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救救中国教育(下)

冉云飞: 救救中国教育(下)

  你或许会说,现在朝鲜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可以用政府行为来贯彻教师的各种利益,但这绝不是现在我们搪塞敷衍教师利益的理由。别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模拟的而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尊师风气能与朝鲜政府和人民相比吗?我们这样历来号称尊重教师的文明国度是应该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而教师队伍的稳定,教师利益的得以保障,以实现教育腾飞的千秋基业,因为人才的培养,学生知识的获得,也就是我们在整个世界市场未来的人力资本的较量,都必须藉教师的培育才能完成,因此我们绝不可对教师的地位和利益等闲视之,否则所谓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发展,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海市蜃楼而已。

   与我们忽略教师的地位和利益相联系的是,教师因生活的窘迫,地位的低下,不安心教书育人的工作,跳槽改行,下海经商,在我们的生活中,已不是什么新闻。你可以说,在哪怕是我们目前这个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人人都应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何况教师在本人的利益得不到兑现,地位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弃教书而另谋高就,实在无可非议。就个人而言,这无疑是能说得过去的,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却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不必非议个人的选择,但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应该有比个人更为深远而前瞻性的准备,以及未雨绸缪的通盘考虑和打算,切不可头痛医痛,目光短浅,否则会遗患无穷而不可收拾。

   暂不说小学教师的严重流失问题,就是相对其地位比较高的大学教师,其流失的人数之逐年增加,青年教师的严重流失更是在高校中形成了青年教师日益明显的断层现象。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面对媒体大声疾呼:中国青年教队伍的建设什对于青年教师流失的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居安思危”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居危思危”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中国21世纪的高校就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侯自新这一呼吁,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只要看一看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提供的北大青年教师流失的百分比,你就知道不是什么人危言耸听,而是事实让人惊心与难堪。“北大青年教师每年流失的人数占留校人数的60%到70%!北大目前青年教授只有115人,60岁以上的教授却有470多人,如果这些老教授一退,青年教师队伍就会出现‘接不上’的问题。”像北大这样执中国高校牛耳的名牌大学都不能以其名声留住该校的年青教师,既可见市场经济的伟力,同时亦可反映我们在对待青年教师地位、待遇诸方面,既有失策,更是无力。这并不是说青年教师在物质利益的要求上比老教师要求得更多,北大力学系青年教师李水云就说,尽管外企、公司里与自己同等学历的人,其待遇要比他高出许多,但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起码的生活条件就行,但连这点都做不到,就只好走人。(《北京科技日报》1998年9月24日,刘春香文。)

   自然,教师的待遇偏低,实在有许多理由可讲,比如高校受旧有体制的束缚,统得过死,不能发挥其高科技和人才集中的优势,将其发明创造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在知识的市场化中得到效益,进而改善教师的待遇,增加科研经费,形成改善的良性循环,由是观之,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是必须痛加改革的时候了,观念亦须全面改变。但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我们痛感流失了真正的优秀的教师,成为教育界严重的“教师大逃亡”和“水土流失”,但另一方面又乏滥竽充数之徒,因此造成城市里面的中小学,尤其是高校里面的生职比、师生比居高不下,与世界1:14的平均师生比相比,不够优化,严重浪费教育资源。同时也表明我们高校的教师可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囿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体制,以及人浮于事的现实,加之对高校富余教师的优化组合不够,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与前一问题联袂形成高校在教师问题上的双重困境。城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也存在相对富余的问题,但农村的教师却严重的不足,民办、代课教师缺乏相应的教育程度,学历水准严重不达标,因此教师的质量和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中,农村中小学教育相对城市而言,形成了严重的跛脚,拉大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别。

   农村教师尤其是边远山区教师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缺乏严格的留住农村教师的切实政策,比如《教师法》里第28—31条也只是对教师待遇的概略性规定,而没有顾及到老、少、边、穷地区如何留住并不充足的师资力量,甚至很多时候就《教师法》里的一些规定也被基层的教育机构弄得面目全非,使得农村教师的流失远远甚于城市。前苏联对安心在西伯利亚工作的教师有非常特殊的优惠政策,20年后原工资照发,还可自选到自己喜爱的大城市工作,再拿工资,也就是可得双份工资。老、少、边、穷地区教师的缺口始终无法满足广大学生要求入学的实际要求,但是作为基层学校又要尽量解决这一矛盾,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乃至是文盲的人混进了教师队伍,其教学质量的低下,误人子弟,使得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雪上加霜,形成教与学方面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的进步与发展。使得城乡差别因教育一项又严重拉大,形成新的不稳定的社会源,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福建惠安县由于本地教师严重流失,学生人数剧增,于是从1993开始便通过湖南省各地人事局组织的人才交流中心,先后共引进了471名教师,最后发现竟发现有170多名假教师,这些人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凭,却持有各种大专院校的假文凭和手续齐全的干部档案。假文凭从市场上买来,而手续齐全的干部档案则交钱给人才中心即予办理,湖南省一些党政地方部门在金钱在的诱惑下,不遗余力地为假教师大开方便之门,而惠安县的招考者又不过硬,或看见其系假文凭竟视而不见,让不合格的假教师流入学校之中,给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如一名湘籍英语教师一节课教21个单词,竟有14个念错。(见《人民日报》1998年9月22日,江宝章、林森泉文。)广东省饶平县上饶镇的康东小学共有教师42名,只有24名在上课,其中18名连管理的干部也不知道分们姓甚名谁,而这18人每人每月照领200元工资不误,而饶平县却是个有名的贫困县。康东小学有4名招收进来的名办教师被确认为文盲,甚至连该县教育局局长也反映,全德小学校长把自己“没有文化的老婆”招收进学校的事。(《华西都市报》1998年10月21日之转《新快报》之报道。)

   那么上述假教师和文盲混进教师队伍,其原因何在呢?其实这问题并不复杂,它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现有体制下的大环境融为一体的客观现实,旧有体制的约束和侵蚀是无孔不入的,它几乎反映在各行各业当中。追溯起来,无一不与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相对忽视政治体改革有关,这是典型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明显事,倘使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中的瓶劲问题就不能得到突破。如果我们还继续维持经济发展较快,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格局,这就像一辆车的双轮,其一轮速度快若火箭,另一轮却慢若老牛车,两轮不得协调,此车必然不能正常运行,到了总爆发的时候,甚至可能使此车完全散架而报废。“假教师案”中,湖南省一些党政部门和人才交流中心见钱眼开,而现存在教育体制却缺乏有效的制约他们贪财的措施与能力,而贪污腐化成风,更是助长各种丑行公然行市,此案中惠安县教育局局长胡百奇接受贿赂54万,便是明知教师有假,却不防止并加以杜绝的直接原因。而文盲教师和多余的教师领薪,也主要是因为其中有利益的原因,饶平县民办教师分县教育局民办、镇民办和学校民办三种形式,除了县教育局的需要考试外,镇民办和学校民办教师的录用都是学校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无处不在的一手遮天的做法,其中不玩猫腻才有鬼,缺少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我们就会知道人都是靠不住的,不管他们在公众场合多么会表演和讲述那些大言欺世的玄玄道理,暗地理依旧要去干那些贪赃枉法的勾当。4年来上饶镇办领导(包括镇委管教育的领导),以及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每年都组织一次公费旅游,今年到香港旅游每人开支3000元,自然每个学校的经费开支帐目都乱得一团糟。

   教师队伍混乱,甚至混进衣冠禽兽之类的所谓“教师”,也并非绝无仅有。四川省遂宁市中区会龙镇保山办事处铁炉村代课教师唐进,就是因其哥是保山区办事处一小学的校长而混进教师队伍的。唐进在教室内对12名不满14岁的幼女进行强奸后,因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暴光后而被枪决。(《华西都市报》1998年9月30日。)四川内江艺体师范学校教师熊燕康因强奸猥亵5名学生被判刑(《华西都市报》1998年9月28日。)像这样的教师岂止是不能传道授业解惑,实在属于教师中的害群之马,对学生的摧残至为惨烈,影响极坏。加之市场经济的来临,一些教师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学校进行经商活动,要

   求学生的“配合”,从中盘剥家长,这说明对教师队伍的整顿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妨看一看有家报纸在名为“百姓说话”栏目中做的一个专版话题“家长说:老师,请您听听我的心里话”,家长对教师的不满有关体罚、歧视所谓差生、狭隘、对学生缺乏尊重、喜欢被家长“腐蚀”等等,最后该版的“编辑说话”:“非常遗憾,在来自家长的稿件中,竟然没有歌颂教师的。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同时也认为,这不能代表100%的家长观点,更不能否定教师主流的丰功伟绩。”(《成都晚报》1998年9月18日。)大家都看得明白,这是编辑在给教师下台阶,也是新闻工作中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教育他们的结果。其实有的教师应该为自己的堕落脸红,而且影响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尽管堕落的原因——如薪金偏低、地位不高等——是可以理解,但不能作为开脱自己师德下降的理由。无论师德的堕落,还是教育经费的无端被严重挪用贪污,都表明现今之教育体制已极端不适应新形式下的教育。政府与其在那里空喊我们的底子薄,教育经费不足,不如痛下决心整治这种鲸吞教育经费和人民血汗的行为。倘使政府能从自身的根子上解决问题,加强对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法规上的执行,而不要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徒耗心力,统得过死,进而减少教育经费的无度损失,拿来解决教师工资偏低,学生因穷无法上学,并且着力整饬师德的堕落,于国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

   由于民主制度的兴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的尊重,世界各国的教育尤其是欧美各国的教育,经过漫长的发展与演进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兴起了进步教育的运动。经历数千年而不变的传统——“教师以教书知识为罚,学生以记忆、背诵书本知识为主,学习过程靠纪律惩罚维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实用主义教育的代表杜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教育,把学生当做被动的,把许多教授的材料装进学生心里去,就算了事;现在的教育,是要学生自动,是以学生个人的本能做主,拿教育做发展他们本能的工具。”(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见《胡适学术文集·教》P317,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一版。)于是就出现了“儿童中心论”、“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理论主张,相应地也就出现了“问题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卡制”等教学方法,强调了以学为中心,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教学方法的模式。

   在中国这个有着漫长传统教育的国度,强调老师的权威,师道尊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广大的农村每家每户堂屋的神龛上都竖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虽然教师的位置只占了这个牌位的最末一位,但教师的影响却是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在中国这个悠久的专制主义国家,老师无疑是被纳入有统治力的精神系统之中,有着天然的话语霸权,一旦发话,便不容争辩,而且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旦对老师所教发出疑问,不仅是对该老师不敬,而且也是对现存秩序和强权话语的挑战,学生轻则挨藤条竹片的抽笞,重则会被视为叛逆,而永远失去纳入其正统秩序之中,从而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因此在我们漫长的教育发展史中,强调的是学生的听话,有着像机器一样的记忆背诵和复述老师观点的能力。至于是否有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创造性,不仅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尽量要避免学生有旁门左道的思想,这不只是关涉到老师在教育界的声誉,而且也是为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这座“独木桥”,得以飞黄腾达的未来着想。那么这样看来,不只是家长主张对自己读书的子女进行体罚,老师也觉得体罚你,是为你学生好,可怪的是,有的学生甚至也觉得体罚是为自己好。

   自然,这种念兹在兹的,来自各方面可怪的对体罚的变态热情,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专利,欧美国家的教育在过去也是有过体罚的。甚至一德国教师汉伯耳在他五十年七个月的教师生涯中,有下列让人惊骇的故事,其惩罚学生的次数与方式,真可谓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集古今体罚之在成:用藤杖打学生911527次,用棍子打学生124010次,用戒尺打学生20989次,用手打学生136715次,打耳光7905次,打嘴巴10235次,打头部1115800次,用课本打学生22763次,要这生跪在豆子上777次,要学生跪在三角板上613次,戴愚人帽3001次,举棒1707次(数据资料来源见林玉体著《教育与人类进步》P171,(台湾问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这样的老师可称是用惩罚学生来对开心,这哪里是什么老师,实可与屠夫暴徒相比。不特如此,英国九大公学之一沙特豪斯的一位学生有过如下的记录:

   一八一八年,我们的校长罗素(Doctor Russell博士有一种想法,他决定要去除体罚而代以罚金。但每一个人都反对种革新措施。对我们而言,棍子似乎是最能够与绅士风范相搭配的,可是罚金呢?不是顶可耻吗?全校因而如此叫着:“去你的罚金!棍子万岁!”结果,这种叫声成功了,棍子乃被郑重的保存下来。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结果感到欢欣。罚金取消的第二天,当我们进入教室时,看到一根上好的桦木棍子摆在里面。头两堂课,这根棍子还被妥善的使用过呢? (转引自林玉体著《教育与人类进步》P164—165。)

   英国公学的学生为了绅士风范,不惜受体罚之苦,实是要风度而不要皮肉,至少有着绅士的自豪感在吸引着他们喊“棍子万岁”。“棍子万岁”发生在19世纪初叶,而台湾在20世纪末期,还有老师在黑板上大书“藤条万岁”,惹得教育学者林玉体先生义愤填膺。那么大陆的教师当中虽没直接喊“藤条万岁”,但在实行起来,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所谓干了也不说。一位小学生因为跟自己的老师开了点玩笑,在上体育课崴了脚后,罚该生在黑板边站了两节课即一个半小时。(《成都晚报》1998年9月18日。)一位老师惩处学生有绝招,用老牌政客整人的办法,颇有点“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意思。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某小学肖老师,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便授意其他学生向这些学生啐口水。(《成都商报》1998年9月14日)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利是不言而喻的。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杨柳镇瓦窑沱小学四年级学生小军,在玩游戏被老师罚款,十岁的他便上吊自杀身亡。(《西都市报》10月17日)还有更法西斯的举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暖泉乡柏树咀村小学3年级老师华勇强,因学生李秉荣没有完成语文课堂作业,便用一根拇指粗的柳条,在他的右腿上抽打了五六下;李说不会查字典,老师又用柳条在他肚子上捅了三下,致使该生吐血不止而住院。(见《华西都市报》1998年10月23日转摘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成都市某中学地理教师张建国因14岁的张伟不听话的“冒犯”,竟推搡并踢踹该生几脚,致使他脾脏破裂。事实上,张建国此前也曾体罚过学生,受到批评,可是他似乎“执迷不悟”,体罚学生成隐。(《成都商报》1998年10月22日)而另外一例老师体罚学生的事,则近乎由悲剧变成了喜剧,学生由此得到了莫名其妙的好处,让人觉得将一本正经念成了歪经。沈阳市顺通小学美术老师姜海波因打该校学生邢某,招致赔一万元和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这本没什么不妥,但邢某却因免试了重点小学。我们教育界令人费解的奇闻真是太多。(《华西都市报》1998年11月10日,转摘《文汇报》的报道)

   这只不过是随举的几例老师体罚(或惩罚)的例子。而体罚或过度惩罚,给学生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我们不妨举作家柏杨的亲身经历来作说明。柏杨晚年回忆自己的经历时,用专章“恶师和初中”来讲述其遭体罚的情状:“他(指柏杨数学老师侯万尊——引者注)对于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就打五手板。每天算术课时,我总要挨十手板或二十手板,每一板下去,手都痛得像得像火烧一样。”其具体的结果当然是“我的算术从此恶性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对我的升学,造成致命的杀伤。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师,我不能愿谅他的暴行。”体罚甚至影响到了柏杨先生的生存选择,而造成的慢长深重的伤害表现为:“尤其是我必须自动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污辱,我不能忘怀。”而且他立誓要报复,正应了教育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里所说:“棍子是一种野蛮的训练方式,它使得学童的性情野蛮。”“几十年后我终于长大了,甚至于长老了,我虽然没有报复,却产生一种强烈的诉求,那就是我反对任何体罚,认为凡是体罚学生的教师,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见《柏杨回忆录》P22—24,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体罚的恶劣影响竟使人一生的阴影都挥之不去,像柏杨先生这样的成功尚且如此,而另外一些因此而蚁行匍匐于生活,只求一饭而不能的人,体罚的危害就影响到了人权的基本核心内容之一即生存权,而受害者最终又无法从行体罚者那里将损失讨回来,实在是害人不浅,遗患无穷。

   自然,这并不是说教育当中完全一点都不用适度的惩罚性措施,比如下面这个略带幽默的故事就表达了“惩罚”的适度性所带来的良好效果。一美国夫妇带自己淘气的女儿逛商场,她发现店里的木马就爬上去玩,无论怎么弄,就是死活不肯下来,店员便请一位儿童心理学家来劝导,心理学家附在小孩耳边才说了一句,小孩便一骨碌从木马上爬了下来,扭头便走。大家对儿童心理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儿童心理学家说,无他,我只说了句“你再不下来,我就打烂你的屁股”的话。(故事来源见林玉体《教育与人类进步》P176)由于儿童与学生的自我约束力,并且对学校及学生应遵守的规则认知程度不够,不能有效地甚至妨碍了班级或学校的教学秩序。但对于大多数所谓调皮的学生来讲,都不可能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来对待,如上举几例体罚的情况,几乎与大家必须遵守的规则并无相关,且没有影响到他人,他们或多或少是因自己的智力或者是懒堕,做不起或不做作业而已,只能纪律约束,不能用体罚相威胁,就更能用体罚作为解决学生不做作业或做不起作业的措施。如果形成严重违犯校规校纪,应参照《教师法》中教师的权利,以及《未成年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中,找到适当的平衡,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以利向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倾斜,因为未成年人几乎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据此可以采用老师和家长(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双重教育和负责的力法,而不是采取粗暴简单的体罚方式。

   体罚方式的盛行,还有一个教学方面的原因便是,由于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只能用满堂灌和填鸭的方式,来完成其教学任务,这在新形势下是必须改革的陈旧的教学方法。但让人颇感遗憾的是,中国现今的教学中,就连高等学校的教育中都是采取的令人生厌的满堂灌的方式,遑论以应试教育为主、以考试为指挥捧的中小学教育,简直是要让学生对读书彻底厌烦为止。因此厌学之风布满中国的校园,这其中固然有“读书无用”、“脑体倒挂”等社会上实用主义风气盛行的原因,但老师们教学方法之陈旧,教学之无趣,不能启发学生心智于万一,不能使其在读书过程中带来欢愉,才是导致学生厌学、退学的直接原因。从而又侧面反映了另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即我们的师范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无论从生源,以及师范生的培养方面,应大大地加强,因为教育是一种持续性的、传递性文化活动。师范教育的建设不力,新型老师的培养滞后,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其影响可能是几代人甚至更为长久。

   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教育弊端,以及师资上的缺陷,都还存有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一些不良教育的影响,比如有的高校里面五、六十岁的老师,多半都是五十年代的未经严格考试,或者是革大,或者是因成份好而照顾上学的,况且彼时留校者并非以才学论,而是以成份论,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师资质量的下降。他们被学者王东华称之为与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的新大学生不同的“学员”,而非标准的大学生,因此在知识结构上可以明显感到当时太过强调政治的教育观,以及“苏式”教育在他们身上的欠缺。(参见王东华著《新大学人》中“新大学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一节。海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以笔者在大学时的观察来看,完全可以映证王东华的研究与判断,这一代人(少数才学卓著者不在探讨之列,因为个案不能作为普遍论证的依据)与他们的上一代人相比,缺乏他们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不能以哪怕是缜密的考证功夫,与上一代颉颃;而与下一代相比,他们又缺乏西学对他们的深入浸染,缺少批判精神和创造眼光,因此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就在教师显得相对平庸。这样教出的学生就会用此去影响下一代,代代相传,这也就是教育包括教学改革比较难以更新的深层文化原因。教师的境养事关教育得以良好发展的延续性,如果不把教师培养放在教育首当其冲的位置,哪怕我们将“素质教育”的口号喊破嘴巴,也无济于事,因为即便我们有行素质教育之心,也无行素质教育之力。

   教育之主体固然应是学生,因为教育要在学生身上才能具体而微地反映出教学的成果。但是教学之得以实现,学生学习之得以顺利完成,却与学校软(如师资力量)硬(校舍、教学仪器、实验室、图书馆等)件设施的齐备与否,学校的管理科学与否,校长的选任适得其人与否,生源质量相差悬殊与否等因素有关。学生作为教育成果的最终体现者,反映出上述各个方面因素互相协调、互为影响的综合结果。

   但我们现今学校教育的一个病症在于,现今学校的许多校长都是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委派,使得学校校长一职,带有极大的官员性质,因此当今官场上的一系列恶劣作风无不影响到学校管理者的身上。许多校长唯上之要求是听,哪管学校管理的科学化,经济而节约,并由此得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能力出众,创造力旺盛,思维敏锐,视野开阔的新一代学生。要之,现今许多校长,只是对上努力听命,对下则只要敷衍过去,搪塞便好,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栽植自己的党羽,形成自己的利益瓜分范围,将自己所处校长之职位,当作升官进爵的一站,并非要为教育事业长久而认真的奉献。这样的校长,你要他对学校的发展有个切实而细致的长远规划,人才的延揽有个理性的处置,教学的改进列出一个有日程表的未来打算,岂非夏虫语冰,缘木求鱼?这样的校长,只注重个人之得失升迁,把当校长当作向仕途精进的敲门砖和一个暂且栖身之驿站。这样的校长就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校长就会时常感到有把达摩克利之剑悬其头顶,即便其有心改革,亦无力实施;即有蝮蛇蛟手,病及衰体,将不久于人世,仍无壮士断腕,尚可保命之豪举。高明之人便说,这样的校长,即便废了也罢。倘使不改变把校长当作官来做的实际情形,以及摒弃将其当作官来做的实用主义观念,学校的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吾国之教育要更上一台阶实在比登天不难。

   现在我们不难看到有的校长,对学校教师的要求,对学生来源的期许,无非落在一个钱字身上。比如广东饶平县饶镇全德小学、康东小学的校长,在我人看来以及受新闻媒体教育后之揣度,必是不可理喻之人。不久前,广东饶平县上饶镇3位农民带着有3000多名家长按了手印的投诉材料到广东的《新快报》反映上饶镇教育系统出现的严重问题。其核心内容如下,上饶镇全德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们发现,学校发给他们出人意料近10本配套的教材中,封面分别为“某某某素质训练”和“某某达标精练”的两种练习册,其内容竟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书纸质差、错别字多,明显是盗版。而全德小学校长的解释是,学生每学期上缴的书费为80元,其中30元上交到镇教育办,以购买课本,而留下的50元则大部分用于向镇里被镇教办主任女婿承包的新华书店购买复习资料。不用分析,人们就会知道,这里面充满了多少肮脏的交易。学校这样无度的乱收费,从家长手中刮来的民脂民膏,就毫不费力地流入了与教育有关的官员们腰包;不只是如此,校长等官员们还污人钱财,并不与人消灾,而是更加拿些不合格的教材,误人子弟,断送其辛苦之前程。

   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全德小学的校长可将自己“没文化”的老婆招进学校,而这消息是该县教育局局长在记者采访时透露出来的,县教育局局长明知其违法行为,却视若无睹,这分明表现全德小学校长能量之非同小可。而康东小学里竟有18领薪而不上课的“教师”,奇怪之至的是,连康东管理局的支书和干部也不知这些白领薪的“教师”姓甚名谁,而且他们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不怕上面在惩治康东小学时,连他们的管理之责也一并清算,事实上也很难清算到他们头上,这也可说是中国教育系统官场体制之怪现状。事实上,像这样的新闻也是很难有下文的,因为官场的利益是盘根错节,惩一人之利益,必得罪众多与之相关人士的好处,因之出事后必竭力勾结,抱作一团,动一发而牵动全身,使得决意查处者也只好不了了之。出现学校校长一手遮天,与教育官员勾结的情况,究其原因,并不深奥,权力无监督,利益驱动人,权力这张巨网上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才会有教育官员们与各校的官理者每年四处公费旅游,挥霍无度的丑恶景象。一般说来,这些学校为应付事情败露后上面的查处,或作假帐目,或干脆帐目十分混乱,连镇教办发放教学资料的底册里,也根本没各册书的单价记录。(《华西都市报》1998年10月21日转摘《新快报》之报道。)简直有恃无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好像是校长们在好勇斗狠,另一位河南中原技校的校长陈海中伙同老师,以“办案”为名非法拘禁学生,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这个校长心太狠》,见《蜀报》1998年11月27日),这哪里还是一校之长之所为,简直和黑社会的流氓地痞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你还指望他教书育人,服务未来,造福桑梓吗?那实在是与虎谋皮,给妓女讲贞节牌坊,和政客谈爱民如子一样,荒唐可笑。

   通过剖析上饶镇教育系和全德小学、康东小学之怪现状,由此可以推出有的学校暗藏着的危机,可能更加让人震惊,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揭盖而已。与此相应的是,高等学校校长的素质也急待提高,一方面高校校长作为行政任命的官员,有官场固有之恶习,遇事逢迎,唯上是听;另一方面,解放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文理割裂,大多培养单一的技术型专才,对社会生活及学问方面缺乏贯通之感,处理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由起初之小恙,一步步变而为沉疴,终至不治。过分强调专才教育,以及国家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结果,培养的多半是技艺上的匠人而非深具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一粒沙中可见一个宇宙,一滴水中可探得太阳的反光,一件小事可侦知一个行事标准之一斑,用此法我们看一看北京科技大学一位副校长的所作所为,再对比那些爱心如潮,深具教育理想的校长(其实他们多半也是教育家),你就会知道当今的大学校长缺少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不只是知识的贫困吧。自然,新闻界没告诉我们这位副校长姓甚名谁,如果用为尊者讳、贤者讳的老套路来为其隐名的话,好像他并不是什么尊者贤者;那么我们只好揣度,是他这个副校长的官位在起作用,致使不能将其大名暴光,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意识,也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从这些细小方面即可看出庶民百姓为与官员犯错之不同对待,这不只是我们期盼的离平等自由之原则相去甚远,也是中国教育贫弱无血的活生生见证。

   1996年2月29日,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学生田永,参加电磁学考试时,请假上厕所的途中,身上掉下一张电磁学公式的纸条,监考老师令他离开考场。3月5日,学校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勒令田退学。3月7日物理化学系向校方提起申诉,说明田永的纸条与考题无关,应属违反考试纪律而非考试作弊。就连监考老师龚育良、郭务本也出具材料证明,田永并未查看落下的纸条,且该公式与考试无关,而且认为该考生从已考的题来看,若再做下去,完全可以及格。可怪的是,对系里的申诉,校方不作答复,因而田永继续按时报到、办理注册、交纳学费并完成学业,但在1998年3月18日,事情突起波浪,校方通知物理化学系,要求为田永办理退学手续。于是物理化学系、应用科学学院包括7名博士生导师在内的30多名资深教师联名上书校领导及原国家教委,强烈要该副校长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更改对田永的处分。原国家教委教育司也就此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他们制定的对作弊学生处分与教委1996年13号文件不符。

   但就是这位副校长置民意和法规文件于不顾,甚至态度粗暴地说:“我不管什么教委1996年13号文件,除非我不当校长,否则此案永远不能翻……”,他甚至荒唐地说:“保留田永4年的学习成绩,让他重新参加高考,考取后立即发给毕业文凭。”(《成都商报》

   1998年9月23日。)他这个补充性的条款,不只是蛮横无理,他置教委的文件法规于不顾,却偏偏要自行其是,让田永再参加高考后即发给文凭,请问他的这种决断有何依凭,如无根据,一校之长,该受过相应的教育,为何将自己的意识凌驾于民意和法规之上,是谁使他这样得意猖狂?这种咄咄怪事,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田永毕业论文答辩得了91分,全部大这课程排名全班第9名,被系上认为“历来表现较好,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不意竟栽在这种昏庸粗暴的手下,真是比窦娥还冤。要培养像田永这样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个人和社会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其成本之高,对于我们这个教育贫弱的国度,可想而知。像这样的校长执掌高等教育会做什么样的成绩,读者诸君自不难判断。有点良心并遵规守法的公民自不可能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以梅先生的要求,这位北京科技学的副校长,岂止不够资格当校长,实在连商贩应具备的温和的服务态度都没有。而今日大学的校长竟能如此一手遮天,这不仅表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已不适应新时代之教育,同时亦深刻暴露了校长任命制的弊端,那些任命校长的行政官员是以一种什么态度来任命,是以教育的未来作想呢,还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恶劣结果。而校长虽不必全盘照搬西方式的校董任命制,但民选、广泛听取民意并考察,终行任命,总可以进行试点,或许可以稍减那种武断任命之恶果吧。但是至今为止,不仅没听到这位副校长被有关方面惩处,更没有听到荐此人任校长的人,得到了乱荐人才的什么处罚,说不定他还有可能因此高升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有良知之人闻听此点,除了要求加紧改造不公平之社会外,还禁不住暗中抚膺痛哭吧。

   当今大学里的校长,就连最称职的,也只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而已。他们的知识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没有足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更不用说对社会诸多弊端有清醒的批判和不屈的怀疑。一校之长丧失掉此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路线,就不可能保护教师独立研究,不受强权意的干扰,也不可能爱护学生自由之思考,甚至心怕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超过了权力所能允许之范畴。自然这与校长之被当作官员任命不无关联,既是官员,也只过政治系统之附庸而已,哪里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不可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发见。就拿执中国大学之牛耳的北京大学来说,我们随意点出几位校长,便可看出一个大学校长权力到思想逐渐弱化的轮廓,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建立了一种至今仍为人们所崇仰的北大精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对“北大之所以为北大”作过精彩的阐释并意欲追随之:“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见《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P171)蔡元培先生不只是北大走向现代教育进程的奠基者,而且也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难得的精神领袖。依我看来,倘若北京大学已不残存这点难得的精神,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中国众多平庸大学当中的一所罢了。胡适先生亦是一教育家,其思想既承杜威实用主义的进步教育,又赓续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把学生和教师的地位,以及学术的尊严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胡适先生在许多方面特立独行的见解,兼以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范,实应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包括教育界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绝非那种好贴政治标签,近乎骂娘的所谓对胡适学问思想的指陈,所能够骂倒其在教育文化界的业绩的。

   到了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执掌北大,他虽自知无法抵挡五十年代对高等学校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改造,对学校办学方向的影响已渐趋式微,但他仍以个人的勇毅续写了他倡导的“北大主义”即为“牺牲主义”的观点,后终因提倡“新人口论”而获罪。但并不就此屈服,“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这实在是北大精神要害之所在,也是中国知识当以此为榜样的社会良知。现今之北大,即便像陈佳耳先生这样的中科院院士当校长,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与马寅初先生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解放前的学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非常多,“如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浙大的竺可桢、云大的熊庆来、中央大学吴有训等等,这些人都理工科出身,但在他们手里,都把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这些校长本人是专家,但同时又都是教育家,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才教授、对学术、对学生、对思想、对自由,大体有固定的看法。”(谢泳著《学人今昔》P95,长春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这自然不能完全怪陈先生,或许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校长个人思想可以发挥的余地甚少的缘故。

   事实上,不只是以前的大学校长多半是教育思想家,就是以前的中小学校校长,也有不少教育思想方面的卓越者,有的甚至是开某种教育方法之先河。计有晓庄师范的陶行知、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炎培、成都树德中学的校长吴炜、江西幼师校长陈鹤琴等等。国外的亦有前苏联克留科夫铁路职工子弟学校长和波尔塔瓦市立学校校长马卡连柯、乌克兰巴帕雷什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莫斯科第110中学诺维可夫(诺维可夫曾著有《校长手记》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不过现今看来,语多不经,观念陈腐。见新潮书店1951年7月初版,译者耒井从英文转译)今日有多少校长——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的——能称得上是教育思想家呢,吾未之闻。我们即便再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妙技巧,也不能把上饶镇全德小学、康东小学的校长及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看作是一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吧,遑论他们是什么教育思想家啊。如果你硬要探究一下现今为什么不肯出教育思想家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星可窥其幽微的蛛丝马迹,五十年代蛮不讲理地大批狠批行乞兴学的武训,以及被称之为人民教育思想家的陶行知,你就会明白还有谁愿去做使他倒霉的、特立独行的教育思想家呢?算了罢,传声筒要保险得多嘛。

   女作家、教育家陈衡哲先生曾就升学与考试,发表过自己精辟的见解:“一个人才的造成,单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的获得,单靠书本是不够的;书本的了解,单靠数里的功灌注是不够的;数量收入脑海中的程度,单靠考试是不够的。在这一连串大小轻重的关系上,不但会考的一件事,只等于一个不足轻重的陪臣;就是读书的本身,也不过等于一个爵爷罢了。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的呢!”(《青年的健康问题》,见《衡哲散文集》P213,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切实地注意到“人生”这个君王呢,他们只注意“会考一件事”,自然并不是他们喜欢会考,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注意,因为通过会考的筛选,走过高考的“独木桥”,个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及发展的机会,人生的选择余地也较原来增大。固然也有书读得多的高学历人士失业无工作,但就漫漫人生长路来说,总体上无疑较所受教育有限的人来说,改弦更辙和寻找出路的契机总是会更多,因此无论是长期考虑还是短期打算,人们总是竭尽所能争取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受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国度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尽管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人的权利的一种,列入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追求的理想。我们常常说人权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说法尽管对人权有以偏概全,甚而偶尔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内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做到也并不是那容易的。因为一个人要生存和发展,那么必要的教育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倘使一个人是文盲,那么他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和竟争能力,在起步上就吃了亏,就更谈不上追求生存的质量。可以说,由于各种因素,基础教育在政府提出的的2000年内还得不到普及,我们连人权内核中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都还做许多切实可行的工作,以期逐步得到改进。

   而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为解决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光有法律,经济发达程度不够,同时又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即便投入了相应的资金(何况我们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管理不善,教育资源浪费严重,甚至教育官员的贪污腐化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的《义务教育教育法》更多的时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事实上,作为义务教育最基本的规定,所谓免除学费,可以说在很多地方都未能实现,而且很多学校是更变本加厉地乱收,使得学生家长不堪重负,这说明政府和法律在限制及处罚学校方面是不力的。作为想受教育而又没有能力的人,政府若不能使其受到教育,那么《义务教育法》只不过是画饼充饥,仅仅有一种向国外做姿态的作用而已。政府都没有因不能做到真正的义务教育,而受到处罚和批评,还有谁把这个《义务教育法》放在眼里呢?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贫困,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这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父母很有些时候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这里面最为棘手的便是法律中对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的惩处不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会牵连我们国家在实施法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司法腐败的问题。当然,还有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修改和完善的问题,“《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对各类义务教育法律责任问题,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不够具体,不便于操作,有些行为虽有规范,但无具体处罚规定。”(《教育政策法规》P172,李承武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同时义务教育法及“普九”教育的全面贯彻实施,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待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加之教育经费的落实与管理又存在许多弊端,面对众多的受教育人口,就形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人口众多,世界第一,已是妇孺皆知的事。不过,这个轻而易举的世界第一却非什么光荣,反而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负担。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单枪匹马的挑战,最终还是被淹没在强权话语的洪流之中,他那独立孤苦的呼喊,细若游丝,仿佛已变作日后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众的低泣。现今有谁没被动地分担因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如就业、上学、脱贫、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呢?

   背负着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传统下老掉牙的遗教——人多力量大,要用血肉之躯,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帝国主义及那些走狗列强,我们要用人多去赶超别人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能力,只好去学意念取胜法,即义和团用长矛大刀拚别人火力威猛的枪炮。真是悲壮得要命,因此我们必须多生猛生,加之彼时没有多少娱乐节目,人口自然也就在政策的鼓励下高产起来,男人和女人都很便宜做了一回英雄。高产起来,哪顾得上去检验“产品”的质量,加之贫穷的家庭没有能力使自己“超载”的子女上学受教育,即便现今,国家亦无完全实施“普九”义务教育的综合能力,如此,文盲的人数自然就不会少。在1988年,“我国10亿人口中95%以上属于自报初中以下水平,其中文盲达2·3亿;在总人口构成中,30岁以下青少年占三分二以上,这种青春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教育机构的同步活力可能反而成为推进文明的不利因素……”(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3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就是按一些学者乐观的看法,他们也认为,“2000年基本扫除目前14546万(大约是指按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但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及科学性有多高,目前因本人未找到其样本,不好评说)文盲和半文盲,并且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并非易事。”(田雪原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P71,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据最新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总人口的23·5%是文盲,1997年底下降至12·1%,其中年龄在15岁至40岁的文盲从18·5%降至6%。”(《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2日)我们且不说这数据的水分,而且我国对文盲的认定标准普遍偏低(这点将在后续诸章谈到),因此对文盲数字的认定,目前尚没有让人信服权威性论断,就是6%的比例,也是个让人惊骇的数字。至于说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公民,我们完全欢迎政府有这样高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于国情来讲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旦不实际,而“普九”目标又下达,形式主义就会泛滥成灾,有的基层政府并不是切实地去真抓实干,而是如何去在“普九”上造假做假,因为上级政府的监督不力,或者也是干脆走过场,这在敬一丹著的《声音》就有两封信很典型地揭露了“普九”的做假及上面虚假的检查。

   既然基础教育的瓶颈这么多,要解决也非常棘手,加之我们在教育观念方面的落后,也就造成了现在基础教育围绕着分数,围绕着考试转的恶果,人为地形成了基础教育上的恶性竞争,或者是助长以分数判断一切的“精英教育”,把人人都有应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样普及全面教育的观念置诸脑后。与此同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和其它中等专业学校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的教育体系,不能使学生在接受初高中教育后,避免挤高考之独木桥,形成有效的分流;再者,我们对读了大学才是人才,而职业教育不是人才的观念,必须改变,因为市场越加成熟,越加需要一大批专业性极强地技术人才,这方面也将是以后市场需求的热点。复次,应在初高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以便有些学生并不须进高校就能出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在学位制上,承认高中学历在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

   最后,减少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我们单一的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考试制度(其中包括考题的命题方式,评判方式等等),这一方面目前已有政府的动议。同时还要改变我们以前较为陈腐的教育目的观,以及呆板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促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面向全面教育的观念。六十多年过去了,胡适先生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批评,音犹在耳,置诸当今的高等教育现状也不是无的放矢。他当时批评此种教育的弊端时,说无法培养合格的领袖人才,其时在我看来连一般人才也是不容易产出的:“这些新起的‘大学’,东钞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西家餐的教员,……”(《领袖人才的来源》,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122,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一版)

   总之,对于解决中国教育的危机,我们实在不可盲目乐观,应从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入手,逐步推进,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既能实施又有效率有关教育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社会各方面通力合作,尤其政府要花大气来抓,才有可能使最终改变现今教育的诸多弊端,显露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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