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起点 输在终点——对我国传统教育所谓基础扎实误区的批判

 赢在起点  输在终点——对我国传统教育所谓基础扎实误区的批判
周洪林 吴国平
基础扎实、创新不足是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强烈反差
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学,一直以强调基础、以基础扎实为其经验与骄傲,自认为这是我们优势所在,是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地方。近年来,数学、物理国际奥林匹克等竞争中,中国学生大多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超过世界教育、科技第一强国美国,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理念。

但是,正当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时,相反的现实却严峻、无情地凸现在人们面前: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我们本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为零?为什么近现代世界重大知识科技创新在原创意义上我们所占的份额那么少?为什么最能反映我国科技创新水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这两个奖项连续3年没有人得一等奖?

在哈佛女孩刘亦婷对中美中学生素质的8点对比中,我们唯一的强项就是基础好,他们唯一的弱项就是基础差;而在创新能力上则相反,我们弱、他们强。强烈的反差、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我们基础好却创新少?他们基础差却创新多?太重基础未必好,进入误区更不好!自然,创新多少的原因绝不全在学校、教师、教学。但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将多数时间放在教学上的学校教师教学,对此恐怕不能置身度外,理应作出自己应有反思,在贯彻中央关于培养创新人才是“全党全社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所谓基础扎实误区的形成或表现、危害

第一,太重基础扎实的误区,导致迷信权威、思维定势。

即使是正确的、必要的基础,也应讲究适度、适可而止,过度了就会产生副作用。这种副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基础不分析其来龙去脉形成过程,以实践检验其正误、新旧、高低,汲取其正确的、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加以应用、发展、创新;而是因过分强调其系统、严谨、贡献而给人以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的错误印象;又以灌输的方式要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结论,上课记笔记、考试对笔记、考过全忘记,久而久之使学生唯基础是从、全盘接受、盲目崇拜、思维定势,不能跳出框框想问题。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劳伦斯说:“在科学工作中,创造性思想要求看到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或者采用以前未曾想到的方法,这就需要从‘正常的’地方跳开并冒脱离现实的风险。”太重基础扎实的误区,最要命的是长期淹没在本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忘记了一切真知最初都是从实践发源的相对真理,它必须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检验、批判、提高,逐步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最重要原理与指导思想。自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得出一切基础都不利于创新的全盘否定错误结论,但我们认为太重基础,特别是所谓基础扎实的误区反而不利、阻碍、扼杀创新。

第二,所谓基础扎实的误区,导致负担过重、兴趣丧失。

我们对问题的基本判断的依据,应是其总体上的基本倾向。那么,中国传统教育教学观念、实践在总体、基本倾向上,占统治地位的,不在忽视、削弱、否定基础,而在对基础的理解过于狭窄,这种狭窄的理解又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升级、强化,强调得过了头,物极必反,超越真理一步,结果走向荒谬,导致思维定势、兴趣丧失、创新太少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现在需要我们大声疾呼、反思质疑、正本清源、一分为二,坚持正确、摒弃错误、瞄准创新。我们在传统、观念上,政策、舆论导向上,长期以来并且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是过于重数量、轻质量,偏重知识数量积累、忽视思想方法创新,编译成风、论学极少,这种状况是否是基础好、创新少的一种反映?

在学习研究上,既然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打基础、取得了国内外认同的基础扎实,但为什么创新还是那么少?当今中国,特别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中,不在不重视基础、基础不扎实,而在创新的落后、不受重视、缺乏认真有力的措施,所以更需要我们大声疾呼、身体力行,重新审视所谓基础扎实的误区所在、开拓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扎实?再也不能按老经验、老办法走老路,在传统基础上继续加大投入,是否应打破思维定势,寻找别的切入点、突破口,大刀阔斧、伤筋动骨地改革?

第三,特别要注意兴趣爱好这种个性“基础”。

教学中的基础,过去主要是以知识为中心、从知识的系统性出发的,有其局限性。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就要特别注重怎样发现、培养、坚持、强化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奇心,在广泛选择中提供一种多样化、个性化教学。在我们搜集分析的近500年来50位名家大师开拓创新经验之中,强调基础扎实的很少,而强调得最多的是兴趣爱好、好奇心,这正应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名言。正如《科学研究的艺术》所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不是出研究成果的主要因素”,“对科学的好奇和热爱是进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第四,要有自己的思路、方向、方法论基础。

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主张把一切足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都排除掉,致力于“导致深邃”的内容与方法。哈佛大学校长博克说,他们在教学中“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几十年来投入巨大力量,进行科学技术史、思想方法论研究,其目的在寻求历史上名家大师创新经验方法论的启示,可见方法论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地位。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满足于概念的陈述、资料的罗列,能旁征博引算是好的,很少有思想方法论上的思考、启示、自觉性。文科一些所谓研究成果、著作,篇幅并不少,参考书目列了很多,有的是原版的,应该说是作了努力、下了功夫的。但从高标准严要求说,这只是勤奋、苦干、资料功夫,真正智慧、巧干、分析功夫,提出前所未有的、有很大现实针对性与社会意义的前沿问题,形成自己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见解,最终达到研究的本质特征、最高境界——开拓创新的很少。

我们把基础仅仅概括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等所谓“三基”,基本方法竟然没有一席之地。这与哈佛大学在教学中“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杨振宁说的“最主要的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大相径庭,由此也可知“三基”的严重缺撼!

第五,值得注意的“第10名现象”的基础。

前几年美国曾对一些最杰出的企业家、投资者的最高学历时期学习成绩作过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当时他们在班级中所处的地位大都属中游或中等偏上者,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第10名现象”,其中包括在哈佛法律系二年级停学的世界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想进哈佛而被拒之门外的世界二富、股票大师巴菲特。无独有偶,我国也有人撰文提出这种现象。

20世纪中国两大伟人鲁迅、毛泽东等,可以说绝大多数大家大师、伟人巨人学生时代都属这种情况。之所以会这样,差生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志不在此,当然不可能学好是一方面。奇怪的是,尖子为什么反而日后成就不是最大?恐怕毛病就出在完全跟着教师、教材、基础跑,应试能力强、考试得高分满分,自然老师最欢喜、排名在最前。但同时也为日后的发展造成了思维定势、思想被束缚了,成了教师教材基础的克隆,自然难以超越。

中等偏上者也是想学的、努力的,他们与尖子的不同在对教师教材基础有主见,在学习上持一分为二的继承批判态度,此外再去自己寻求最高明的东西。这种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自成一家、走自己的路的学习方法,正是学得主动的好方法,也是多数成功者的奋斗之路、经验之谈。因此我们对分数、排名、尖子,不一定看得很重,它们与基础、创新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第六,把握全局者的综合性基础。

基础大多是对某一学科、专业而言的,也有例外的情况。凡处于多产业、多专业、多学科地位,把握全局的人,总体观念、跨产业专业学科知识面的广博横通、决策组织管理领导能力基础,远比仅仅很窄的某专业基础的扎实精深重要得多。如政府领导人,多种经营大公司的业务总裁,综合性大学、出版社、报社、大百科全书的校长、总编辑等。

我国著名学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虽只短短几年,却写下了这所中国第一学府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论基础他两次留学德法八年所学专业并不在教育学或管理学,而在美学、伦理学,原因就在他博通有旨、管理有方,在国人中率先提出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的建设性方针大略。相反,一些本专业基础上出类拔萃者,在治校成就上反而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所谓基础扎实的误区必须批判

无论如何,近几百年来我们创新不足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是原因何在?这些原因不管多么复杂,教育教学是不可忽视的一条。而教学上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自认为最大优势在基础扎实。这样就势必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既然基础扎实,为何创新不足?因此,我们要以目标管理的现代管理思想,来反思为什么我们创新不足?它与基础扎实有什么关系?

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的最大弊端,在脱离社会实际问题需要,不明确学习的普遍意义在应用、最高境界在创新,因此,不进而寻求学以致用求创的兴趣爱好、思想方法的本本主义:死读书,死记硬背,片面追求上课读书知识数量越多越好,考试高分、博览群书、博大精深、著作等身,就是不问学以致用创新,成为过去长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最高价值取向、政策舆论导向。这种本本主义死读书,在所谓基础扎实中也反映出来。基础问题,就整个社会、即使就整个教育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就知识经济、科教兴国关键在人才、创新,人才培养主要在学校,学校教育花时间最多在教学,教学中最强调基础扎实的思路历程显得十分关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思想、人才观察、培养目标等在更深层次上进行进一步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或突破口,从以知识积累为中心、目标,转向以人为本、学生为中心、致用求创为目标。

中国大学的教学改革,长期来大多停留在教学管理,真正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自觉性、深度,在发展战略上有结构性改革、突破性进展的还不多。所谓教学管理指开课数、选修课、学分制,本硕博连读、SCI论文统计、排名等比较容易抓得住、看得见,在贯彻执行、开会拍照、汇报见报、评比评奖中容易起到立竿见景效果的数字统计、量化管理这个层面上,这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不能到此为止,更重要的在教育教学的思想、观念、发展、战略上。

教学研究改革上,往往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关键在总体方法论上的把握,一定要搞出个精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图表、模式很困难,也未必科学,弄得不好反而失之思想僵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里可能是不得要领。更重要、更复杂、更长期的是对导致创新的人才素质与个性特征、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心理学等作进一步深层次探讨,再进一步寻求这些认识的科学文化、社会经济、人自身发展需要。只有在这样深入研究、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审时度势、综观全局、大胆谨慎、不失时机地提出、执行富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长期发展战略。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真正深层次的攻坚战、重大突破,归根结底在教学与研究,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在教学内容与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没有对传统教育观念所谓基础扎实误区的真正认真彻底的批判、清算,就不可能结束基础太多、创新太少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孕育较多的世界极重大知识科技创新。

自然,这样反思绝不意味着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是个规律,一时一事的先后是任何国家、民族都难以避免的事。我们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样充分肯定我们的成就,树立我们信心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与最高水准、远大目标的差距所在,这正是我们的清醒、自信、力量、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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