在这五年里,每个月,每一天做什么,大家各自的工作安排怎样,只要看学校工作计划就清清楚楚了,根本不需要天天开会研究讨论下一步大家做什么。大家各自按部就班就好了。然而,她感觉到中大附中好像只计划一个月左右的工作安排。其实,凭良心讲,中大附中能够计划好一个月的工作,并且能够较好地落实,已经是很不错了。许多单位其实连一个星期内的工作都无法安排好、计划好。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单位的领导就一定是没有时间观念与工作计划性,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都缺乏这样的时间上的严谨性,你一个人作出的安排又有什么用呢?下级的时间总是被上级占用。其实,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了上层,计划性太差,时间观念缺失,人浮于事现象太严重,不少人身居高位,却又无所事事,有时闲得无聊,几杯酒下肚,即兴发作,随拍脑袋,就作出一个决定,说下去检查工作就下去检查工作,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还要下属24小时开机待命。这是典型的山寨王的作风。

据说毛泽东的作息习惯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然后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人与事都围绕着他一个人的作息时间转。“文革”流行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惯例作法。而那时毛泽东思考,然后作出指示的时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分,常常村子里突然锣鼓喧天,鸡飞狗跳,半夜被惊醒,才知道最高指示又到了。那时我虽然很小,而且所在的村子是典型的闭塞小山村,但是,也有几次颇深的印象。后来来广州,才知道那时全国都是这样做的。有一个老领导当时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下基层锻炼,被分派的工作就是去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他被分派的地方是广东最偏僻的一个小山村,有十多公里山路,最高指示传达下来,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他在睡梦中被叫醒去执行这个传达任务,传达的小山村只有五户人家,等他摸黑走完十公里山路,挨家挨户敲门传达指示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可怜这些村民白天学大寨不得休息,夜晚还要这样被折腾。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通过长达三十年的跨国的、跨文化的研究概括出个人现代性12各方面的特征 :“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与变化;头脑开放,尊重不同的看法;注重未来与现在,守时惜时;注重效率、效能,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注重计划;尊重知识,追求知识;相信理性及理性支配下的社会;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正视传统,不惟传统是从;相互了解、尊重和自重;了解生产及过程。”在这里就提到了“守时惜时”与“注重计划”性。就是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人,可能还要不断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人要从学会遵守契约、守时惜时、注重计划开始。政府的计划只限于公域范围,并且只能够在法律授权之后才能够作出。个人的计划,只限于私域范围,并且法不禁止时,即作作为。过去公域私域不分,政府作出的计划,竟然计划到人的肚子里,把生育这样的私域范围也计划起来。这是中国社会秩序总是显得杂乱无章的重要原因。

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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