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柯:特权班级能否增加高考权重?

杨林柯:特权班级能否增加高考权重?

2014年高考,本人所在的学校虽然考上600分以上的人数不少,但上北大清华的人数却首次由两位数变成了个位数,管理层羞愧难耐,教师们议论纷纷。好玩的是,在每年都要贴出的喜报中,首次省去了上北大清华的人数通报,虽然在喜报开头毫无例外地说,今年高考我校同学“又”取得喜人成绩,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皇帝的新装不用说破。其实成绩变化是很正常的,北大清华人数并不能说明办学质量,但现在社会上就这么评价学校,学校也被社会舆论裹胁,成了社会观念的俘虏,校长老师都成了“套中人”。

于是,2014年暑假,本校突然又把原来分出来的2个实验班通过考试打散,合并成一个实验班,然后采取包班制,由六位老师承包这个班,不管哪一科教师,只代这一个班的课,但却可以是满工作量,这对各位代课教师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少干活,多拿钱,这事恐怕谁都愿意。

但接下来问题就出来了,一节课是否就能有2节课甚至3节课的价值?是否钱发多了,教师就有了更大的积极性,然后一心扑在学生身上,从而搞好自己这一门课的成绩?如果六门课之间不能搞好平衡的话,是否意味着六门课可能会同时争夺孩子时间,打乱孩子的自我平衡,顺从了外在逻辑?而这恰恰是教育之大忌,因为真正的教育都是由内而外的,是自我教育的结果。优秀的学生恰恰和教师的教育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的优秀是因为自学能力强,习惯好,悟性高,而不是听老师话。

从另一方面来讲,让实验班学生享受优厚待遇恰恰放大了教育不公,让其他学生看到了学校的不公与偏袒,产生心理不平衡,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如此的厚待,而其他普通班学生像后娘养的,成了教育配角,成了优秀学生的陪练?从老师层面讲也一样会产生心理落差。这是教育行为上典型的“马太效应”。其实,一俊遮不了百丑,没有大量的优秀学生群体,指望几个清华北大忽悠社会,家长也不是傻子。珠穆朗玛峰高,是因为有喜马拉雅山垫底。

从内心来讲,我本人对实验班的教师无任何成见,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同事,如果他们真有什么神功秘笈可以让毕业班的优秀学生多多考上北大清华,扭转学校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那不要说拿双份工资,就是你给五倍十倍的工资也行,因为教师是没有发言权的,权力滥用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并不能受到普通教师的制约,普通教师都是教育系统内“沉默的大多数”。但教育教学是智力活动而不是体力活动,学生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个体,而不是待加工的标准件,你根本无法预期说,这样搞了就可以取得成绩,你可以说这是尝试,但任何尝试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关涉生命的教育行为的尝试更要慎之又慎。组织特权班级也是人情选择和利益选择,而不是市场的自由选择。中国社会人情选择规律大家都懂,通过人的情感理性选择出来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是否就是一个最优组合。如果把目前的应试教育当做比赛的话,我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六门课,就像排球比赛,发球、一传手、二传手、扣球手等等需要相互配合,并形成最优组合与搭配,才能发挥整体优势,那么通过行政之手形成的这种组合是否是最优组合呢?

当然,从全国来说,教育的急功近利病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社会焦虑病的进一步强化,老百姓没有看到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只是谋求更好的生存,就是希望孩子做个“人上人”,不要落在下层受欺负,能正常生活就行,只怕被社会抛弃,所以就希望学校的升学率越高越好,考上优秀大学的人数越多越好,于是衡水、毛坦厂等一些超级应试牛校不断夺人眼球,用超强的高考成绩和怪诞的教育画面不断刺激着人们对教育的复杂情感。全国许多学校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尽各种办法挖优质生源,各种重点班级、特权学校和特权班级像一种奇怪的病毒,不断侵入学校的肌体,腐蚀着师生的心灵。许多学校不仅自身没有免疫力,而且自觉感染病毒,于是补课、加班、大题量、超强度、只要成功不要命的各种奇葩教育形式粉墨登场,甚至用反教育的手段搞教育,不断加大学生内部和教师内部的矛盾,强化教育不公,而重点中学往往是病毒的重灾区。

如何克服这种颟顸的教育行为呢?关键在学校领导,在无法克服利益冲动与权力冲动的前提下,最起码应该有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基本教育公平的守护,不能以反教育的方式搞教育,不断把教师和学生工具化。教育是期货,不是现货。用高考成绩看教育,那是短视,成绩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谁认为哪个学校高考成绩高,这个学校的教育就一定好,那不是致命的自负,就是致命的愚蠢,而愚蠢是一种精神残疾,它比野蛮更可怕,因为野蛮可以用更大的野蛮制服,而愚蠢则无法用更大的愚蠢对付。

2014年8月29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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