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谈对教育上几个热点问题的认识

张志恒:谈对教育上几个热点问题的认识

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汗牛充栋,我这里谈对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的思考:对行政办学的思考;谈“择校”问题;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思考;对“高考”制度的思考。

对行政办学的思考

中国古代是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只有类似现代学校的“私塾”,随着现代商业、文化进入中国,要求学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学校,这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最初几乎是任何人,只要你能支付学校物业费用和教师工资就可以办学,最典型是武训靠乞讨办学。这时社会舆论是来办学的人越多,办学越方便,越能得到保障,这个社会就越好,这应该是社会的“常态”。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大、中、小学几乎无一例外归由政府行政统一办学。出现这种情况从经济上来看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社会基本上没有个人能有财力来办学。除去经济原因,更重要是将办学和“政治”捆绑在了一起,将教育视为巩固政权的“阵地”。今天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巨大变化,大量“有钱人”重新出现,政治观念之改变更是巨大,这都预示必须重新审视“行政办学”的利弊,明确我们的教育方向。

“行政办学”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认为社会的一切都是由“阶级斗争”来决定,而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阶级斗争”的学说在经济领域已经是被抛弃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教育上更是需要摈弃“阶级斗争”学说,在思想认识上要确立教育理念和世俗政权相分离的政治理论,在具体办学上要去掉学校的行政联系,实现“教育家”办学。中国的教育和政治捆绑在一起时间太久了,要分离困难较大,但为了通过政治环境的稳定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希望教育的大发展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必须走这一步。

中国古代王朝轮回,但科举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文化教育和世俗政权的“捆绑”在一起是有历史基因的,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同于西方的重要一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落后,世俗政权更迭频繁且战乱多,“科举制度”是不是文化、政治的发展两耽误的原因呢?一个社会走什么路,怎样的“人才”处于引领社会发展,看似是政府的事情,而根源在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认识是否清晰,更具体来讲是教育发展如何,故而对教育和政治的关系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简单常识去看,学校被教育的主体是青少年,尤其中小学生处于基础学习的阶段,缺少对问题的分析和管控能力,如何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呢?教师和“官员”怎么能混同呢?从历史上去看,五四运动,文革运动都是由大中学生首先发起,但在中国历史上能是正面的形象吗?我们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稳定社会秩序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人一生最不稳定的青少年阶段的“人群”要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准确说就是学校教育应该和“政治”是分离的。

笔者所在城市不少地方画有“二十四孝图”,一次看到一座很漂亮的现代建筑,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实验小学”的招牌赫然屹立,再看学校周围的围墙画着“二十四孝图”宣传画,每张画面都画有“中国梦”红印章图案。“二十四孝图”主要内容荒诞、丑陋,甚至泯灭人性,可以说从直接画的画工、学校教师、校长、主管教育的市区领导、主管宣传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凡是与这壁画出现的相关所有人员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些事。而现实是在大张旗鼓的宣传,很难理解这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学校教育和世俗政权应该分离,教育不能作为“权力”的工具,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两种“捆绑”在一起,只能得到“双败”。与这宣传画有关的人都是中青年人,都受了反复的“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教育,但这批人很可能是政治素养最差的。把“当街洗马桶(涤亲溺器,二十四孝之一)”都可以作为“中国梦”,这要放在“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谈“择校”问题

任何事业都是“软、硬”件两部分组成,教育也一样,学校的资金来源、校舍、教学设备、教师等等所有和教学有关的具体人和物属于学校的“硬件”,而学校管理方式,教学内容,教学宗旨、规章制度等等非具体的而又控制学校运作的“无形资产”属于“软件”。教育应该如何发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分开来分析,一清二楚。

我们是处在市场化的社会里,学校教育的“硬件”毫无疑问是处在产业化的状态下,现代学校和古代私塾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今天的学校是教育形式产业化的结果。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当前教育诟病最主要的问题,“不公”主要是指“硬件”方面,我们可以拿全国人民最关注的“择校”问题进行分析,看问题出在哪里。按照产业“规则”,谁得到“服务”谁付出代价,也就是谁为学校运行“出钱”谁优先享受教育。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实行基础教育免费制,大部分国家把政府财政收入最稳定的“房地产税”作为教育经费,大家在这方面纳税多,当地中小学设备就好,就近入学也成了很自然顺当的事情。同时当地人也就成了这学校的“主人”,监督、参与学校教学活动也成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见报道说美国某个小镇学校学生不是很多,而临镇校舍紧张,学校是否帮助临镇学校要通过“家长会”来决定。产权关系如此明确,何来“择校”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反观我国,义务教育的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是吃“大锅饭”的,根本没有办法理清一所学校的运行资金是“谁”交来的,所以一所学校招生就没有办法确定。我国城市中小学资金基本是靠市、区财政划拨,依这规定,我住在这所城市,市、区里任何一所学校我都有权利去上,学校不能拒绝,“拒绝”意味着“歧视”和“不公平”。这你一定会说这样不就乱套了吗?我们追求合理、公平为什么会导致混乱呢?问题就出在“行政办学”上,如果上学“权力”不是由行政去规定,而是由学校决定招收学生,则在报名多的学校就会想办法扩充学校规模,或是想出其它办法来,继续保持自己的教学质量。同时有些学校招不满学生,就会想办法改善教学条件,想方设法来招学生,避免在教育行业“出局”。这样一来,大部分家长会自然选择“就近入学”,而不会有什么明明是同样的学习内容,却为“择校”不惜“倾家荡产”。

“择校”在中国成了几乎所有家长关心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学校管理就没有走在“正道”上。因为“择校”出现“学区房”的经济现象,一些业主莫名其妙“发了财”,中介也赚不少利润,而这些“财富”是因为某个学校办得好,而真正“产生”财富的学校却一分钱得不到,这实在是经济史上最奇葩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认识上理解教育的本质,认识到行政直接办学是“管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无论是“择校”现象,还是“应试教育”,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从发挥行政优势的角度看,真正解决当前“择校”现象的难题并不是困难的。既然中小学财政是由市、区负责,教学由教育局统一管理,我们何不让“优质教育”迅速“扩张”,校长教师加大流动呢?甚至大家都认为“某校”优异,我们就让该校“兼并”全区学校。这样不就可以达到行政办学的初衷,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在教育上“统一标准”了吗?这些措施显然不符合教育规律,现实也有些“荒唐”,但这不正说明行政办学的道路是不可能维系吗?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思考

教学的内容和目的是教育的“软件”,我们办学校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学做人,二是学做事。我们先谈围绕“做事”的相关内容。

学“做事”比较清楚简单,也就是我们在学校中学到一种技能,以便今后在社会上能谋生发展。在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围绕“技能”的基础进行学习,例如俗话说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今天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数不胜数。这部分教学工作可以用“专业教育”来命名。“专业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个人”的,和“社会”没有直接联系;二是“功利性”比较强,学子的目的为了获得谋生的“技能”或是打下“基础”,而教师也是靠传授某种知识、技能和能力来获得薪金。有了这两个特点,这方面教学遵循“产业化”规律是自然的,也就是教者向学者收取费用是理所当然的,教师应当注意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效性,要提高教学的“性价比”。

“专业教育”在大学里是主要的内容,但今天正在向中、小学甚至学龄前儿童扩展。也就是你要在音、体、美等方面受到更好教育必须去找专业教师,现在又向外语、数学、文学等方面扩展。由于考试越来越多,成绩越来越重要,孕育出了专门应付考试的“学校”,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考试成绩去求教于“应试专业”教师。但这部分额外的“专业教育”介入常规教学,打乱了传统教学秩序,例如现在不少学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外语,如何与正常学习衔接呢?这些都将促使我们的教育不能不考虑“改革”。同时由于“专业教育”的产业化性质比较突出,很多有专业技能的人向专业教育领域发展,大量的这方面的教师不少是“自谋职业”,并不是在行政体制內,而这些没有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所从事的同样是教育、教学工作,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教育属性。而且这些“专业教育”无论“教”还是“学”都是主动的,是有生命力的,更值得发展。这些人的努力也为学校去行政化之后教师职业恢复为自由职业者做了“先锋”。

“学做人”无疑是办学校更重要的目的,这方面问题比较复杂,“做人”教育不同于“做事”,它不仅是个人从教育中得到“修养”,而且是要“规范”个人符合社会的需要;教育的成果也不是仅是对个人产生影响,也将对社会的有序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做人”教育有一定的“强制性”,我们国家就明确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做人”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文化”来实现的,所以“做人”和“做事”教育是有“交集”的,这主要是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时“做人”教育也不只是在学校中,家庭,社会都有责任。主要由学校实现的这方面教育命名为“通识教育”,来和“专业教育”相区别。

我们在教育上有了“通识”和“专业”的区分,如何更好实施教育也就比较清楚了。作为国家重要基石的“教育”,也就是育人的“教育”,主要是指“通识教育”这些是不能搞产业化的。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属于这类;而大学主要是“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要由国家政府或社会团体负责,而“专业教育”应该推向市场。“通识教育”的工作者可以考虑纳入公务员或“准公务员”,应该有较高的准入“门槛”,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要求,确实能做到“为人师表”。收入以工薪为主,“灰色收入”要明令禁止,这部分人突出优点是“稳定”。而作为“专业教师”应该和其他行业“白领”阶层是同样的,收入随市场有一定波动,收入高而稳定性差,很大程度上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学管理者和主要教师应该是“通识教育”系列,没有必要进行“专业职称”认定,少量专业技能要求高的教学和物业等服务工作可以“外包”出去,例如组织较高水准的运动队,举办音乐演唱会等等。在大学、高中、职业学校中与道德教育、政治管控、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等相关的教育应该归“通识教育”系列,例如高中的学校管理人员和班主任就应该属此类。我们有了对教育工作的拆分,也就有了责、权、利的分明,就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些困扰我们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例如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职称制度是否需要等等。“通识教育”应该避免产业化,教师也无需有专业技术职称;在“专业教育”中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和规律,专业技术认可只是行业内部的事情,与政府行政无关。

对“高考”制度的思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而这四十年来“应试教育”盛行,成了中国教育中的顽疾,我们有必要对高考制度进行反思。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时,中国百废待兴,在教育上需要“矫枉过正”,恢复高考是需要的,事实上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类似科举的考试制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危害,尤其国家行政部门主持这项工作更是有违宪之嫌。受教育是每个国民的权利,其中也包括上大学的权力,政府管理部门出面来划定哪些人能上,哪些人不能,这不是“政府”在剥夺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利吗?如果说国家刚刚经过战乱,大学太少,要求上大学人太多,作为社会秩序的管理者此时出面来制定上大学的标准是有道理的。而如今和平发展几十年了,从经济层面讲,任何一个人想上大学的愿望都是可以满足的,大量高学历学子渴望加入到教师行列,统一高考制度应该也必须“寿终正寝”。至于大家都想去“好学校”的矛盾,交由学校决定,行政管理只能维护社会秩序,而不能去承担原属于学校的“责任”。也就是凭考试入学,只能是学校出题,学校组织。如果学校感到有困难,可以去“招标”,委托给“中介公司”,交由政府行政组织去办,是有“政商勾结”之嫌,万万使不得,这样会毁了学校的“英名”。我们在这方面必须有一个基本社会常识,这就是一个社会能买到“吃喝玩乐”,而买不到文化,买不到“受教育”,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畸形社会,是一个文化得不到尊重的社会。我们对高考有了准确认识,对其它考试也就会有清醒认知,而将中国教育从“应试教育”的泥坑中拖出来。这就是在“通识教育”上只有合格和不合格,而“不合格”要“回炉”,要找出原因补救;而在“专业教育”上的水平要由专业教师和行业说了算,也只能是“专业方面”的认定。例如你在体育某方面得了冠军,与你的道德素养如何,是否确认爱国无直接关系。

有人对近四十年高考状元进行了追踪考察,发现并没有太多的行业带头人,远远不是顶尖的“人才”。问题就出在高考是以“总分”来确定人才的,而“总分”就是反科学的,相加必须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把不同学科考分加在一起,没有太大意义。没有太大意义的“总分”成了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东西,不是荒唐吗?看一个人也好,认识一件事物也好,我们必须学会“拆分”,才能看得清,找到问题的关键。要看清中国的教育问题,首先就要将教育“分解”,而不是看成一个整体去思考。这种科学认识事物的方式也应该运用到更多方面。

文字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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