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教育中“人”怎样被遮蔽?

李培根:教育中“人”怎样被遮蔽?

前言: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受到的人文熏陶实在太少。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很多国学经典孔孟之道等都是受批判的,那时候我们只能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科技知识,其它的都不能学。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要补课,而我自己也经常在学一点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人文方面我和你们一样的是学生,用你们的话来讲我也是一个工科男。(全场笑)别把这当一个人文讲座,就算一个工科的人学一点人文方面的东西,谈谈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教育中‘人’怎样被遮蔽”。社会学系的同学盛情邀请我,我想还是得准备一个新话题,而不是把以前在其它学校讲过的东西搬过来。当然这个话题呢也是我经常思考的。多年来,尤其是以前处在校长的岗位上,思考教育多一些,也深感我们的教育中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人”被“遮蔽”了。当今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变化对教育的挑战是很大的。社会上有类似于“钱学森之问”(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的批评和质疑声,也凸显了我们教育受到的挑战。很多人批评中国教育,其实也没有触碰到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今天之所以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感觉到人的意义很容易在某些宏大目的、宏伟目标下被忽略,希望能够引发同学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思考人的意义。

今天的讲座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什么东西遮蔽了人?”第二,“人的什么被遮掩了?”当然了,我谈什么东西遮蔽人也好,人的什么被遮蔽也好,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讲一些主要的东西。我讲的过程中,大家若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马上跟我提出来,可以直接批驳我,或者我讲完后你们再提问也可以。(全场鼓掌)

  1. 一. 教育中什么遮蔽了人?

这里我想从六个方面来阐述,教育宗旨、意识形态化、“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世俗生活世界、教师、以及学生自己。

1.教育宗旨

我小时候念书的那个年代,国家的教育方针我现在还记得,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全场笑)到后来呢,强调“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审视我们的教育方针,可以看出我国强调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培养的学生理所当然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教育者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视为教育的最高目的,而我们学生,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工具。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我们的教育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自由意志,这是作为“人”的意义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关于自由这点,我待会儿会提到,还将让大家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评述自由的。

关于教育,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康德,在《论教育》中提到,“人是教育的唯一生命。教育的方向在于超越现实、满足未来。教育是为了现在,即把青少年培养成能适应现在的社会生活的人,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教育家也只是着眼于现在,把现在的国家利益当作目的。——与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教育的真谛背道而驰。”他还认为,“人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不容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这是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很多人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这凸显了关键的一点,我们没有真正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大学教育。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发展看得最高,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应当是我们牢牢记住的。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意识到这点的人太少。其实这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曾经在人大会议上提交过书面的建议,希望能把“让学生自由发展”放到我们的教育方针中去,而且应该放在首位。如果仅仅从工具层面来理解教育,忘记了人的意义,那样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人的遮蔽。

  1. 意识形态化

容易遮蔽人的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化。请注意,我强调这个“化”字,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国家要讲意识形态安全,但是教育中不能够被意识形态化。现在的情况要相对好一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意识形态化要厉害得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意识形态不是什么‘理念的科学’,只不过是特定的人群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意识形态中概念完全是主观的,都是用来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辩护,因此,任何社会中的支配性政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均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依据对政治本质的错误诠释。”大家可能会惊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好像持否定的态度,从字面上看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意思。一些马克思理论工作者认为,这个是针对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又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p. 98,73.)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现实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确面临一些挑战。教育部门担心西方某些思潮、世俗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纠结等都会对意识形态带来冲击。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以及在高校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似乎明显夸大了那些问题对学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泛”意识形态,也就是意识形态化。我在党建网上看到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任洁的一篇文章(“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六大挑战”),这里摘选几句:“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我们国人一度热衷于“中国模式”,一些提“中国模式”的外国人真的出于对中国的阴谋吗?

还有,到底应该如何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度?前不久某著名大学党委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些话题,就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看,我认为这24个字、12个词都是很好的,应该说都是一些普遍性的原则。但是真要在现实中把那些普遍性的东西“概念”化、“范式”化未必有好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些普遍性的东西的中国特色呢?任洁也承认,“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的确,“多种所有制并存”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的国情做出的规定,社会上有像马云、王健林这样的资本家老板,这样的现象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容许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担心“多元价值取向”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定需要“一元价值”?我们有没有可能“一元价值”?以我个人的观点,正如前面马克思所言的,统治阶级需要其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不能被意识形态化。当我们过度地强调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形态化现象存在于我们的教育中,一定是遮蔽人的。

近一段时间媒体上有一些声音。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老师,请不要这样批评中国”)《辽宁日报》文章显然把个别问题普遍化了。另外不能一概把“发牢骚”斥之为“描黑”。还有

求是网的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徐岚,2015年1月24日)批有高校教师抹黑中国。“主流价值观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一行行勒令教师讲授、学生背诵的语句,而要让它变成可以印刻在每个人心里的鲜活形象,让每个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正能量的熏陶。”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使主流价值观鲜活地印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而且是人们心甘情愿去接受的。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暂且不说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即使真的存在这样科学的方法,也会造成一种思想上的僵化。究竟能不能把意识形态泛化?如何定义主流意识形态?由谁定义?是否由少数人或者部门说了算?是不是要思想一元化?要不要思想市场?存在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媒体上受到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指对党的历史功绩视而不见,对党以前的领袖的功绩视而不见。但另一方面,缺乏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省与思考,是不是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还有要不要依法处理相关事宜?意思是说,在面对某些问题时,是依意识形态还是依法来处理?十八大的主题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治理国家要依照法律。对大学中某些人、某些事的处理,是不是也应该依法而不是依其它。

大学中,人格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大学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遮蔽人格教育的现象。不是说我现在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才说这一点,以前我做校长时期就讲过。

  1. “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

我认为第三个遮蔽了人的是“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科学技术世界怎么会遮蔽人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所谈到的观点。他提出一个概念叫作“生活世界”,批评只是沉淀于科学思维、缺乏哲学意识的苏醒的现象。他讲“人的‘苏醒’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科学的态度为出发点,就是科学意识的苏醒;另外一种是以哲学的态度为出发点,是哲学意识的苏醒。不难看出这两种苏醒正体现了对生活世界的两种态度:科学的态度与哲学的态度。”其实应该是两种态度都要有。胡塞尔还讲:“如果我们不再沉淀于我们的科学思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科学家仍然是人,并且作为人又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就会和我们一起进入——纯粹‘主观相对性的’——生活世界之中。” “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在我们大学里,尤其是一些学理工科的,很容易只见事实。科学与技术当然需要基于“事实”,但若一头扎进“事实”而出不来,那就有问题了。他说到:“科学不再与人的‘生活’或‘生命’相关;即使相关,‘纯粹的事实科学造就纯粹事实的人’,人被事实化了,成了‘事实’和‘物’,成了实证科学加以实证的对象。”我们学理工科的,教师也好,学生也好,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呢?我想应该是有的。我们在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是否缺乏对人的意义的追问?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也遮蔽了人。胡塞尔还说:“以自然态度生活的人,最终将走向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从而导致科学危机和人的危机。这样生活着的人就像柏拉图洞穴中的那个囚徒,它被锁在事实的铁链上。”

另外一方面,“事实的”科技世界对我们的遮蔽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涉及科技伦理。我举一个例子,这是在2013年12月16日的《中国科学报》上面看到的一篇文章(“智勇双全”的生物学基础和社会学意义)。其中说到:“怎么才能把智基因和勇基因放在一个人身上让他成为智勇双全的人?生物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基因连锁’, 就是智基因和勇基因同在一个染色体上并且很靠近,这样在精、卵细胞分裂的时候,智、勇两基因就会同在一个染色体上同时传给下一代。”文章还说:“当人类对智、勇的基因了解清楚了,世界上智勇双全的人就多了。到那时,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是哲学家兼政治家,‘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世界和谐的理想国就一定会实现。”“这,就是文化生物学,就是文化生物学的社会学意义。” 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好些,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类似的东西。这些科学家显然是一头扎进科技的“事实”中,而忘记了人类若真的生活在他们所描绘的那样的世界又意义何在。我们需不需要审视类似的科技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现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某些科技工作者是不是忘记了人的意义?人类若忘记了自己的意义,那是很可怕的!这难道不是“事实的”科技世界对人的一种遮蔽?

所以我们——尤其是学科技的,需要对某些科技问题进行严肃的人文拷问。某些科学家所描绘的那样的世界是不是值得人类去生存?生活在那样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既需要哲学家研究,也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思考。

  1. 世俗世界

第四个可能遮蔽人的是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今天的社会中,消费主义大行其道。青少年之间存在着麻木、消极、自私、无责任感的现象。马克思早就批判过一种现象,“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实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65,p.79.)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丑恶现象,但实际上,它在今天这个社会依然存在,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有一位人士谈到青年中存在的沙粒化倾向。 “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人群。”“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而只有年轻人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而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而只有青年消费。…谋生必要与时尚追求的关系,成为生命的核心纠结。” (刘洪波《 人民文摘 》(2013年第11期))虽然不能说多数青年大学生中存在这种现象,但可能并不鲜见。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真正意义上的“青年”、真正意义上的“人”被遮蔽了。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功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反映在大学中,世俗世界对“人”的遮蔽,是很厉害的。同学们应该意识到这种危害。在这个大环境中,如果你还能追寻人的意义,探寻人生的价值,自然会成长更好。

  1. 教师

第五个可能遮蔽学生的是教师。此话怎讲呢?因为教师有可能不自觉地把学生当作工具和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所谓“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基本上就是“我教什么,你学什么”。仔细想想,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间,教师也成了一个工具,一个教书的工具。教师若要去追问人的意义的话,就不应该如此。把学生当作是工具培养,就是缺乏对学生生命意义的尊重,缺乏对生存价值的尊重。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如启发式教育的思想,《论语》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还有《礼记》中提到的“大学之法”,豫、时、逊、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实际上,现在的大学教育中,这些东西都慢慢地缺失了。这根弦真正绷得比较紧的老师还是很少。不光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也如此,比如苏格拉底,他不直接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逐步引导。现在大学里基本上是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人的遮蔽。

再一个对人的遮蔽表现为缺乏人本位的师生关系。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本书《我与你》,书中把人的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布伯赞同的是“我与你”,反对的是“我与它”。当你带着预期或目的与他人建立关系时,这种关系就是“我与它”,是不值得提倡的。他还讲到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喻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真正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便是这种‘我——你’关系的一种表现,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这是布伯所提倡的师生关系。现实中,多数老师缺乏这种意识,也缺乏了人本位的师生关系。可能在有些老师看来,学生这个对象只是他们谋生、赖以生存的工具。这样的教师肯定会遮蔽作为学生的“人”。

  1. 学生自己

最后一个遮蔽就是学生自己。这怎么讲呢?我们同学们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缺乏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缺乏对自己心灵的审问,缺乏对别人存在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无法穿透外在的遮蔽,任凭平庸、冷漠、麻木、消极、消费主义、自私等占据自己的心灵,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遮掩了“人”。

  1. 二. “人”的什么被遮蔽了?

那么,到底人的什么被遮蔽了呢?我主要从五个方面讲。

  1. 自由

先看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个词,其实也都是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但是,仔细想想,在我们的教育中间,恰恰是属于核心价值观的很多东西被遮蔽了。首先是自由。在前面讲教育宗旨的时候,讲到教育方针中希望同学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里少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经典《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不仅强调自由发展,更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讲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可见马克思多么强调自由!马克思的这些话不是专门谈教育,但对教育的启示是深刻的,因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莫过于青少年接受教育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孔子有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而“为人”是指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实现别人的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大家想一想,我们多数同学是不是“为人之学”,这恰恰是孔子所不赞成的。“为己之学”是为了更好地成为自己,实际上与马克思的自由发展有相通之处。应该说,“为己之学”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很好地、自觉地传承这一思想。

说到自由,“自由”在中国的境遇很奇怪。以前严复说过:“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论世变之亟》)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有自由,而且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吧?但是“自由”往往又和自由主义、自由化等消极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实中我们对“自由”总是有些羞羞答答。

其实,自由应该是一种权利。就像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自由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人生态度;自由也应该是一种境界,如在大学里学习,如何使你的学习能够处在自由自在的状态,而不是“不得不”的状态,那就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自由也是一种人格,不仅要认识到那是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

自由还是一种发展方式。在前年的人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说到“别把发展的道理讲得太硬”。长期以来 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演变成GDP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像“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等观念也没少提。不是这两年才讲,不是有了雾霾才讲,很多年前就在讲,只是那是软道理。我们很早就讲优先发展教育,也是软道理。好像GDP倒成了硬道理,但是我们现在该尝到了GDP作为硬道理的苦果。我前年说这个话的时候,当时很多官员不同意我的话,他们说不是发展快了而是发展慢了等等。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讲,其实也需要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发展是硬道理”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到后来演变成一味地追求GDP,导致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式发展,那不是自由发展。

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体现在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学们未来都有一份责任,现在都要有这方面的意识。毛泽东说过,自由是人们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马克思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还有呢,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思想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需要的!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需要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这也联系到我前面所说的,某大学所言的话语体系、范式等,和最近叫徐兰的文章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要背下来,也要心甘情愿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按照他们所说的,我们怎么操作?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真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不是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那也是很可怕的。马克思可不是这样的,他说:“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联系到同学们的现实,还要把自由发展用到学习上。我说自由是一种发展方式,就是怎么能够使自己自由发展,怎么能使学习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行为。你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所说的创新、创造精神都在里面。所以我讲什么东西被遮蔽了,没有专门讲创新精神被遮蔽,因为它已经隐藏在里面了。

我的朋友冯达旋教授讲,“博雅教育不止是行动,不止是课程,不止是学习过程。最重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思维’。”博雅不止是书院,也不是说博雅就是通识教育,不止是创新、创业精神。博雅关键还是心灵的思维。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讲(转引自冯达旋报告),“在此大学(Augustana College),我能够自由自在,以我个人的速度阅读,学习及思考。”可见,这才是关键所在。

在学习当中,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如何把自己的学习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日后工作了,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悟到这一点,你的境界不一样了,自身的内涵不一样了,也就一定能够自由发展。

2.独立精神

第二个被遮蔽的是什么呢?是独立精神。陈寅恪曾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一句话。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和唯利是图的小人行为,并会扼杀美德的萌芽,为野心的塑造准备适用的工具。”这句话表达的是因缺乏独立精神而导致的人格缺失。我再比较一下福泽渝吉与张之洞。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张之洞是清朝大官,福泽渝吉没有做过官。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头像就是福泽的,可见他在日本的影响之大。很有意思的是,他和张之洞都有一本书叫《劝学篇》。福泽渝吉有句很有名的话:“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独立,而且是个人的独立。个人的独立在国家独立的前面。福泽渝吉抨击了“国恩”之说,他说: “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恩惠。” (福泽谕吉《劝学篇•论人与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9)

而张之洞讲“人人与国为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呼吁与朝廷“同心”、“教忠”、“明纲”。可见,张之洞那里没有独立的影子。而福泽之所以强调独立,可能在于他认识到“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历史证明,福泽比张之洞要高明。老百姓都能立起来,国家也就自然立起来了,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国家的立起,而后有个人的立起。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首先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不是反过来,每个人的梦都要隐含在宏大的国家梦想之中。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独立人格。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不优秀,但是不能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人格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曾经有很多,现在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更多。当然我们不能怪个人,更多的时候是社会造成的。缺乏独立人格,心灵被役使,可能是权力的作用,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有它的威力,它能使很多人害怕。还有一种是心甘情愿地被役使。但你说心甘情愿地被役使,那就不叫被役使,而难道不是心灵自由了吗?不是的,尽管是心甘情愿的,但那是极端的受控状态下心甘情愿,那还是不自由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几个银行职员被一帮匪徒绑架了,后来绑匪被抓起来了,奇怪的是被绑架的人后来同情这些绑匪。而且其中一个被绑架的人居然和绑匪结婚了。后来社会学家研究这个,发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以及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这是心灵被役使了。

前几天(1月23日)《人民日报》有篇好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看到它,我很高兴,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道:“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很有感触,我以前也公开地讲过,大学不应该提倡学生因为观点不一样而告密,这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是可耻的。当然如果发现有人做了邪恶的事,如发现了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揭发是完全正当的。我们说的前面那种情况往往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合之类的问题。前几年有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了什么言论,被学生检举,这个可要不得的。我讲什么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质疑,你可以义正辞严地批判我。老师讲的不对你有权批判,但是你课堂上不说,背后去告密,这玩意使不得!希望华中科技大学不要有这种现象。

  1. 理性

第三个方面是理性。关于理性,亚里士多德说:“已经没有其他的比理性更适合自由,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说到西方理性,咱们学校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写到:“其中最根本的核心 无非是两大原则,一个是逻各斯原则,表现为逻辑的规范性,一个是努斯原则,表现为自由意志的超越性,二者处于相互对立又 相互依赖、相互纠缠的辩证关系中。凡讲西方的理性,这两大原则缺一不可。而这两大原则恰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 (邓晓芒 《启蒙的进化》p.40. )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中,理性思维依然是相对欠缺的,或者说是被遮蔽的。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人认为他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甚至称其为“现代化之父”。他讲到西方的现代化是和新教主义、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 “入世而不属世”,说它和现实世界保持一种张力、一种对抗状态,对现实世界是“理性地征服”。东方的或者说儒教的理性主义对现实世界是“入世而属世”,对现实世界是“理性地适应”。(何爱国,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光明观察》2004-10-25)仔细想想,应该说“理性地征服”对于社会的进步更有积极作用,因为对现实世界始终保持批判态度,促使统治者不断地去改善。

马克斯.韦伯还提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我举一个例子,不知恰当不恰当,社会学系的你们可以批评指正。就拿“民主”而言,极个别人把它纯粹看作一种价值,坚持认为中国一定要实现什么什么样的民主(如西方式民主),而不管其操作的可能性,把民主当成一种纯粹的价值,没有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工具理性强调可操作性、功效性),这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完全看不到民主的价值一面,民主的价值这一面是基于人的平等,如果仅仅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它,一定有问题。比如说某个领导,假如我是校长,我只是把民主作为玩弄于我股掌之中的工具,看不到民主的价值内涵,这同样是有问题的。所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该兼而有之,不能片面。

理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如今天的现实中怎么理性看待知识分子?有人说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这话有道理。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听话的,知识分子中间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和“言必称西方”的。报纸上、媒体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好像他们都是主张“全盘西化”、“言必称西方”的,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谁主张那样,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包括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至少是认同共产党的领导的。曹林,咱们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我们的校友,他就很理性。他1月27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和“抹黑”不是一回事》。他说:“一个言论自由度较高、健康开放的社会,会对‘批评’作尽可能宽松的解释,而对‘抹黑’做严格的限制,宽容看待批评,而不会动辄将一种言论上升到‘抹黑’的层面。”“不要把‘别有用心’挂在嘴上,对别人的批评作动机上的的猜测。”“不要把抹黑这个词泛道德化,否则很容易成为打人的棍子。”“不要只‘站队’而不‘站对’,我们要分析到底谁对谁错。”咱们华中科技大学有这样的人活跃在新闻界我还是很骄傲的。而有些人就显得不够理性。去年十一月份我在党建网(2014年11月18日)上看到著名的H君的讲话,他说“我们讨厌公知,但我们实际上更讨厌体制婊,尤其是混迹于各大院校的某些教授们,你砸共产党的锅,共产党肯定也要砸你的锅,事实证明你的锅肯定不结实,不要说拉你上大街批斗了,随随便便将你开除,扔社会上去自生自灭,就凭你那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也早晚沦落为乞丐。”看到这话,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这样话似曾相识,文化大革命时期见得多一些,现在很少。能不能更理性些?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中“真”少了一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讲假话”现象到处可见。其实,长期以来共产党提倡“实事求是”,党的多个领导人多次提出“要讲真话”。为何导致现实中那种现象,可能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即“唯上”;教育肯定也有责任,意识形态遮蔽人格教育的现象一定会导致一些人不敢说真话甚至说假话;也许还有其它原因。不管怎么说,比较普遍存在的“不真”甚至“虚伪”不仅腐蚀人的灵魂乃至腐蚀整个社会。很难想象, “虚伪”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以及社会的进步。

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的话很有意思,她说:“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我们的教育中,天真的确少了一点。希望同学们自己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尽量避免让虚假、虚伪的东西挤占自己的灵魂。

我们平常讲“真善美”,其中“真”为首。善需要真,美也需要真。进一步说,其实创造力需要真。不妨想象,一个虚伪的人需要花精力去装扮自己,他的“创造”、“创新”可能体现在装扮上,那就很难集中精力去做真正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事。任何长远、大的成功其实都和真诚联系在一起,你喜欢跟随一个虚假、虚伪的人一起干事情吗?反过来说一个不真的人很难有凝聚力,因此也不足以成大事。

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都需要真。我认为,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诚信的严重不足。而社会诚信的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今后教育中“人”的“真”不被遮蔽的程度。

  1. 期盼向往

我讲的最后一个被遮掩的,就是期盼、向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盼幸福,所以期盼向往应该是存在于所有人当中。它还存在于人们对世界、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追问。但是这个期盼向往不能只是由别人描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前述的自由、理性、独立等都可以包含在期盼向往之中。缺乏期盼向往,可能导致绝望,导致物质崇拜,导致道德滑坡。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很好,是值得我们期盼向往的。我们还可不可以期盼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呢?当然可以期盼。实现的途径方式,不同人的期盼肯定是很不一样的。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不仅仅讲国家在核心价值观中的体现,也有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体现,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责任、义务等。总而言之,期盼向往不能是单向度的。2015年1月2日的澎湃新闻社论中说到:“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期盼中。”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能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治无关,甚至于制度改革和GDP增长也无关。”这些话有一定道理。换言之,期盼向往其实和前面讲到的自由、独立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恰恰是那些东西的被遮蔽,导致我们这个社会的期盼向往不是那么丰富多彩。

面向未来应该是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特性,也是社会发展非常需要的。哲学家赫舍尔在《人是谁》这本书中讲到“人的非终极性”,即人始终是未完成的、未定型的、未达到终点的,总是处于一个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向着未来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讲的就是我们要面向未来。“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再和大家分享萧伯纳的一段话:“我相信大学代表着未来和过去,代表着没有投票权的后代,和未曾拥有过的传统。大学代表着伟大的、永久的抽象而非权宜之计;代表着逐渐的消化吸收而非暴饮暴食;代表着完整的知识、人性和从商业化中拯救出的工业,从专门化中拯救出的科学。大学代表着热战中被忘却的东西,代表着匆忙的日常生活中被放到一边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应该而没有思考的目标,代表着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和我们缺乏勇气去提出的问题。”(转引自F·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p.138)这段话挺有意思的,真的是很精彩的一段话,可以引发我们思考。

罗德斯的书里还有一段话也特别好:“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败坏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他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美国人对美国大学的作用的一段评价,美国人的危机意识非常强,无论如何这一点还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把这段话借鉴过来,来看看我们的大学。真正希望我们的大学教育中的“人”少一些遮蔽。

最后,我想把习近平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中国梦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强盛!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梦。总书记说的非常好,“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梦里有“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有所理解,不要让“人”被遮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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