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认真

余杰: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满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戛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徽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曦,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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