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袁伟时: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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