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希尔曼:大学校长要大胆讲话!

司各特·希尔曼:大学校长要大胆讲话!

1943年5月,哈佛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招聘美国激进分子”的文章。柯南特是在寻找“一群符合美国传统中的现代激进分子,”他们将集梭罗、惠特曼、爱默生和马克思的思想为一体,“精力充沛地挥舞斧头斩断遗传特权的根源”以防止出现“种姓制度”。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即实行“真正有效的遗产税和赠予税,彻底打隋信托基金和房地产的利益链。”虽然柯南特的文章令富有的哈佛校董火冒三丈,但他本人很难说是个激进分子,不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权势人物。不过,那时候大学校长的职责并不仅仅限于筹款、扯皮、文牍和事务管理,他们还有机会问鼎“最佳讲坛”(bully pulpit,总统宝座—译注),甚至占领这个讲坛。

让我们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大学校长最后一次发表引人注目的评论或在争议问题上果断采取鲜明的立场是在什么时候?

这样的哀叹屡见不鲜。作家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正步走》(The Goose-Step)中写到,大学校长是“文明世界中出现的最普遍的造假者和最多变的推诿者。”1994年,威廉·霍南(William Hona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质问大学校长为什么不再是“公共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了。1998年,《新共和》封面故事的标题是“校园小矮子:大学校长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劳蒂亚·德雷弗斯(Claudia Dreifus)在2010年出版的《高等教育》一书中宣称,“大学领袖曾经被视为社会的雕塑家,”如今却看作“善于投机钻营的技术官僚,他们深谙升迁之道,既不得罪人也不犯错误。”

最近,人们对高等教育领袖的担忧由于两位常青藤大学校长的争议而再次热闹起来:一位是布朗大学的鲁斯·西蒙斯(Ruth Simmons),另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布林格(Lee Bollinger)。两人在不久前都被视为有远见、有公共服务精神的领袖:鲍林格在担任密执安大学校长时率先在大学录取中为纠正种族、性别等歧视的“平权法案”而努力;西蒙斯在2003年也曾倡议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调查,内容涉及布朗大学在历史上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联系。(她去年下台)

这些行动赢得了赞扬,但随后就有人提出这些人在业余时间做什么的严肃问题。2010年,《纽约时报》报道西蒙斯曾经是“高盛集团”董事,应该为公司在2007年给董事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开出6800万美元的高薪承担部分责任(西蒙斯最后离开了高盛集团董事会,她拥有的股票价值430万美元)。同年6月,作为纽约美联储主席的布林格(Bollinger)为摩根大通集团(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辩护,虽然戴蒙的银行为哥伦比亚大学捐款,但他仍然有权担任董事会成员。有报道说,布林格认为那些觉得戴蒙应该辞职的人“非常愚蠢”。他的话很快就引起批评: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纽约时报》博客上发帖攻击布林格在美联储理事会兼职,攻击他回避明显的利益冲突,不具备担任董事的资格。(布林格的任期到12月31日终止)

我们为什么对大学校长感到烦躁不安呢?这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如学费飙升、学生债务失控、公共资金丧失、大学运动队腐败、文科不断遭到削弱,大学校长们不务正业,热衷于跟随华尔街富豪管闲事。现在到了对他们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了,要按更高的标准追究他们的责任。从前最好的校长如柯南特、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耶鲁的金曼·小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加州大学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但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有时候更展现出大无畏的勇气。

1970年代后期,指挥家莱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在接任巴德学院院长后不久前去拜访耶鲁校长巴特利·吉迈蒂(A. Bartlett Giamatti)。波特斯坦回忆说“我来到吉迈蒂的办公室,其宽敞气派令我印象深刻、羡慕不已。我说‘好家伙,你的工作实在太棒了。’他看看我说‘你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聪明。在这个岗位上,我什么事也做不了。你的工作才真棒。你能实实在在地做点事。’”

考虑到大学校长的工作性质,人们可能觉得没有几个人渴望去遭这份罪。加州大学前校长克尔在《大学之用》中写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学生眼中的朋友、老师眼中的同事、校友眼中的好人、校董眼中的精干管理者。。。,而且是高雅的体面人,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喜欢歌剧和体育运动,而且积极参加教堂的礼拜。”

但是最近几十年,校长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当今看到的大学校长是一群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回避公共争议问题的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斯坦利·卡茨(Stanley Katz)说“现在一提起大学校长,首先想到的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难怪这些人能拿到令人惊叹的巨额高薪。”他说“名牌大学校长的薪水高达300万美元,这在柯南特肯定觉得不可思议。给他这样的薪水,他也不会要。”大学在结构上的变化永远地改变了大学校长的工作。卡茨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个吞噬金钱的机器,它们消耗金钱的速度快得惊人,筹款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学校长的专职工作。这与柯南特时代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柯南特时代,校长的首要职责应该是为所在学校提供教育和智慧上的领导。但是,这项工作已经遭到削弱。1990年代中期,卡茨曾参与为美国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物色校长人选的工作。遴选委员会另一成员问候选人“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这位最终当选大学校长的人回答说“我没有教育理念,那是教务长的职责。”

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是华盛顿美国大学协会的会长,该协会代表了全美62所研究型大学。罗林斯曾担任爱荷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校长,2005年曾发表演讲,直言不讳地猛烈攻击“智慧设计”运动,引起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和欢呼。罗林斯赞同卡茨的观点,认为校长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筹款和管理。他说,在“硕大无比的巨型大学”时代,大学有“形形色色的机构:医院、规模很大的医学院、体育专卖店、海外资产经营。像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都在所属街区拥有庞大的产业。大学校长的位置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管理任务。现在,这些大学的年度预算讨论都是在30亿、40亿或50亿美元的规模上。”大学校长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办公室的要求困住了,哪个部门的尊神都得罪不起。”

现今的校长也不是个个都放弃了“最佳讲坛”。从1995年到2009年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亨利·贝安(Henry Bienen)说,“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担任哈佛校长期间就常常大胆发言。他的遭遇或许成为大学校长们不敢再口无遮拦地讲话的很好理由。”(2005年,萨默斯提到了妇女在科学和数学方面不具优势的问题而引起一场风波,此后被迫辞职)但是,贝安坚持认为今天的大学校长并没有放弃公共角色,也没有放弃在“最佳讲坛”上发言的机会。他说,发生的变化不过是校长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与高等教育有密切关系”以及他认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K-12)等问题上。他提到了他本人作为市长任命的七人理事会之一的芝加哥公立学校和推动美国签证政策变化的耶鲁离任校长理查德·列文(Richard Levin)。列文指出自9-11以来,这种政策已经限制了外国学生和教授在美国工作的可能性。这些校长给教育政策带来了变化吗?美国大学协会的会长罗林斯说“是的,许多校长参与了某种讨论,只不过不是以产生很大政治影响的方式。在上次的总统大选中,你可能没有听到许多大学校长参与辩论和讨论。”

贝安承认校长们遭遇校董的压力,这些人负责物色校长等重要工作,为校长在公共场合发挥作用确定范围和界限。一个校长若希望在气候变化、外交政策、或税收方面提出重大问题,可能面临很大困难,贝安说“我觉得学校董事会不愿触及这些问题。总体上,校董的观点是你应该在与大学关系密切的议题上发言,这种议题很多。”

这种观点得到长期担任大学校长的著名专家的呼应。威廉·博文(William Bowen)从1972年到1988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此后担任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主席18年。79岁的博文与大学官僚格格不入:几十年来,他使用量化的数据和冷静、缜密的推理支持大学招生时的平权法案,支持大学运动队的改革。博文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学到的教训:大学校长的反思》中提出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千万小心。博文写到“我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公众和校友愿意对校园中出现的批评和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这种接受严格实施学术自由的意愿取决于大学及其校长的机构性克制。”

克制是我们最近在梅隆基金会上对话的主题。当我请博文对海克和德雷弗斯有关大学校长的声明做出评价时,他像赶走小蠓虫一样不屑一顾,“大学校长的工作不是在当今重大公共议题上发言,而是在教育问题上发表观点和领导学术界。把大学校长看作州长、参议员或总统的代理人是错误观念。那只会带来麻烦和伤害,因为那样做等于是在本应成为非正统之家的机构上强加上一个看似正统的东西。”博文坚持认为,大学校长在公共场合讲话应该十分谨慎小心:“在你对某个议题一无所知时,应该有闭嘴的头脑和判断力”。

这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但在高等教育遭遇多方面压力之时,这种观点难道不是有点儿胆怯和回避风险吗?博文回答说,在政治陷入分裂的社会中,大学校长为平权法案辩护很难说是在回避风险。但是,平权法案在高等教育界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吗?博文说“在很多教育场合,主要成员—校友、老师、学生、校董有时候还包括立法者都热烈支持多样性等激进措施和平权法案。但在观念更保守的有些地方,公开支持平权法案是需要勇气的。”

博文将校长应参与的议题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的方式并不能让我的采访者都满意。巴尔的摩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的院长萨福德·恩戈(Sanford Ungar)说“我认为几乎任何议题都可以谈论,”他敦促同行“放弃重弹陈词滥调的做法”,大胆发言,敢于进行“实证的、理性的、冷静的辩论”。恩戈说,“全球气候变暖就是科学与愚昧斗争的问题。如果大学校长都不敢站在科学一边反对愚昧,实在令人感到悲哀。”

有些校长对其工作持有更坚定和和更广泛的看法。最近我拜访了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卸任校长南茜·康托(Nancy Cantor)。会面是在大学的一幢赤褐色砂石建筑里,这座优雅的楼房一个慈善家捐赠的,就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康托因为率先提出被称为“近西城倡议”的新颖而大胆的计划而一举成名,该计划是要改造锡拉丘兹破败的街区。据《锡拉丘兹新时报》上最近的文章,“通过建造新住宅、翻修建筑和吸引像培养成人读写能力的网络教育企业,“近西城倡议”已经取得虽不稳定但已经明显的进步。”

而且,康托鼓励对终身教授岗位的要求进行修改以便为大学老师在社区大学工作提供方便。她称之为“公共奖学金”,而且举例说“在锡拉丘兹,地理系与当地社区学院合作解决教师短期问题。”此外,康托并没有忽略校长作为现金出纳机的职责,在她领导下,锡拉丘兹大学已经筹集到十亿多美元。

康托是否把自己看作“黄金时代的伟大校长”如柯南特、哈钦斯、克尔等的传人呢?虽然对这些校长评价很高,但她认为当今大学的积极主义与“脚踏实地”的立场密不可分。她说“今天你不是在最佳讲坛上做事。你得挽起袖子,到讲坛外面闯。”她与许多伙伴共同进行的积极主义已经遭遇打击和挫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已降低了锡拉丘兹大学的排名,有人指责康托忽略大学的学术功能。锡拉丘兹大学一教授毫不客气地告诉《高等教育记事》的罗宾·威尔逊(Robin Wilson)“我们的主要使命不是管理城市, ”对此,康托回应说大学“应该对民主产生影响,应该为世界上的严峻议题做贡献。”

康托直言不讳大胆讲话的意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敢于冒险的其他大学校长在哪里?我请罗林斯制作一个清单,列举出在最近一些年表现出大无畏勇气的校长(与体面和能力相对)。他很快就举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长小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 Jr.)的例子。在反对共和党州长里克·派瑞(Rick Perry)的“高调战争”中,鲍尔斯指控派瑞的高等教育政策是“反智的”和“职业性的”。罗林斯补充说,佛罗里达州的高等教育领袖坚定地抗拒向文科专业学生收取更高学费的建议,这个建议企图牺牲文科学位来增加所谓更容易就业的专业如理工科、医学的学位。

在几天后在电邮中,罗林斯添加了他的大胆校长清单:“李·布林格在没有像现在这样名满全国时曾领导了为平权法案辩护的斗争。。。在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时担任杜兰大学(Tulane)校长的司各特·考恩(Scott Cowen)不仅帮助让大学和所在社区度过危机,而且利用这个机会把杜兰的本科生课程改造成为全国最具服务意识的课程。马里兰大学的华裔校长陆道逵(Wallace Loh)用他自己成为领袖的历史支持梦想法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鲍伯·伯根约(Bob Birgeneau)一直坚定和公开地支持加州的梦想法案。在反对动物权利积极分子的斗争中一直大胆发言的基尼·布洛克(Gene Block)指控他们使用恐怖分子的手法对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其老师。”罗林斯最后的例子是“将蓝球教练鲍勃·奈特(Bob Knight)解职的印第安那大学校长迈尔斯·布兰德(Myles Brand),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行动,不仅引起强烈反弹,而且引起暴力和人身威胁”。

罗林斯名单的有限范围应该激发高等教育领袖们的心灵探索。全国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克·卡兰(Patrick Callan)说“当你谈论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时,其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成为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在组成部分。我们或许应该要求他们再大胆一点”。

在康涅狄格州纽顿枪击案之后,小型学院的校长已经发挥了领袖作用(和某些冒险做法)。360所大学的校长签署了奥格尔绍普大学(Oglethorpe University)大学校长劳伦斯·沙尔(Lawrence Schall)和阿格尼丝·斯科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校长伊莉莎白·吉斯(Elizabeth Kiss)写的公开信,呼吁推动枪支管理的立法议程。但是,2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只有布里诺大学(Brenau University)、斯贝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洛拉斯学院(Loras College)等30位校长公开提出这些要求。常青藤大学的校长没有一个到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校长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在高等教育的公共基金大幅萎缩情况下,大学校长们的胆怯显得尤为刺眼。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学院》中注意到弗吉尼亚大学“现在从弗吉尼亚州得到的资金只有8%,而25年前的比例是将近30%。”做出强烈反应的少数校长之一是乔纳森·柯尔(Jonathan Cole)。在1989年到2003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务长(在此期间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学术自由辩护)的社会学家柯尔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很宝贵的书。该书的题目是《伟大的美国大学》,集中讨论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涉及的话题包括它们的演变历史、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遭遇到的威胁等。

最主要的威胁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外来干涉,曾在布什时期大量出现。柯尔引用的许多例子中就有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同行评审制度施加压力并攻击从事中东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尔没有提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布林格在面对亲以色列的激进分子和记者在大学里撒野竟然令人吃惊地一言不发。[请参阅希尔曼“中东来到哥伦比亚大学”2005年4月4日]柯尔认为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大学遭遇资金缺失的难题。名列前茅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正遭受“州政府无法供血的困境。”

柯尔的书唤起人们对罗伯特·哈钦斯校长的渴望,他在芝加哥大学推行大胆的高等教育设想,在困难时期坚定地为学校辩护。柯尔雄辩地指出高等教育的领袖已经失去了像哈钦斯那样坚定地为学校辩护的能力。他在指出这个罪状时也把自己包括在其中,“我在写本书之前也没有能做到这些。”

他说“在使用最佳讲坛为高等教育发声方面,校长们做得非常糟糕。在教育美国民众认识到大学的价值和大学对美国未来福利的核心重要性方面做得尤其差。在人文科学建设方面,大学校长实在失职,他们没有能教育民众认识到人文科学在大学的核心地位以及为什么文科在未来的科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柯尔看来,这归根结底是枪炮和黄油的问题。大学校长“不能解释为什么公众应该支持大学作为预算中的非任意支配项目。你在加州关押一个囚犯所花费的金钱若用在伯克利可以教育三个或四个学生。”

在众多公立大学遭遇财政紧缩的时刻,柯尔纳闷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大学校长辞职抗议呢?“校长们应该向州长、立法者和校董清晰表达强硬的观点‘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圣迭戈分校、加州大学社区学院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将其破坏,那就是在毁灭加州。如果你们要继续勒死我们,加州和美国的后果就在这里。我们要辞职。’”民选官员很可能辞职。但校长们不愿采取这种立场。”

当柯尔浏览高等教育的权力走廊一圈之后,对看到的结果非常失望,“并没有很多校长与当权者据理力争。”

真的有一个大学校长参与塑造社会的“黄金时代”吗?这个传统与当今时代有多大的相关性呢?柯尔注意到许多过去的校长是“两面神。”1902年到1945年执掌哥伦比亚大学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也开除了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授。按照传记作家詹姆斯·赫斯伯格(James Hershberg)的说法,柯南特的观点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强烈支持权势者的一面。克尔是具有深远教育眼光和尊重法律与秩序的管理者,但与他不理解的学生抗议者产生冲突,他在回忆录《金色和蓝色》(The Gold and the Blue)中提到一系列的错误。卫斯理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黄金时代,但这些人的确在公共舞台上出现而且发表了一些不仅与大学有关的言论。”

让我们牢记那些“黄金时代的校长”在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好人。请想想哈钦斯的传奇生涯。按照传记作家玛丽·安·茨波克(Mary Ann Dzuback)的说法,他在伊利诺伊州公开听证会上勇敢地面对麦卡锡时代的诽谤者,帮助教育民众和平利用核能,开展伟大著作阅读工程,主持媒体自由委员会(呼吁非营利性媒体企业和加强对媒体垄断的监管,这些引起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里布林(A.J. Liebling)的称赞)。

浏览了两位新近被任命为常青藤大学校长的传记后,人们会注意到其整个生涯都是在学术界度过的。这两位是耶鲁的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和达特茅斯的菲利普·汉伦(Philip Hanlon),汉伦将接替积极主义者韩裔校长金墉(Jim Yong Kim)。过去最杰出的校长往往有更多样的和更迷人的背景。就在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求学时,克尔就曾经在费城的贫民窟当志愿者。在1933年摘棉花工人在加州圣华金河谷地区(the San Joaquin Valley)举行他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血腥的农村地区罢工”时,克尔前往那里采访警长、罢工者、农场主。1945年,克尔成为伯克利的工业关系研究院的院长,负责调停在加州海滨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些努力帮助克尔准备好在50年代和60年代肩负起建造和领导加州大学的重担,他发现自己遭受来自强大力量的攻击。1952年有人倡议增加一个让加州选民面向州宪法宣誓效忠的要求。加州湾区贵格会教派要求克尔参与抵制活动,他公开发表宣言表达支持。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

我知道可能的后果,而且后果来得很快,包括来自多位校董的后果。最具戏剧性的是下一次董事会。学校董事会主席爱德华·迪克森(Edward Dickson)冲进我的办公室,抓住我的外套领子。他说我被视为“红色校园”里的“红色校长”,他要求我必须从现有立场上后退。我拒绝了。我说,我是在学校之外的背景下作为公民采取的行动。我当校长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我绝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利,校董们应该了解这一点。迪克森校董转身气冲冲地走了。

让大学校长展现勇气的恳求往往来自大学之外的批评家和作家;但偶尔也会来自校长自己,如圣母大学的校长西奥多·海斯堡神父(Theodore Hesburgh),他就要求校长们大胆地站起来。现年95岁的海斯堡已经不再接受采访,但他的助手让我阅读他在2001年为《美国高度教育记事》写的一篇随笔“在重大公共议题上,大学校长的声音在哪里?”。海斯堡写到“当今的大学校长似乎接受了伏尔泰的建议,只专心耕作自己的小花园,而且做得不亦乐乎。”海斯堡的结论仍然发人深省:“我们不能说服学生大胆发表意见,除非我们自己愿意这么做。”(说到大学校长的勇气这个议题,请注意最近布鲁克林学院的克伦·古尔德(Karen Gould)。他大胆面对校外批评者提出取消2月7日有关以色列的小组讨论会的无理要求。)

因为在东耶路撒冷和基地组织大学创办了合资学院而招致批评的巴德学院校长莱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提出了类似的主张。1996年,在答复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前校长雷塔·伯恩斯坦(Rita Bornstein)的调查问卷时,波特斯坦写到“大学校长有义务比普通公民更大胆、更直言不讳。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不能发挥领导作用是逃避责任的懦夫行为。我们需要教导学生认识到文明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快乐。”16年后,波特斯坦还有同样的感觉吗?他回答说“我愿意让这种情感更加牢固”。

译自:University Presidents—Speak Out! By Scott Sherman

the March 11-18, 2013 edition of The Nation

作者简介:

司各特·希尔曼(Scott Sherman),《国家》杂志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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