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中国的顶级人才是谁培养的?

李昌玉:中国的顶级人才是谁培养的?

伦敦奥运会马上就要落幕,中国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这举国疯狂的时候,今天在《猫眼看人》上读到汤国基写的《一千块奥运金牌比不上一个诺贝尔奖》,耿耿忠言,发人深省。汤国基说:“诺贝尔奖自1901年12月开始颁发到2011年12月,全世界总共已有826人和20个组织获奖,其中544人获得三大诺贝尔科学奖,美国获得三大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占了249人。1956年前苏联建国不到40年就有谢苗诺夫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58年前苏联又有切伦科夫等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也已有15人获得三大诺贝尔科学奖。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才参加奥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就坐上了奥运金牌榜的第一把金交椅,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们获得的奥运金牌总数就已突破200块,可是在诺贝尔科学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63年,年复一年,望眼欲穿,我们让全世界看到的还是一个让人咋舌的大鸭蛋,不论怎么说,这都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憋屈!即使我们争到了奥运会上所有的金牌,这个铁沉沉的大鸭蛋也压得我们难以真正挺起胸膛!

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但需要奥运金牌,更需要诺贝尔奖!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当举国都在为中国奥运军团在伦敦奥运会大夺金牌而狂热欢呼,倍感自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有点“反常”思维的人贡献一针清热凉血的药,而不应该把贡献清热凉血的药看成是别有用心。有自由思想的空间,才会出现获诺贝尔奖的大师。”

本文为一年前的2011年所写,未曾发表。现补充如下:2011年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为:谢家麟,1920年出生。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吴良镛,1922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政治局五位常委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年的最高科技奖是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颁发的。当他把500万元奖金和获奖证书授予两位毕业于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90岁的龙钟老人时,不知作何感想。

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报请中国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属于中国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之一。获奖者每年不超过两名,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经过反右,中国施行了最大规模的人才逆淘汰。它的后果现在我们可以一清二楚了。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了热门话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高端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奖者?请看历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者情况:

年度 姓名 生年 获奖时岁数 学历

2000 吴文俊 1919 81 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2000 袁隆平 1930 70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2001 黄 昆 1919 82 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得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硕士学位。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

2001 王 选 1937 64 1954年至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

2002 金怡濂 1929 73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2002 空 缺

2003 刘东生 1917 86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原中央大学)。

2003 王永志 1932 71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至1961年留学前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

2004 空 缺

2005 叶笃正 1916 89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2005 吴孟超 1922 83 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2006 李振声 1931 75 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2006 空 缺

2007 闵恩泽 1924 83 1946年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5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2007 吴征镒 1916 91 1937年清华大学毕业。1940年-1942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

2008 徐光宪 1920 88 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2008 王忠诚 1925 83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2009 谷超豪1926 83 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9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2009 孙家栋 1929 80 1948年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

2010 师昌绪 1920 90 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1948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

2010 王振义 1924 90 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从2000年起,中国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评选2人,宁缺毋滥,因此这个奖比较严肃公正,无可指责。到2010年,11年间共评出获奖者18人,因为2004年空缺,2002、2006年只评出1人。我们分析一下这18位获奖者的情况:

从年龄来看,获奖时的年龄

90岁以上者3人, 80岁以上者10人,70岁以上者4人,60岁以上者1人。

平均年龄81•22岁。18个人中,最小的64岁,14人在80岁以上,5人85岁以上,3人90岁以上。如此一群耄耋老人雄踞科学殿堂,也算中国特色的旷世奇观。对于这群老科学家,虽然我们可以称赞他们具有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精神,但是年龄毕竟是不饶人的一道坎。如果他们聚会在一起,真是一群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耄耋之辈。这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年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这些老人带路,能够创造出科技的新天地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分布情况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分别为:50.16岁、50.78岁、50.86岁。最佳年龄是38岁。其中物理学奖年龄最小的是25岁,是英国的W•L•布拉格,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是31岁;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是35岁。中国的国家级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足足可以成为他们的父辈、祖辈。这是值得自豪骄傲的故事吗?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00万奖金也不算菲薄,可是为什么年轻人没有竞争的呢?

我们分析一下获奖者的学历,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18人中有12人毕业于解放前的大学,余下的6人,1949、1950年毕业者各1人,1951年毕业者2人。他们主要受教育的时间是在解放前,解放后的部分时间处在院系调整之前,所以也应该计算到解放前的部分中。可以算作解放后受大学教育的只有2人,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还算差强人意;王志永是1952年入清华大学的,1955年去了苏联。

要知道,这些获得中国最高科技奖的项目还不足以申请或推荐诺贝尔奖,比起诺贝尔奖,此奖还要低一个档次,不过中国的科技奖着重在技术应用方面,仍然是优中选优,而不在科学理论上,所以两者也是各有千秋,不宜简单臧否前者,但是获奖者的平均年龄相差30岁,实在太大。这正是中国科技界现状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缩影。争诺贝尔奖望洋兴叹,争中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后继乏人。这是不是中国科技界的现状呢?2011年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情况依然如旧,为:谢家麟,1920年出生

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吴良镛,1922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我们还可以查看另一个序列,即《“两弹一星”元勋基本情况表》:

“两弹一星”元勋基本情况表(转录钱江《走近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们》)

姓 名 出生年 出生地 成长地 大学 留学国 学位 居留时间

于 敏 1926 河北宁河 天津 北京大学 无 硕

王大珩 1915 日本东京 北京 清华大学 英国 博 36—48

王希季 1921 云南昆明 昆明 西南联大 美国 硕 48—50

王淦昌 1907 江苏常熟 上海 清华大学 德国 博 30—34

邓稼先 1924 安徽怀宁 北京 清华大学 美国 博 48—50

朱光亚 1924 湖北武汉 武汉 西南联大 美国 博 46—50

孙家栋 1929 辽宁盖县 盖县 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苏联 学士 51—58

任新民 1915 安徽宁国 宣城 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 美国 博 43—50

吴自良 1917 浙江浦江 杭州 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 美国 博 43—50

陈芳允 1916 浙江黄岩 黄岩 清华大学 美国 45—48

陈能宽 1923 湖南慈利 长沙 唐山交通大学 英国 博 47—56

杨嘉墀 1919 江苏吴江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美国 博47—57

周光召 1929 湖南长沙 重庆 清华大学 苏联 57—61

赵九章 1907 河南开封 杭州 清华大学 德国 博 35—38

姚同斌 1922 江苏无锡 上海 唐山交通大学英国 博 47—57

钱 骥 1917 江苏金坛 金坛 中央大学

钱三强 1913 北京 北京 清华大学 法国 博 36—48

钱学森 1911 上海上海 浙江大学 美国 博 35—55

郭永怀 1909 山东荣成青岛 西南联大 美国 博 40—57

潘守锷 1917 浙江湖州 上海 西南联大 美国 博 41—45

黄玮禄 1916 安徽芜湖 芜、扬 中央大学 英国 硕 43—47

程开甲 1918 江苏吴江 嘉兴 浙江大学 英国 博 46—50

彭桓武 1915 吉林长春 长春 清华大学 英国 博 38—47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最引以自豪的“两弹一星”,其主持研制的元勋科学家23人,除了孙家栋一人,是留学苏联以外,其他全是国民政府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然后到美英法德各国留学,获得学位。

这说明,中共领导下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失败得很惨很惨。历史学家张鸣先生因清华百年校庆发出了“中国大学还有救吗”的哀叹与惊疑。为什么出现这种悲惨的情况呢?回顾六十二年的实践,还不能令我们震惊、醒悟吗?中共主政,对大学教育,最严重的伤害首先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解放前的国立、私立和教会大会彻底收归国有,全部打乱,按照苏联模式,重新洗牌,加进中共特色——党委领导制,于是抛弃了经过半个世纪实践的大学办学理念与经验,包括教授治校、兼收并蓄,思想自由,独立人格等等。这样,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可以充分施展了。要知道,苏联的大学是没有党委制的。所以,苏联体制加上党委领导,互为因果,造成了中国大学六十年解不开的死结。如果,只有其一,或许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中共建立的一党专制社会,这种大环境大气候,使大学也不可能生存在桃花源里,所以也必定误入歧途。

随后,对大学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胡风以及肃反运动,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此,大鸣大放时,对于是否要党委制的问题是一个争论很大的焦点。本来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说,大学的党委制可以取消,要民盟、九三布置各大学讨论,但是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随后对于同意他的话的人,无不打了右派。本人所在的山东大学副校长、青岛九三学社主任陆侃如就因此打了右派。

对于大学伤害最重的是反右运动。一流教授和一流学生好多打了右派,漏网的人只好噤声不语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现在被怀古的文人津津乐道,但是反右时,“大师”好不少被打成了右派。到了文革,无论是否右派,这类人又有了一个新的雅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授们几乎人人都有资格挂牌批斗了,又过了30年,从河东到了河西,现在,清华刚刚举行了百年校庆,校方自傲的不是培养了多少“大师”,而是政客了:工程师的摇篮里摇出了多少部长、常委以及总书记。如今,举目望神州,大学里到处耸立着大楼,但“大师”在哪里呢?

这正是解放后直到文革前的17年,再到现在的62年间,中共领导下的大学近乎没有培养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原因。

再说,文革后,最初几年招考的大学生,现在都在50岁上下,正是出科研成果的好时期,为什么竟然也没有高端人才脱颖而出呢?最拔尖的人才只要有一小撮,甚至于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问题是文革后虽然没有搞反右,大学也并不平静,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直到六四,加上市场经济,再一次把一流的大学生都出局了。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数理化生竞赛中国几乎囊括金牌,但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全出国了。这是继反右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人才逆淘汰。这一次的出局,比较幸运的是他们可以出国,一走了之。但是不只是“风波”后被通缉的那几个头头,所有一流的人才也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美国人要“偷着乐”,因为用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学堂”,现在毕业生纷纷“东流”,美国的公司学校不费一分钱,就白捡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高考生大学毕业生。春种秋收,美国人这30年是大丰收,连种子钱也不花。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转引自人民日报社论《冷静面对“新移民潮”》)

按照适者生存的铁律,不走的人除了进入官场的以外,也逐渐消除了锐气,变成犬儒。此外,我们的大学,经费倒是越来越多,但是生态环境却越来越衙门化官僚化,越来越腐败,即使有专心治学的人,也难以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因为“五子登科”是一个催命鬼,谁能不顾梯子(副教授、教授、博导等等)、票子、房子、车子、妻子?谁也得适应大小环境的安排。最近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北师大教授董藩在微博上告诫学生:“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另一位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副教授尹晓冰在全国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创新研讨会上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像这样赤裸裸地做金钱奴隶的大学教师恐怕大有人在,区别只在于说出来与不说出来而已。记得李政道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把他自己的成就首先归功于第一位启蒙老师束星北——只是此时他还不知道束星北已经在山东大学打了右派,是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如今,这样自己学识渊博,对学生又循循善诱的教授不知还有没有?

不过话也说过来,中国大学也确实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例如,有许多出国的大学生,在海外都很有成就,不出国的也担当起了国内经济建设发展的重任。中国经济提升到世界第二靠的还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问题在于像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样的人才却没有出现,诺贝尔奖更是望洋兴叹。现在上至中央,下至大学,都在发誓要办成“世界一流”,并且许以时日,是否能计日程功呢?清华百年校庆,习近平还在以“又红又专”总结清华的经验,大概是因为这位只有文革红卫兵经历的候选接班人,还缺少反右的历史记忆。我们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倒是有了大学文凭,甚至博士文凭,但是他们大多是毛泽东希望的“理工科大学生”,没有人文文化底蕴,没有普世验证的民主自由观念,没有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记忆,连“孔老二”的知识也不多,所以常常说一些胡话昏话,“又红又专”就是昏话胡话。任何概念都有确定的时代内涵,把反右烈火中诞生的一个烂苹果“又红又专”拿来应用到50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岂不会贻笑大方!今天如果还要到毛泽东的陈谷烂芝麻中挖掘治国的祖传秘方,那真是南辕北辙了!

作为打过右派的大学生,我有深深的体会。22年戴帽子、劳教,始终处在被改造被监督的地位,只能苟且求生,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奢望。恰恰是大学生右派中颇有一些思想敏锐超前的才俊精英,他们本应该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最有希望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诺贝尔奖”的英才,结果却被彻底埋没。随后的批判“白专道路”,把所有大学生都引入歧途。人们对于所谓“钱学森之问”若有其事地讨论,其实,答案在反右运动就回答了。最近读谢泳写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分析非常到位。他说: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1927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1930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预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

我们从最著名的一些右派大学生来看,他们具有卓异的智慧、思想、才华、锐气,本来应该成为未来10年20年引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开拓者,他们当中应该产生大批诸如傅斯年、罗家伦一流的翘楚,可是反右运动把他们彻底打倒了,反之,从此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恕我闭嘴免谈。

培养人才的基地应该是在大学。从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至今,问题越积累越复杂,已经不是要不要党委制、实行不实行教授治校的问题。《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发表了该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础和动力之源——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他说:

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他们特别看重大学的独立性,可是中国的大学从前还只是派来一个党委书记兼校长,现在,例如敝山东大学要派一位省委常委来遥控,兼任党委书记。有教师写出小字报,公开请他自动辞职,但是他是“空降司令”,谁也奈何不了。至于教育部长,本校百年校庆曾请动了他的大驾,那是无尚的关荣。所以大学的改革,还是任重道远的美好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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