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六祖是反智典型?

许锡良:六祖是反智典型?

——听法师布道有感

最近应邀去了珠三角作了一次读书沙龙的讲座活动,席间有校长向我推荐《六祖坛经》,我说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此书。校长说,读过此书,你的心境就会大不相同了。虽然我没有读过此书,但是至今不觉得有什么惭愧,我可没有儒家所说的,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天下的书,天下的事多如牛毛,没有人能够穷尽的。我没有读过的书远不止《六祖坛经》一部。但是,我保持开放的心态,如果有好的思想,好的观念,我也不会拒斥倾听并且经过分析加以有选择性地接受,不论这个思想其来自何方。

第二天有大法师请我吃斋,席间正好我请问大法师关于《六祖坛经》的相关内容,法师笑了,说这个《六祖坛经》是我佛教入门的第一本读物,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版本。法师说,不要被人糊弄了。这本经书虽然是号称中国高僧六祖惠能所作,是唯一由中国人所作的可以号称佛经的书,但是,显然,这部书的出台问题也是多多,六祖惠能被号称为中国第一智者,其实他是当时统治者树立的反智典型。当年胡适根据敦煌版本考证出这是惠能弟子荷泽神会所作,这一考证颠覆了之前所流传的由惠能所说,弟子法海所记的说法。如果是惠能所说,法海所记,那么,这样一部记录惠能见性成佛的故事的书,就是自传,也就有点自吹自擂了。如果是神会所著,则有替师父树碑立传的意思。神会版本当年只有约5000字左右,后来附会的内容越来越多,终于演变成了现在2万多字的东西。而且《六祖坛经》的版本非常多,后代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不断地为之添加内容。修改、篡改、杜撰,以讹传讹,传数千年,真实的历史至今已经无从考据。

法师说,中国唯一称得上佛经的作者,竟然是一个不识字的打柴出身的穷人。他完全靠天赋,靠顿悟,靠听《金刚经》,就能够悟出自己的经,并且能够创作与印度原佛教的《金刚经》齐名的《六祖坛经》。他最拿手的偈就是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关于这个偈有无数个版本,惠能能够脱口说出偈句,却由于不识字,只好请别人为他题写在墙壁上。惠能的核心思想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是指佛与众生的差异只在迷悟之间,但同时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惠能反对动辄向西方求佛,而要立足于本土资源,还主张唯心净土思想,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这种思想与现在强调“中国特色的某某理论”简直是一脉相承的。也反对脱离世间生活追求佛性,惠能说惠能大师反对离开世间空谈佛法,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由此,陈寅恪评价六祖惠能说:“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这个点评承认惠能架空佛经资源的正面作用。把佛教中原本尊重逻辑推理,主张无漏之说,主张凡一说皆讲究来源的谨慎态度,演变成了一种空疏的语录、格言、警句,这与印度原教旨意义是相违背的,但是,这恰好与中国逻辑欠缺,不爱尊重事实,不爱讲证据的思维习惯不谋而合。六祖惠能之后,中国的佛教只有宗派林立,而并无真正的宗教发展。东西南北各宗派并无新的创见,对佛教并无实际性的贡献,却只有一个个山头,互相不服气,互相争斗。各大宗师,各占据一个山头,带一批弟子,都弄出一点所谓的经文来为自己树碑立传,自我吹嘘。法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插话说,我听着怎么感觉像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的学术界也是宗派林立,山头主义,但是学术发展与思想创建却是空白的。看来,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了。

不仅如此,法师说,六祖惠能的出现,显然是中国反智文化树立的一个典型,其实也是皇权愚民的一种举措。六祖惠能不识字就能够当一代宗师,成为中国第一代禅宗大师,而且被当时的官方树为正宗而得以大力弘扬。靠顿悟就可以见性成佛,修成正果,那么,以前佛学里讲究逻辑推理,讲究考评追问的功夫就是多余的。而现在看来,当时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平民百姓通过学佛懂得了正确的思维,有了生命的自觉,学会追问,如果这样,要真的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难了。因此,六祖惠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传统儒教代表皇权立场,对原印度佛教的一种逆转与改造。这种情景的出现,与后来天主教进入中国被中国的农民洪秀全改造成“拜上帝教”,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演变成“毛思想”简直是一脉相承。当年延安时期,留学苏联的人乃代表正宗的马列,口含天宪,气势压人,毛泽东当时就有点六祖惠能的角色。因为,惠能不识字,不可能从原版的印度佛经中获得资源,但是,他又极想出人头地,因此,打造出了一本“有中国特色的佛经”——《六祖坛经》,类似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造就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有意思的是,惠能用自己正宗的号——六祖来命名这部有中国特色的经书。坛经,就是佛家用来布道所用的经书,或者因布道而记录下来的经文。

六祖惠能以一个文盲打柴穷人一下子演变成中国佛教第一大宗师,唯一佛教代表性人物,无疑是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榜样,文盲是好的,只要反智,穷人也会有希望。其实中国后来的统治者所树立的榜样都有类似的特点,比如清光绪年间树立的乞丐教育家山东冦县的武训,也是一个文盲,同时还是一个乞丐,但是成为当时受朝廷表彰的第一大教育家。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其名声由此大振。看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并不只是“文革”时才有,而是中国传统一以贯之的思想。

中国“文革”前树立农民榜样、文盲宰相陈永贵,以一个近乎文盲的文化水平与破坏大自然的蛮干作风,获得了当时一个农民所能够获得的最高权势地位——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随后不久,中国军队又出现了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雷锋,雷锋以听话服从为主要特征,所作的《雷锋日记》与六祖惠能《六祖坛经》有得一比。字数不多,浅显易懂,都是特意为不识字的文盲或者识字不多的人准备的,而又无不是在官方的推动下成为十分流行的文字与举世瞩目的人物。

法师一边梳理这些历史线索,一边感慨地说,中国数千年里,就是喜欢玩这些愚民的游戏。你没有读过《六祖坛经》,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其实这部所谓的中国佛经,就是讲六祖惠能的这些故事,说他如何如何见性成佛的。其目的只是在告诉人们,当时佛教门派虽然众多,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是正宗嫡传的。正宗嫡传常常以衣钵为根据,所谓衣,就是正宗佛教继承人留下的袈裟,所谓钵,无非是和尚尼姑吃饭的饭碗。这在原印度佛教里是根本没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加上去的。汉传佛教的问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也就是儒化的过程。洪七公作为乞帮帮主,要传位的时候,也是将绿玉杖传下去的,得到这根绿玉杖的人,才可能向洪七公学习正宗的“打狗棒法”,学了正宗的打狗棒法,才能够真正成为乞帮的帮主,然后带领乞丐们战胜恶狗顺利乞讨。华国锋当年也是手拿毛圣旨:“你办事,我放心”上了宝座的,修成正宗的。

听法师如此一说,心中豁然开朗。我问法师,在中国的佛教界有您这样的观点的人多不多呢?法师说,自然是不多的。因为,中国基本上还是愚民社会,凡是新异的解读,都会受到所谓正统的排挤。但是,真正的佛讲究无相,避开我相、人相、众生相与寿者相这四相,坚守独立思想,不人云亦云,才是真正的佛道。

2013年5月2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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