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颜六色的熊:自由的效率(一)

五颜六色的熊:自由的效率(一)

自由和集权之间,哪个更有效率?当年的西德用不着问这个问题,因为柏林墙就在隔壁,但对于广大国人而言,这样对比的机会不多,而且走马观花的结果会产生一定的迷茫。

我有个好朋友最近几年享受生活,走访30来个国家,回来后对中国充满信心,因为俄罗斯的火车很老旧,欧洲的高楼大厦没有上海多,美国有大批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民众和贫困阶层,台湾除了台北等几个大城市,其余的地方看上去很落后,韩国除了汉城就是农村…。诚然,这会引发自豪,我党出国干部们可能也有此想,所以就逻辑推断出:“亏得89镇压了,要不然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还不把国家搞乱,哪有这样的经济建设成果啊!”后续是自豪持续中。伴随着这些自豪的是,那些“微瑕”例如错误、贪腐、下作、暴力等都是合理的了。

这个逻辑本不值一驳,但我有阵子还是很认真的写了《过程论之理性批判》去辨析。但后来我琢磨了一阵子,觉得这事情根本就没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其实我党号称信奉唯物的干部们使用的是狡辩术,那本是我党鄙弃的一种老庄的唯心观点,而灵长目人属党种这个分支的人,其实半数也是不信这种狡辩的,这只是个挡箭牌罢了。

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标题上就直接否定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纲领哲学的内涵阐述,其实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发展成为了权贵资本主义,连什么修正主义都也不算。不过其实资本主义是中共扣的帽子,目前有认为应该翻译成为自由主义的,我一个有品位的伙伴认为从历史和语言释义,应该翻译成为贵族主义,我自己感觉资本主义的内涵是有贵族精神的自由法制体系,寻求的是权衡中的公正,总的来说是一种理性文明的精神。

从现实比较上,或者从中国传统观点上,自由是更有效率的。或者精确点说,民主制度下的法制自由是有效率的,这观点在近代中国被提出大约起于严复。在19世纪晚期,这是历史经验,在21世纪,这是我们的所见的现实。从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言,普选法制社会的综合进步是迅速的。实行民主后如果能够实现法制公平,那么自由的效率很容易体现出来,而民主的实行的效果会受到社会体系结构的巨大影响,这是纲领和流程与执行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有拉美化的环境,那么民主所要实现的法制公平目标就一定会在执行中被侵蚀,于是一部分人例如我党就以此来教育民众,即非理想化的自由不如被奴役更好,这显然是缺乏记本逻辑的,但我国对学生不进行逻辑教育,于是韩寒等就因为缺乏这类基本素质而陷入逻辑混乱之中。很显然,自由在现实中并非真空存在的,一个自由的人和政治不自由的人之间会具备同样的劣根性,家庭和小团体的利益远比什么人类伟大理想容易实现,现代的民主体制是一种从统计学和组织行为学上的有效科学体制,因为全民的参起到显然的制衡与限制作用,监督机制通过民主体制不但建立起来,而且受到外在的监督,一旦监督机制和执行机构有偏袒一方的倾向,那么另一部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通过舆论、代议机制、抗议来实行监督。这种机制是一种本能,不需要什么荒谬的素质论,一个文盲老农对于不正确的土地政策显然会反抗,而且要比会关闭大灯的城里人有更强的抗争性。从今日国人的恶毒与自私来看,根据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在野一方尚未形成拉美化和明显的阶级团体的现状,其实是现在或者说再早一些的时候更适合进行民主革命。当局所目前导引的改良是着力于稳固素质低下的即得利益者群体,然后形成即得利益群体的团体以立志成为计划改良后的主导政治力量,那基本是一个类似拉美化的目标。

有趣的是,所有的现代民主革命包括辛亥革命都是发生在官方计划改良的过程中,这是因为这样的官办改良仍然不是全民相互洽谈妥协的,而是以牺牲多数人利益确保少数人私利的,所以当然会在社会不得不转型的时候发生革命,革命是对不公正的所谓改良的否定,因为不公正的改良比起专制,未必就好到哪里去,在公然出现阶级后,人民可能变得更卑贱了也说不定,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显然是不认可这种情况的,而底层人民和中间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同仇敌忾,一旦人民的多数团结起来,专制就将结束。所以自由并非在自由制度落实后才有效率,在人们心中认可自由的时候,自由就有效率了,而在落实自由的过程中,在革命的行动中,真正需要素质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领导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华盛顿、哈维尔可以有素质承担,卢梭和马列毛以及韩寒们显然缺乏这样的基本素质,那必不可少的是要有贵族与骑士的品质,以及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哲学思辨能力。在共产主义为口号的国家中,对历史文化无疑都造成了深刻的破坏,但社会阶级壁垒被极大程度的打破,具备了很大程度上的平民化氛围,就中国而言,除了官僚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市民与农民之间虽然存在极大的城乡差异,但市民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异随着开放与城市化真正开始消除,而且从先天政治权力上农民具备先天直选的权力,市民却因为没有土地作后盾而受到更多的制约,没有宗族同乡纽带所带来的凝聚力,所以从民主实践来看,在革命前农村的民主斗争会先于城市。

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也证明了民主斗争需要的不是什么浮华的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一个人是否会随大小便乱扔垃圾,和是否会识别村里哪个人是好人,是没有关系的两个方面,而一个具备诗歌创作能力的人却有可能是个政治流氓,一个有艺术造诣的人,却可以展开种族灭绝,对于恶行的控制关键在于制度设立,而非依靠个体素质,否则就成了皇权合法化的绝佳政治理由,有谁能够说朝鲜唯一的胖子不是瑞士留学的高素质个体呢?但一个不幸的国家可以依赖这个个体么?反而,低素质民众的广泛监督是比少数寡头的圈子政治更为可靠的治理依据,例如校车的问题显然是并校问题所引发的,如果这些低素质的选民可以投票,试想一个让民众的孩子走20里路上学的地区领导人是不是有可能当选,一个自己坐豪车而让数十个孩子拥挤在罐头般小车中的领导人是否可能不被赶下台,我们显然就会在这个推理中了解自由的一种基本效率,自由并非一定要达到人人利他,基本的问题通过利己是可以解决的。而事实上,基于利己的为人考虑,是促进发明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不自由的政治体系管理下,产品设计会将人类当作工具看待,从而设计出很多中国特色的产品与管理制度,例如原来老旧的火车和虹桥机场那愚蠢的出租车排队方式。所有管理制度的进化,一定是各方参与的商议和妥协,在人们的呼吁与冷嘲热讽下,最重要的是局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出租车司机反对漫长的排队,乘客尤其是国际友人和领导们投诉漫长的排队,结果就在上海浦东机场、火车站等处出现了多个车道并行排队的管理方式进化,于是效率就提高了三到四倍,这需要管理者对民生增加投入,民主是促进改进的最有效机制,口岸条件的改善一部分是超国民待遇的外国友人带来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潜移默化的进步,只是这样的进步非常缓慢且没有效率。

但在僵化的体制下,这类问题将由于可笑的本位主义自恋情节扯皮,在对民众的冷漠中持续非人道和低效率,例如教育投入的问题,其细节之一是校车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本朝制度下绝无可能,这是因为本朝早已经构建出了明显的阶级,说没有资金解决校车问题的国务委员的女儿是到香港生孩子的,她的阶级不需要关注这个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阶级社会中,问题的解决要么是因为下层的激烈反抗,要么就是问题触及了高层阶级的切身利益,冲突与压制是社会互动的核心机制,这肯定无法长久。

实际上本朝建立的等级制度一直以来在根据级别分配社会资源,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等级划分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层逐渐形成了围绕权力的阶级,阶级对阶级利益的诉求导致了普遍的经济腐败问题,因为在市场开放条件下阶级的特征之一是生活水准,这是制度缺陷的病症表现,在集权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而对不开放情况下的那种所谓的平等假象的怀念,是因为权力直接分配了物质和无形的待遇,并没有直接形成货币经济腐败,这会让缺乏逻辑思维训练的部分国人感到外感差距不如今日之大,但与他们认为的恰恰相反,今天的物质分配和权力等级之间的关联经历了极大的淡化,草根如果工作努力个人能力突出,就有可能在经济地位上超过很多当权者,例如坐飞机不再需要介绍信,这在原来工资和级别挂钩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生活中更是如此,例如在价格双轨制时期,权贵们和靠近权贵者积累第一笔财富,但在价格放开后,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机会挣钱,例如煤炭价格的放开就催生大批“煤老板”,在煤炭价格的管制时期,这些煤老板远不如今日风光,为了收款,还经常要给钢铁、发电企业的管理者行贿,但市场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哪怕是局部放开自由,那么这个局部就会更加公正,给人民更加均等的机会。

在最近的30多年中,开放的程度和经济增长与活跃程度是一致的,局部自由的民间经济,即便是在各种打压歧视中也仍然蓬勃发展了起来,而经济危机的造成,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官方的经济政策失策。当官办企业掌握了大量的低效率使用的资源、资金的情况下,民间经济仍然无孔不入且惊人高效的发挥着自由的效率。但官方管制的加强、税收上的竭泽而渔,资源的垄断、愚蠢的房地产政策,都在过去和未来逐渐让经济情况恶化。从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而言,凡是被领导重视的国营企业,除非利用了垄断手段(这是中国资源分配的表现特征,其实中国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否则都没有好下场,而缺乏领导关注的企业,倒有很多成长起来了,但一旦领导关注了,这个企业往往也就开始下坡路。这种情况的一个有趣反映就是中国足球,足球只能靠自由竞争才有优选,拍上去的而不是踢出来的,是不会有战斗力的,正是因为权力垄断所催生的一系列潜规则,才极大的破坏了足球和经济在公平环境下自由发展的前景,反过来这又给制度造成了负面影响,当制度强求面子的时候,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手段的历史倒退,这相当于在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这个事实缺陷让极权制度在逻辑上缺乏获胜的可能。

当然,历史上荒蛮战胜文明的事实层出不穷,无论是罗马被蛮族攻破,还是五胡十六国与宋明亡国,都是落后战胜先进,但实际上仔细分析就知道,先进文明与其说是败给野蛮,不如说是先败给失败的制度自身,外族只是推倒了一幢危房而已,这些文明没有外部进攻,内部也会发生革命或改朝换代,其实罗马的皇位之争与分裂,和中国的改朝换代在上层类似。近代的民国败给中共就有内外的双重问题,其中一方面的确是国民素质问题,更接近大多数人素质的一方利用传统的小农骗术取得了多数人的信任。但另一方面,缺乏自由的政治机制下,公民意识的普遍缺乏让国统区的社会组织犹如一盘散沙,而中共的发动民众不管多低俗和毒辣,但其组织能力所带动的人民的参与,正是这种人民参与的假象,既让中共的动员能力超过了既非专制又非民选的国民政府,又欺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其实国民政府如果能够效仿芬兰或者美国的联邦制民主,既可以动员公民,又可以解决内部的军阀纷争,就不见得会输给中共,但民国政府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政治机遇,蒋介石本人的素质其实比毛好不了多少,这才是素质问题最关键的所在,就是领导者的素质问题会对极权国家造成极大的影响,假设中国近代史不是一个江湖混子兼士兵与另一个农民流氓之间的选择,历史必将不同。而反观发达国家的民主选择,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国家的民选最高执政官员基本上都不是本国最聪明的人,也不是个体素质最优秀的人,但一定是比较遵守规则的人。一方面人民接受和蔼可亲的领导人,另一方面人民未必愿意选一个人精来做首脑,比如上层阶级的富人,这样的话借助群体智慧、用制度流程去监督一个不是最优选择的个体,对于人民的自由与福利是比较安全的选择。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不会选举出一个极端主义领袖来,这些都非国民素质决定的,而是民主锻炼出的公民习惯所决定的,所以国民素质接近的德法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其间相差了数十年的民主训练,法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代价,而德国补上那一课的代价太大了。

今天的民族主义与分裂运动高涨,一个深刻背景是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引领作用持否定态度,对汉族的文明进步能力持失望观点,对汉族的价值观取向持反对态度,这必将造成双方的无法妥协。能从基础上解决这种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一是种族灭绝政策,二是联邦制,由联邦组成的共和国在解决多元种族文化宗教上的能力远强于大一统。当然,凝聚力的产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文明的大发展,经济的繁荣,这对于中国未来转型期而言,具备这样的双重条件不太可能,汉族非常容易选择种族灭绝以获取资源来为经济繁荣提供原料,但文明的大发展缺乏积累,如果共同接受西方文化,则少数民族可能宁愿加入独联体而非中国,这便是今后的现实问题。

自由的一大效率,是解放和发挥人们的多重身份,这种解放让人的个体本身能释放不同的能量,法制限制不好的,自由能让好的得以发挥,这样政治与经济、科学与艺术将会丰盛。

人们在集权下,多元化的身份受到了限制,所以钱学森也要用科学原理来撒实践科学的谎,成了严复所咒骂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典型。但他如果不这么做,那么等待他的也许是去砸石头,甚至是会沦落成夹皮沟中一具被人割取残肉的饿殍。每个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工程师、教师、知识分子、宗教信徒等的身份角色通通被压制了,每个人的首要身份是制度的一个部件,实际上从每个人并非不可或缺而言,剥离部件说的欺骗,剩下的首要身份是奴隶,这是一种中国比较传统的社会形态,正是长期的极权社会形态与奴性塑造形成了目前文化的劣根性,要破除这样的劣根性必须释放人民的自由权利,塑造公民,打破权力垄断,限制当政者权力。

人们对民国的回忆而今变得温馨,这主要是知识阶层在境遇上通过对比,抓住了身份上极大的反差而导致的。因为民国的国民可能境遇悲惨,但显然不是被压抑了大多数身份的,那些多元的身份可以是平等的待人自由发挥的,民国的体制更不会将人对制度的从属性变成首要身份,虽然在国民党内部有这样的小团体曾经希望这样做,但显然从未普遍成功,这是因为文化的抵触。国共之间的一个差别在于带有早期列宁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差别,这两者的差别其实在中国的实践中非常巨大,因为国民党员具备了非常多元化的身份,从而稀释了中央权力,这也造成国民党的战斗性较弱;而共产党的身份取消了多元化,成员成为了工具,这种危险的结构唯一可能产生的就是极权,目前朝集权和群体决策的转化,恰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特征被时代稀释的结果,这只能由开放带来的自由赋予。在起始于晚清的启蒙运动的引导下,中国汲取了极多的当时世界领先的哲学逻辑,形成了自由主义支撑下的民族主义国家文化框架,但其中的文化论辩始终缺乏重要的哲学突破,这即便在今天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始终处于引入学习的阶段。但中国的文化氛围上,中国始终需要搞一种中国特色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否则就缺乏自信,这点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因素,日本倒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实际上即便是体制内的党员,当“下海”脱离体制后,甚至是在企业工作后,其角色的定位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当初的国营企业改革如果继续推进,也许制度的资源一旦完全分散到民间后,自己也会在虚弱中开始更快的妥协,就这点而言郎咸平在政治经济学上是单纯甚至愚蠢的。从宪法修正“国营企业”为“国有企业”开始,中国就是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走政治制度的回头路,这个动作十分隐蔽,以至于当初还有民间为这种改变叫好的,而实际上此举是体制内的人们谋定而动,采取宁愿国家灭亡,民穷财尽,也要自己得利的政策,他们早已和人民决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官员公开讲“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一个根本因素,因为朝野之间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是敌对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纯粹的斗争。掩盖这种相互水火不容关系的,是政治上的外柔内刚,外松内紧,在经济上就是高税收和竭泽而渔的政策,在金融政策上的搜刮,在通货上的膨胀,在基础资源行业的垄断,这就造成官民冲突的持续和逐渐深化。而本朝政府应对这样传统历史局面的策略,在思维框架下和历朝历代相似,首先无非是抓住国家机器,其次是抓住金融,本朝的手段进化是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但是这样的举措历代无一例外的在经济崩溃和政体崩溃下徒劳,因为这既在经济上很不科学,又在政治上开历史的倒车,甚至即便以中国特色的观点考虑,人民致富和现行体制也是根本冲突的,这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那个预言的思维基础,所以说此公或本朝执政党从根本上是恶毒的。但即便以《资本论》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言,这样的措施也是没有可能成功的。但马克思流派的方法论主要是一种空想,而列宁把这种空想构建在平均主义的政治框架下,这正好符合了落后国家的底层民众心理,所以可以暴力革命成功,但随后的政权组织形式苏联模式下的中国、古巴、朝鲜、越南都是错误的,这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民选框架下当局其实赢不了选举。素质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可以算上马克思那种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的空想,那是一个执行上的哲学悖论,既多数人素质低就不能建立共产主义,而要绝大多数人素质高了才能建立共产主义,这样丑恶的梦想其实已经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存在,而成为了某种暴力统治的遮羞布,这块布在100多年后,还是有人在使用着,但越来越恶臭难闻。其实这个素质假设只有历史现实是对的,既社会底层的素质普遍较低,但不能说因为一个人犯罪就杀掉全村人一样,这反过来不能说因为多数人素质低,所以就要被压迫和奴役,而被压迫的人缺乏公民意识,被奴役的人缺乏尊严,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永远都不理想,只要统治阶层能让百姓继承这样的状态,这就成了死循环,这是多么美妙的愚民传统啊!

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是参加政党的人所决定的,而非党章决定的。所以很多西人认为国共都是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观点的来源受害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实际上国民党的组成人员和派系结构造成了他实际上是一个处于变革期的中国传统精英政党;而中共是持平民主义的政党。中共和欧洲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一个历史阶段受到同情,是因为其平民主义和公平诉求的概念符合人们在自由意识下的要求,但实际上法共和中共是完全不同的。今后的历史也将依据于人民的基本素质而发展,中国的民主党不太可能和美国民主党一样,中国的底层城市贫民和美国的底层平民在劣根性上十分类似,甚至中国城市贫民的基础教育数理训练还要好一些,但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诉求的差异。从自由的效果来看,低素质的民主实施效果很可能在某些表面现象上不如新加坡的开明专制,但并不是说民主就不可以在低素质社会中开展,实际上如果不开始民主,社会素质将每况愈下直到亡国,这是个简单的逻辑论断,也是历史经验。自低素质社会构造民主的一种理想状态,就是有足够的具备贵族精神的精英成为核心领导层,法制运用上实施更严格的法律,让严格的戒律改变专制下放任民众形成的野蛮无理的习惯。但这样一来,民众可能却有足够的理由开始怀旧,精英政党有可能落选,胡乱许诺的骗子倒有可能上台,当民主受到不成熟的拖累时,尤其是民众更重现实而非制度与流程的阶段,社会将会非常混乱。要避免民主社会初级阶段可能的问题,最佳方式是开创者先立好严格的规则,并有廉政公署之类的半专制半民主形态下的独立机构去执行。其实法律被执行的认真程度较法律的严酷性更为重要已被多次证明,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宪法的执行问题,从这个宪法被颁布开始,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严重的违反宪法,所以法律并非没有,而是从未得到执行与尊重,这才是根本问题。对法律的普遍尊重,如非产生于宗教,便是依靠民众的尚武精神,在中国,儒家的长期说教并不能让人们普遍遵守法律,但在西方国王面对绞刑架和民众的武装对抗,才会对运用法律来商议形成习惯。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如今不断被互联网和对抗性事件教育的民众正在接受维护自我权益的启蒙,国人被体制所唤起的兽性将让人们在今后彼此斗的头破血流的时候想起协商机制和借助法律;从坏的一面而言,人民习惯如野兽般恶斗却不习惯在道德与法律前和平洽谈,这会导致集权崩塌后黑社会的盛行,所以今天有识之士如果投身于黑社会,可能要比投身悲惨的民主事业有更好的综合收益,届时可以掌握混乱期的社会力量,于是我们将不免看到,有黑社会背景的孙大炮们再次把理想主义者宋教仁陶成章们打的头破血流。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是喜欢一目十行的看小说,但对民主社会的哲学纲领如圣训般的供奉,这让他们所蕴藏的治国能力基本为负数。

在社会崩塌而不是知识阶层与中产阶层所主动挑起的革命中,高素质的人很难掌权,这是素质悖论在执行上的现实,因为素质的绝对普及所好耗费的力量与事件可能会非常久远,即便不实施愚民教育,现在开始认真的搞国民教育,那到3012都够呛能达到这个水准。所以民主与自由的诸般好处体现的前提,还是适当的人掌握革命的主导权,而后建立政治结构的时候能对领导人和公务员体系、以及立法司法体系的人员平均素质有一个规划模型,在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与明确政治伦理的情况下,让社会围绕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转,这是辛亥的理想。在这个初创阶段,必定带有明显的精英氛围(精英指博学、开明、睿智、自律、公正五项指标都达到高水准者,而非狗屎官员和娼妓般的名人),但社会普遍参与下的论证将让社会完成一个启蒙,这在民国只完成了一部分,如非日寇入侵,这是可以逐步完成的,这是我认为中国和日本、中国与苏联有真正历史意义上深仇大恨的原因。而如果放任社会在集权下自我崩溃,这要比一个公司的倒闭悲惨万倍,那将是沉渣泛起、黑帮横行、暴力主导,此时的人们不要怪民主与自由带来了这些乱象和社会动荡,这要怪人们自己犹如猪狗般没有奋起抗争拿到主导权,和“无代表,不纳税”所对应的,应该是“不革命,无人权”。那些对政府哼哼唧唧却抱定不革命宗旨的人,在本朝不受待见,于来日遭受苦难的时候,应该挥掌自掴,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身不抗争所造成,这也是多数有识之士对获诺奖的刘持否定态度的原因,如张艺谋可以得到西方的青睐一样,非暴力永远被诺奖所钟爱,但在对不同的对象时,对没有宗教基础的一群无赖时,是否要像甘地对信教的英国人、昂山对缅甸的佛教徒一般态度,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以他们对一个盲人在21世纪的下作,回以基督般的牺牲,换来的只有血馒头。所以真正的素质论不是“无素质、不革命”,而是“统治者无素质,改良纯属幻想”,而要想不亡国灭种,就只有采取最有效率的历史手段,那就是革命运动,并在革命中启蒙社会。

对此,反观民国这段历史,会发现那时的世界具备国际化精神并准备支援孙中山的,确实只有苏联,而欧美还没有形成今天的全球观念。但今天美国的作为,仍然没有跳出现实政治的内核,虽然对普世价值认可并小有支持,但站在美国单方面利益上考虑问题的总原则并未进化成真正全球化的视野,所以其宁愿把共党作为代表继续在政治道义上丑化中国总体,例如让凤姐和贪官们在美国现眼,这样美国那些大多数的其实素质并不高的国民在哪天灭亡中国的时候,还会带有当年对印第安人的看法,这站在同样是动物而已美国种群立场上,无可厚非但居心叵测。所以那些好不容易来华游玩的穷白人,充满了趾高气昂,政府某些愚蠢的超国民待遇让他们更自恋,其实对他们不卑不亢,有礼貌中视若秋风,违法照样抓,如新加坡般照打屁股,是最恰当的做法,但这一做法只有民选的强势政府才有底气,这却也是西方暗中所长期晦暗策略所要避免的。当哪天人民揭竿而起的时候应该清醒的准备好,面对西方的冷遇和他们对垂死腐朽政权的支持,只有腐朽政权彻底被人民自发运动弄到实际上已经濒临失败了,西方才会投机般的大献殷勤,这会让一部分天真的民主斗士和西迷份外伤感,其实他们也只不过是人罢了,没什么好奇怪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要说明一个前提,即自由的效率发挥所需要一个前提基础,就是社会政治体系的有效重建,那种有效重建从俄罗斯的比较政治学角度来看,改良性的重建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从东西德合并及捷克经验来看,彻底变革是必要的;从罗马尼亚的经验看,清算是有效率的;从美国的历史经验而言,战斗是自由的前提;从英联邦各国的经验看,素质在改良的效果上有一定作用但人均资源财富比例和社会结构与哲学进步程度更重要;还是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素质倒确实是改良可以成功的前提,从这个方面来对比我国的教育,那么我们就安心为奴吧,这让我想起灭绝师太让周芷若发的毒誓了。

(属于 《弱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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