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自信的国家让人自由说话

任志强:自信的国家让人自由说话

[导读]社会确实需要有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像科斯先生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求别人时别人也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这个制度才更加完善。

【编者按】我们国家希望有“三个自信”,但真正自信是可以让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我想拥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我想如果所有记录不再是你有多少成绩或多么伟大光正,而是告诉大家我们犯了多少错误,那这个社会对未来会更好。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还原或让更多人了解那个已经被还原了的世界。10月21日晚7点,腾讯思享会联合凤凰联动出版社走进对外经贸大学,共同举办了任志强对话潘石屹“个人命运与家国时代”的读书沙龙。谈及任志强的新书“野心优雅”,任志强与好友潘石屹从多年交情、蒙冤入狱、爱情经验、地产走势等多方面相互“调侃”,激起观众阵阵掌声。以下为任志强精彩发言实录:

任志强: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父亲也是国民党人(现场笑),在国共合作时,很多共产党员都是国民党,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是国、共党员,小潘爷爷是国民党员,我们俩差了一辈(现场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他比我有名,如果我要想卖书的话,得拉着他,让他帮我把书卖出去。

写书是为了求真

为什么有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没有这本书之前,媒体上、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和说法,比如有人说“他是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有人说“他是全国人民最想嫁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为富人说话的人”,也有人说“他是凭着父亲、母亲的关系才当了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也有人说是因为他认识王岐山等很多名人,所以可以随便说话。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大家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想还原一个真实。在这个社会上最缺的不是谎言而是实话,当我们的社会被无数谎言填满所有空间时,不管是这代人还是下一代人都生活在谎言中。所以他们获得大多数碎片性信息都来自于这些谎言,真正要还原一个真实是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些真实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话去表白也很困难,因为可能所有人都不信这个真实。

所以我写这本书时,就把社会上大家都比较怀疑的问题,用文件附录的方式搁在书里。同时也让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们,书中最现实的人物(他们都在书中被我写到)来写书的前言和后语,是想告诉大家这么多人可以证明这本书里写的是真的。不管这个真实是褒还是贬有各种评论。如果写前言和后语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写他们的时候是假的,他们不会写这个前言。我以这样的方式,是想告诉大家真实的社会不是你们想象的或者媒体所反映出来的情况。

很多人都说我和小潘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场笑),也有人说我们俩合作贪污国有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俩如何如何。所以我把2006年建设部领导吩咐建设部研究中心给我们俩的一篇“要求调查请愿书”搁在书的附录里,是想告诉大家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后来,我们始终在国家强大的法律监督之下。有人说是不是要查查任志强偷税漏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被查了很多次,我甚至把调查报告搁在书的附录里。我们不止一次被调查,但没有人查出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断地给建设部写检讨,但我要告诉他们我们没有问题。所有人几乎不信坐在台上的会说真话,似乎所有人认为,我们的官媒从最大电视台开始,一直到最小的140字的微博都被谣言垄断了。确实,要想找到真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力争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明这个社会和一个人的命运问题?——真实的记录下你所经历过的事情。

除了这本书以外,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由公益组织来组织所有的中学生写自己的祖父母。像小潘每天在微博上说我要写我的小时候、要写我的父亲、要写我的爷爷,但没见他写出来。这本书已经出了两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动?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从虚无的世界中回到真实,知道自己父母、祖父母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当所有人把自己真实事情记录下来时,这个世界才会被还原。如果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宣传工具所扭曲,那么人们所看到的,特别是后代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按照意识形态管理者的思路而写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希望看我的自传,其实他们不是想了解任志强是谁,而是想知道这一个时代的人经历过什么。我收到很多短信,也收到微博上很多评论,大多数人看完书后所希望表达的不是任志强如何如何,而是希望通过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去了解中国30年的改革以及这30年之前发生过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恰恰是在解放初期出生的人,伴随着整个新中国的历史而成长,于是我们从小开始想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怀疑,从怀疑自己、怀疑一切到怀疑这个党、怀疑这个国家、怀疑这个政权。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认为党战胜了这些错误而实现了改革。改革之后我们又发现有许多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在新制度与旧制度斗争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南巡讲话后,再次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战线。所以中国最近的30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我们从拿着粮票、布票去采购商品到取消了所有限制,物质从短缺开始到丰富,思想也逐渐开放。到了近十年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国进民退和类似的问题,在新的十八大三中全会都在考虑中国改革将向何处去。确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或不断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真正自信是可以让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说话的权利

在过去30年改革中,我们确实做了很多推动中国改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华远是中国第一家境外上市的公司,是实验品。从此以后有大量的地产公司境外上市,包括潘石屹的公司。如果没有我们作为第一家突破中国法律实现境外的地产公司上市,也许目前看不到有这么多地产公司可以借用这样的平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通过我们的实践最后实现中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改革,而最终这责任和担子将落在在座各位的身上。

刚才腾讯的记者采访我:中国的未来十年会怎么样?我说未来十年不是我们的世界了。我们在过去的30年里不断地做出努力和我们的制度进行碰撞。在未来的30年,也许是在座的各位,要靠你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制度碰撞。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的制度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还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过渡。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还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才能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而我们的社会恨不得希望在这一代人内就能在全国实现共同富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恰恰由于这样的贫富差别导致年轻的一代和现在已经富起一代之间有了巨大的思想差别。比如说潘石屹已经是亿万富翁,而我们还是在拿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有人说任志强你已经很富了,确实,和在座的学生相比确实很富,毕竟我工作好几十年了,你们还没参加工作。但要和潘石屹比,我那一点财富不如他的一个小指头(现场笑)。这两者之间我也不平衡,但是不是能从不平衡中找到平衡?能,你的内心世界要非常强大,强大到在微博上不拉黑任何一个人(现场笑)。但小潘就不行,他雇了很多人,一发现有人骂他时把他拉黑了(现场笑),这就是内心的强大和自信与外在表现的强大和自信之间的差别(现场笑)。我们国家希望有“三个自信”,但真正自信是可以让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我想拥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写了厚厚的一本书。

然后有19个出版社希望获得这本书的出版权,我希望在19个出版社里找到删除文字最少的出版社进行出版。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凤凰最好。我问为什么?我的朋友告诉我凤凰说可以不删。最后还是删掉了十多万字(现场笑)。他们在修改文稿时,把相当一部分文字上划上很粗很粗的银黑色,旁边写上“上述一万八千字有什么什么嫌疑,不宜刊登”等。最后逼着我删掉了十几万字。甚至还有没有经过我修改的,就把它删掉了。这说明社会确实需要有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像科斯先生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求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而是我们不要求别人时别人也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这个制度才更加完善。

如果今天连一次两次的碰撞都不允许,那就不可能有创新

但要实现市场经济,把原有计划经济的残余通通取消掉,还需要各位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只能做到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但要完成市场经济的全部建设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产权制度保护问题,是单一产权制度还是所有产权制度、两个不同产权制度有差别的进行保护确实是面临的一个困难。比如言论自由问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多元化,如果没有允许不同思想的争论存在,那么这个社会要想进入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创新,创新一定是在各种失败过程中、有不同意见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小时候使用一种杀虫药叫666,我不知道在座是否有人知道。那时有很多臭虫,要在床板创办上洒一些666防止臭虫咬人,当然还包括消灭其它的虫害。666的科学说法是实验了666次才成功的药。做了666次实验,最后完成,所以起名叫666。如果今天连一次两次的碰撞都不允许,就不会有666次的实验,如此又如何能够出现创新和新的产品?这确实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有一个苹果,这个苹果被咬掉了一口。这个人曾经是吸毒犯,曾经不好好上学,曾经被开除,曾经如何如何,与我们现有所谓的纪律道德之间有很大差别,但他成为世界最新的创造者。而苹果在整个世界中,对经济的增长、对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什么使这个事情产生出来?如果在中国绝不可能产生,因为吸毒者从小就被劳教,劳教以后,他的身上从此就有一个污点,而且影响他终生。这恰恰是我们允不允许人犯错误,允不允许这个社会思想的自由能够存在或者有多元化的存在。很多人以为写书是为了宣扬自己有多么伟大。错了,我们认为记录下发生过的事情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有多少失败,如果很多人从我们的失败中找到不再失败的理由或者能为你们今后的路减少走失败道路弯路的曲折,这是我们的成绩。

如果社会是透明的,这个社会一定是美好的

最终我不是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多少现金、多少稿费,而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还原或让更多人了解那个已经被还原了的世界。我在60岁时开始写这本书,因为那时我已经脱离了国有企业的重担,而且我已经完成了离任审计,更多的人和我一样是在60岁卸任后分别写了很多那时不能写或不允许写的书。其实在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类似情况,比如关于“老三届”的问题、插队问题,这些书在没有公开出版的情况下流传着,慢慢开始有一些出版社对此感兴趣,希望把它变成正式出版物。这一代人和我一样,都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告诉后人哪怕告诉自己的子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走过多少弯路。我想如果所有记录不再是你有多少成绩或多么伟大光正,而是告诉大家我们犯了多少错误,那这个社会对未来会更好。当一个人把自己袒露在众人面前时,也许有人会羞涩,在写时人们会想这些事情是否可以告诉大家。我在里面写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丑事,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在瞎编或故意隐瞒什么,而是告诉大家:如果社会是透明的,这个社会一定是美好的;如果社会被某一层东西遮挡着,看不到幕后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雾霾的天气中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心情不舒畅;如果去除这些雾霾,让社会更加透明,我们的心情可能就更加舒畅了。就像和我小潘,我们俩可以坐在台上可以打可以骂,不会在我们俩人之间拿一块布来遮挡,我们希望所有人有这样的勇气揭开这层面纱,以真诚的心互相相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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