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一河:我们应该且必须“死在编制里”

傅一河:我们应该且必须“死在编制里”

原标题:该死:“死在编制里”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一位硕士落选哈尔滨市事业编制环卫工后如是说。

为什么要“撞死”在1500元的的环卫工位置上?答案:这个职业可以把户口落到城市,可以拥有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这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还有家里人几十年来巨大的支持——“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成为政府的人”“在城市当一条狗也别回农村”。

我有编制,在第一线教书;爱人从化工研究院工程师技术岗位上退休后,供儿子上大学在学校做生活老师。工作时间长,责任重,压力大,而工钱低,学校分东西,没编制就没份。我的妹妹当年下乡与我一个生产队,顶替父母回城后因改制下岗,我考大学出来有编制而终身稳定。

因此我认为,“啃编制”比“啃老”好。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等等高物价的问题,逼得人杀人或自杀。“死在编制里”,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拯救。有一个父亲,因为研究生毕业的儿子没有找到工作,血本无归愤而自杀。既然这个编制能够保证他一辈子乃至一家人旱涝保收、吃香喝辣,为什么不“死在编制里”呢。

有了编制,才有可能做公务员,做官,做贪官。长沙市政建设局原局长顾湘陵十年间敛财2亿,换6个情妇,被总结为“六多”: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 “许三多”(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到“顾六多”,成贪官新标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当总统,做广告人!”很多大学生毕业选择自己创业做老板。自2009年以后,年轻人对公务员趋之若骛。每年参加公务员都超过100万人。有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打拼五年,却没实现当初与父亲的“赌言”,垂头回到父亲的权力地盘上做了法院系统的一个公务员。而没有编制的亿万大军,每年工作狂和过劳死以及失眠者的数字早早地超越日本。“富士康十三跳”绝非个例。今天谁谈“中国梦”?一定是有编制的人。

这个编制,实质上是体制。这个体制说白了就是“政教一体”,“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权力最大的是教主,教主才能拥有思想,且属“专利”,任何人不得谮越。下级官员若违之必受到清除。知识分子早已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独立思考厥无,独立人格无存,如果选择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无耻之徒在“颂圣”中名利双收,很多人都做两面派。这样一个体制或编制里,集中了世界上最贪婪也最无耻的的“食利之徒”,而不是仁人志士甚至不是“死士”。一旦这个体制遭遇不测,做鸟兽散的便是这些离心离德者。这样的编制稳定吗?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吗?“裸官”们连国籍都不要了。“死在编制里”,既悲催,又该死。

过去我们有两个宝贝,一是批判“万恶的旧社会”,二是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旧社会那点万恶?那时有铺天盖地的假酒假烟假农药?有地沟油毒奶粉黑心棉?那时是“四大家族腐败”,今天是“十几大几十大家族腐败”呢?那时的腐败弥漫在官场,今天的腐败深入各行各业普遍开花;那时贪官们搜刮民财藏于家,今天的贪官却纷纷移资产于国外,统统把老婆孩子送出国,还在装着“摸石头”。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里,见死不救不是坏人,不谋财害命就是好人,能养活家人就是能人。因此,这个硕士生只是发誓“死在编制里”,还没说“死在美国”,更没说“死在朝鲜”。他爱这个编制,却毫无忠诚可言,攫一个饭碗活命,他还能做点什么呢?

希望是有的,有人在身体力行。钱理群教授《答中国》提出三点:“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我的理解是:不拒绝编制,也不拒绝成为体制中人;无论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为处身的社会及自己的家人孩子,有一个信仰,守一条底线,尽一分心力,不能让它一天天再烂下去了,似乎也只能这样了,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

阅读延伸(一)

单士兵:“死在编制里面”让人怒其不争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这是一名叫王洋的研究生在报考环卫工人失败后,极度不甘而又坚定的表达。他目前在一家传媒机构工作,最近参加哈尔滨市面向全国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人的考试,被淘汰了。(据1月14日信息时报)

这是没能考上环卫工人的研究生。不妨再看看考上环卫工人的研究生怎么说——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说这话的人叫严晓,是27岁的女孩。在成功考上环卫工人后,她每天冒着零下30℃以上的寒冷在清扫街面杂物垃圾。

一个人,如果抛弃世俗标准,按照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来选择想要的人生,值得激赏。但是,现在我连半点掌声也无法给予这些想做环卫工人而不得,以及终于做稳了环卫工人的研究生。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振振有词提供应有的价值支撑,来让人感受到应有的独立精神。驱动他们选择的,根本不是环卫工人这份职业,而是事业编制的魔力。

这一次,中国研究生为挤进环卫工人的编制上演的激烈竞争,让我强烈感受到太多年轻的人格已经遭遇体制残忍的改造。那位考上环卫工人的研究生姜丹就说,“什么样的声音我都能接受,像我们这些80后其实有很强的承受力。”在我看来,这样的承受力,不是坚韧,不是隐忍,而是机械,而是麻木,实在不值得有任何称道。

网友和菜头曾说,“追求现世安稳,在无形中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所有人的未来”。事实上,热衷体制内身份的王洋最看重的,也就是编制可以帮助安放户口,获得更多的福利和保障。安全第一,规避风险,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只是,这种 愿意死在编制里”的年轻人,还能承担“中国梦”的责任吗?

当年轻人失去“释放自己”的动力和勇气,一个社会也就注定要失去应有的创新与创造的能力。纵然我们愿意把问题指向这背后太多的制度不公,纵然我们也明白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捆绑了很多年轻人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纵然我们也承认作为理性经济人需要做出一定利益选择,纵然我们也承认几代人在应试教育模式下严重失去自我,但是,当一个人抱着“愿意死在编制里”的信仰,这种个体人格的沉沦,还是让人很难“哀其不幸”,只会“怒其不争”。

体制问题,当然需要国家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但是,作为现代公民,祛除社会各种旧制的弊端,本身也是一种责任。一个情愿死在编制里的研究生,从某种意义讲,独立精神已经死了。只是选择追逐旧体制的红利,沉醉在既得利益的幻觉,不愿公民独立精神去承担改革应有的代价和责任,这样缺少个体觉醒的年轻人,不值得任何理解和同情,只能让人觉得悲哀,令人激愤。

阅读延伸(二)

夏余才:有多少人愿意死在编制里?

1月4日,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落选,主要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1月14日《华商晨报》)

记得有位研究生朋友,曾经一度纠结于到大学当老师还是到中学去当老师。之所以纠结,是因为去大学没有编制而中学则有编制。从个人理想而言,朋友自然更愿意去大学当老师。并且,就其性格来说也不太适合去中学当“孩子王”。但是到了最后,那位朋友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有编制的中学,去当他的“孩子王”了。由此可见,编制的魅力有多大。她以至于可以让一个舍弃掉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让一个为此违背自己的性格去行事。牺牲这么多,无非都是为了一个“编制”。

编制的存在,让我辈“临时工”们痛恨不已。工作了若干年,到头来依然是“临时工”,到头来也只能获得“临时工”这一等级的待遇。所谓同工不同酬,所谓低人一等高人一等以及不公平等,皆来源于一“编制”。编制,既让一些人躺在上面享尽其带来的各种福利和特权,也让一些人对此向往不已,恨不能“取而代之”。

比如,同样是清洁工,有编制者和没编制者就有着天壤之别。没编制者,干脏活累活,有编制者,只是暂时性或象征性的干干脏活。实际上也如老清洁工们所言,他们将是“未来的领导”。未来的领导,干点脏活也就变成了体验生活,不可能像那些老清洁工一样,一干就是一辈子。至于工资福利待遇,自然更是“一分为二”,人为的划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有编制者不仅上班时比没编制者高出很多,哪怕退休了也是如此,令没编制者只能心生羡慕的份。而且,没编制者单位可以让其随时走人,有编制者则如同端上了铁饭碗,打也打不破,根本不会出现让你随时卷铺盖走人的情况。

这种人为设置的不平等,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似乎还要一直存在下去。既得利益者,绝不会做损己利人之事,哪怕是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他们也一百个不愿意。他们一旦取得了“编制”,无异于拥有了“话语权”,也无异于拥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不只是对自己好处多多,更还可以“荫庇”子孙,让自己的子孙从中受益,进而形成“特权阶层”!

既然这种不平等存在着,也必将很长时间的存在,也难怪有那么多研究生去报名当“清洁工”了。其实不要说“清洁工”,只要有编制,就是让他们去干更脏更累的活也会愿意。如果诸多工地上的建筑工、煤矿上的矿工也有编制,同样也会招来研究生踊跃报名的。在编制面前,专业不对口算不了什么,大材小用也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便是自己的理想都可以为之丧失,更何况其他?

归根结底,这也怨不得广大莘莘学子。作为个体的人,都是“自私”的。在过去,我们排斥自私提倡“无私”,实则其结果是更好的印证了“无私”的不存在。“自私”恰是人类的本性,而“自私”并不可耻,“自私”也并不意味着“损人”。只有人人都“自私”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真正健康的。反之,你就只能为了某种人为设置的东西去拼命。比如编制,就算是死,很多人也要死在编制里。这和古时的范进,又有何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或许,唯一的区别就是名称的不同。

阅读延伸(三)

曾颖:“死在编制里”与“活在焦虑中”

1月4日,哈尔滨市448名面向全国招聘的事业编制环卫工人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本次公开招聘共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参考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9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最终录取的448名环卫工人中共有7名研究生,另有22名硕士生名落孙山,一位硕士落榜者表示不会轻言放弃,宣称:“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据《华商晨报》)

这话乍一听起来,有一种风萧萧兮的感觉,实在太悲壮了,但细想起来,却实在不对味——不过是个环卫工人的岗位而已,用得着跟要去刺杀秦王似的吗?这种悲壮的出发点配上个并不与之匹配的结果,显得就有些滑稽。只有在周星星的电影里,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绝无丝毫看轻环卫工人的意思,也无意抹煞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是说提升环卫工人的文化素质和技术含量不重要。为了城市的整洁,他们起早贪黑努力工作,既苦且累,而且还有较大的危险性,我们在看他们时,必须带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情。

但是,崇敬与感恩之心无法遮掩的事实是,环卫工作岗位的技术需求和文化含量,确实并不特别需要经过长达20年苦学的研究生那么高的标准。一个读了20年书,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怀着一副“必死”的心态要撞进“编制”的场面,背后所潜藏的台词,确实给人惊心的感觉——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里面,既有高等教育泡沫化,发水式的扩张造成的膨化型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泛滥的问题。也有社会提供的岗位紧张就业形势严峻的问题。但最显著的问题,却是人们心中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大家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异。那位发出要死在编制里豪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干着的工作,是月薪4000左右的媒体工作,但他为什么向往扣除各种杂费之后只有1500元的的环卫工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个职业稳定,有安全感,可以把户口落到城市,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是很多人做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

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铁饭碗”,用一种不安稳的工作状态,刺激和提高劳动效率。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得我国在经济实力超载日本之前,工作狂和过劳死以及失眠者的数字早早地超越日本。各种各样的KPI考核,花样翻新的“末位淘汰”,使许多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弱肉强食才得以生存。而房价、医药、教育等并不算乐观的民生问题更是为这种不安全感推波助澜。于是,人们惟一渴望的,是寻找一个稳当而有安全感的工作。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公考和事业编制上来了。

虽然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工作也各有亲历之后才知道的艰难和苦楚。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它确实是当下中国惟一没有打破的“铁饭碗”,这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原因。数万人同报一个岗位的考试,早不是新闻。几十个研究生争当清洁工,可谓是把这种愿望,推向了一个极端的地步。试想,如果这次清洁工招聘,没有“事业编制”这个前提,会有什么效果?它至多能吸引到一些在职场找不到工作的中老年人,连年轻一点的,恐怕都难以吸引。这才是当下中国多数城市环卫工作的真实状况——超低的工资,超强的工作强度,脏乱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使很多人视之为畏途。而一旦在这项工作前面,加个“编制”,其场面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这种状况,究竟是说明“编制”太有魅力,还是此前亏欠环卫工人太多?

在北欧旅行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路边打扫清洁的环卫工人,很多都是妙龄美少女。这是因为当地的环卫工人工资待遇不错,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任何虚的赞美和恭维,都不如实在的解决好他们的福利,更能使岗位具有吸引力。哈尔滨为环卫工人解决“编制”,确实算是一件有意义的尝试,能吸引到各种高素质人群来参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一遇“编制”,石头都会变成金子,扫地工作立马被大学生甚至硕士生抢着干,并有人立下死志要为之奋斗的场景,真的就是正常的状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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