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苏格拉底之死有什么文化意义?

许锡良:苏格拉底之死有什么文化意义?

【摘要】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差异,就是中国文化基因与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文化基因,自然发展的结果。文化基因传承千年不绝。

【关键词】苏格拉底、文化基因

许锡良

蝼蚁尚且知道贪生,何况是人?无论他是圣贤圣徒,还是平民百姓,市井无赖,求生乃是人的本能,不是因为特别的原因,一般来说没有人愿意主动找死,因此,求得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然而,人有时之所以会主动求死,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儒家的亚圣孟子倒是说得很到位:“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可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却只是让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活得好好的。儒家惯用的手法是,杀别人的身,成自己的仁;舍他人的生,以取自己的义。中国人的至圣孔子寿终正寝活了73岁,亚圣孟子还是寿终正寝活了84岁。这是中国的圣人与西方的哲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我始终觉得中国文化基因与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来源之一,就是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另一差异来源于孔子与耶稣之间的差异。这两种差异共同构成了中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而且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还要更为具有可比性一些。因为他们俩人生存的时代相去非常接近,活着的年龄也差不多,只是死法不同。孔子活了73岁,是寿终正寝,苏格拉底活了70岁,是死于非命,被当时古希腊城邦的法庭判处了死刑。两个人都没有亲自著述,都是靠自己的门徒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言行,由于孔子门徒众多,有3000之众,因此,记录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历时100多年却只记录了一万多字,而且版本混杂,真假难辨。而记录苏格拉底的思想言行的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柏拉图,另一个是色诺芬,而且俩人对苏格拉底的看法迥然不同。色诺芬本质上是一个军人,也许他在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上还差了一点水准。关于苏格拉底,历来学术思想界更看重柏拉图的记录。因为柏拉图远比色诺芬更具有理解苏格拉底思想的才气与智慧。同时柏拉图一直与苏格拉底朝夕相处,终身与学术思想为伍,在思考、研究与著述方面也相对更为专一。柏拉图一个人留下来的著述译成汉语就一百多万字。仅柏拉图记录的《申辩篇》,就洋洋洒洒数万言,那种辩论的气势,那种即兴发挥的滔滔雄辩,读后令人叹为观止。而孔子的思想言行记录得有上句没有下句,前言不搭后语,既没有思想背景的交待,也缺乏相应的逻辑性,就像拉羊屎,一粒一粒地拉出来,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语录文化与格言汇编。孔子作为中国第一圣人,竟然连一篇像样的逻辑连贯的文章都没留下来,更不要说一部像样的专著,不知道究竟这是孔子个人的悲哀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不仅如此,而且孔子还声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自己不创作也就罢了,还导致他的学生也不敢创作,即使有创作也不敢署真名,即使署真名,像孟子,也要言必称“平生所愿学孔子也”,生怕人家指责他僭越孔子。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面对老师的不同意见直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是大异其趣。可以说,这些都是中西方文化基因差异的源头。

中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几乎就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差异,同样,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其实也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差异。读孔子只剩下记忆与背诵,然后就是崇拜,就像孔子的学生颜回在《论语·子罕》中所感叹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第九》)话说到这个份上,只有崇拜的份了。因为言无所言,却又妙不可言,剩下的除了崇拜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然而苏格拉底不同,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更不以圣人自居,甚至不以知识占有者自居,他仅有的一点优势,就是提问的能力。他公开声称自己没有知识,更不占据真理,而只是随时准备与学生一起探求知识、追求真理,在探求知识与追求真理上,他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关系。知识需要探究,思想需要磨砺,不经省察的生活是不适合过的。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无论是出自谁的口都没有用。苏格拉底这一对待知识真理的态度奠定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教育的开放、平等与自由的探究的基础,开了二千多年西方学风之先。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学生,而且有些学生还出卖他,记录的人也不多,但是,他确实是靠自己穿越时空的思想智慧征服了那个时代,甚至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而中国儒家文化从来不在乎知识的真假,更不在乎是否是真相、真理,“亲亲相隐”,更是用了家礼人伦掩盖事实真相。一切的一切,只为得到权力的承认,考虑的只是能否换来“黄金屋、颜如玉与千钟粟”之类的世俗物质性质的享受。而这一切享受又不是靠创造发明,推动生产力与提高生活质量来获得,而是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读”与“耕”,“学”与“仕”之间作出取舍与转换。

站在深受孔子儒学影响的中国人视角来观察苏格拉底就是很不可理解的一个人。苏格拉底整天与人探讨问题,究竟是为了图个啥?他不是故意招人讨厌,故意找死吗?

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的500人组成的城邦议会成员,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治理方式是民主城邦制。由选举出来的 “500人会议”投票城邦重大事务,是比较平民化的机构,其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同时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

苏格拉底被当时的雅典城邦议会判为有罪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生活的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经从兴盛繁荣走向衰败。当时一些智者派的政治野心家,靠辩论技巧,以其蛊惑人心的演说煽动群众,占居权力的中心地位。成为了事实上的专制独裁者,使人民沦为群氓,随后雅典终于在伯罗散尼撒战争中败北,政治与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内道德沦丧。但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智者们,还在四处招摇撞骗,四处为政治强人掠夺民财辩护,并且提出了只有维护强者的利益才是正义的,很快雅典民主就沦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担负着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的使命感,使用他的杀手锏:产婆术的思想清理法,也即苏氏辩证法,让对方在满满的自信中自相矛盾,迫使智者们学会谦虚,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那时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且提出了“只有人类理性才是认识与评价万物的最高准则”。也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被500人会议以“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神灵”的罪名判处了死刑。

在判处死刑之后,按照当时的雅典法律,还可以通过出钱赎罪的方式让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成无罪。苏格拉底也获得了这一法律上的待遇。可是,当时法庭要判苏格拉底30明那的银子,苏格拉底为难了,因为他拿不出这笔赎命钱。(一明那银子约合436克,约10两纹银,30明那即合300两左右的纹银,而当时一个智者收一个学生的学费是5明那,但苏格拉底收学生从来不收学生的学费,所以他穷得只有一个明那的财产,那点财产还是他当雅典500大会的议员的时候的工资。)因此,当苏格拉底说自己因为对神的服侍已经使他一贫如洗,只能够拿得出1明那的钱时,这个数量的巨大落差激怒了那500议员,当苏格拉底听到家境富裕的学生柏拉图表示愿意出这笔钱的时候,已经晚了,法庭已经再次判决了苏格拉底有罪。其实在判决生效之后,苏格拉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机会逃走。因为,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处死重大罪犯要选择一年一度的朝圣大船回到雅典才能够执行死刑,可是,这一年偏偏晚了一个多月,他的学生、朋友们已经买通了狱卒,每天打开大门,可以让他逃走。但是,苏格拉底选择了任由法律处罚。这是苏格拉底对死亡的认识与对国家法律的认识双重决定的。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如果一个人一旦有了他的立场,无论他认为这种立场是最好的不是由于职责所在,那么我相信他必须面对危险,宁死勿辱,根本不会去考虑死亡或其他事情。”“怕死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6——17页)“使我被处死的不是缺乏证据,而是缺乏厚颜无耻和懦弱,事实上,我拒绝用讨你们喜欢的方式讲话。你们喜欢听到我痛哭流涕,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你们习惯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种话。我也不认为自己由于面临危险而必须放弃耿直,我对我的申辩方式并不后悔。作为这种申辩的结果,我宁可去死也不愿用别的方法来换得活命。”3(同上书,第28页)他还说:“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同上书第29页)“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第30页)最后苏格拉底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一个人这样面对死亡问题,他怎么会设法逃跑呢?如果一个人可以置法律于不顾,那么会给国家造成什么状况呢?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他的国家法令,除非他改变对法律的看法。因此,苏格拉底才会对前来劝他逃跑的学生克里托说:“那么,克里托,让我们顺其自然吧,因为神指明了道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神论者,心中虔敬着神,临死状态的苏格拉底还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注意千万别忘了。”(同上,第33页)一个人临终时应当保持心灵的平和。勇敢些,安静下来。苏格拉底临终这样说。苏格拉底面对死亡从容不迫,直面死而生。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源头有两个,一是就是苏格拉底,另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两个人都是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维护人类的那点尊严,他们从容选择了殉道赴难。每当这个时候,中国的圣人孔子在做什么呢?孔子自己是这样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守死善道”决不是追求真理,而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道路。后面的进一步解释已经是很清楚了,选择的“善道”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天下太平时就出来弄个官当,天下动乱的时候就躲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的人生态度,二千多年来,让中国人变成了溜光圆滑的琉璃蛋性格。与苏格拉底相比,简直天壤云泥之别。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差异,就是中国文化基因与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文化基因,自然发展的结果。人类理性的先知先觉者们,给后辈无尽的启发。孔孟圣贤文化基因,后来由严复先生概括得非常好:“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文化基因传承千年不绝。

(本文发表于《上海教育科研》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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