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具体的个人

张文质: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具体的个人

我同学经常嘲笑我,说我做教育研究节节败退,我最早研究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后来研究高中教育,再从高中退到初中,初中退到小学,小学退到家庭,现在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家庭教育。我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受著名哲学家黄克剑老师的影响开始做生命化教育研究的,我们这个教育研究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任何一级的政府或者非政府,或者其他协会的课题,我们做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资助,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级的评奖。我们想的是,首先要跟某些东西保持距离,然后能做多少做多少。后来我提出“教育是慢的艺术”,同时受钱理群老师“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句话的影响,我们也特别强调从小的地方,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做起。我们特别坚持这样一种民间的立场,不参与那些所谓“大的话题”“大的项目”,用我们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教育的变化。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教育研究工作,只是这十年多来,我做的研究更多倾向于文化教育研究。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哈尔滨主持一个教育研讨会,当时傅国涌先生也去了,他说他很认同我说的“生命化教育不追求成功,不追求被任何体制认同、接纳或者赞许”,当然如果它认同、接纳、赞许,我们也不反对,我们研究的方式就是生活的方式,研究的态度就是生活的态度。

我同学说在教育研究的路上节节败退,现在我心甘情愿退到家庭。欧洲杯比赛期间,有一天晚上我看球看得非常疲劳,正要入睡的时候,我想起远在英国的女儿,虽然她已经是大学生了,但在那一刻想到她,我还是心里不安,她在那么远的地方,她要独立生活,独立面对自己生活的难题,我作为一个父亲,产生这样的担忧是再自然不过的。

我研究家庭教育的时候,曾经谈了一个观点,“大家看我的长相就知道我家里有一个女儿,因为我长了一张生有女儿的脸”,不是说我长这个样子就会生女儿,而是因为我有了女儿以后才长成了这个样子。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人之父”,道理就在这里。

我这些年做生命化教育,一开始就是非常草根的、底层的、民间的方式。比如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乡村学校、城乡学校和城市当中比较边缘的学校做,我每年听课都在一百节以上,这几年少一些。我可以叫出全国各地上千位教师的名字。我进入学校、进入课堂去感受这些孩子,感受教室的学校生活,有时候心里会有深深的触动。比如说,教室里的门有时候会成为课堂的问题,打开的话,风非常大,关起来,气味又很重,所以教室里的气氛非常不好。我有一个朋友为了我的这句话,他真的到学校里去测试教室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后来他把测试结果告诉我,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最高。我们的课程安排要根据教室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做相应调整,也就是说,到了第四节,不应该是讲授课,而应该是活动课,应该让孩子们去户外。

有一次,我到河南去听课,到教室里一看,一年级的孩子都是90人以上。我当时跟校长说,在你们这里,孩子除了要择校,择班级,还要选择位置。如果坐中间,发生灾难时,逃离就很难,日常生活中,上厕所也很难。老师提问孩子时,一定不会让中间的孩子上台板演,因为要出来太麻烦了。我跟校长感慨一句,任何时候你都要记住,给90个孩子上课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前一阵子有一个高中老师自杀,有几大原因,贫困是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他一个月基本上只能休息一两天时间,每天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一个月才拿1000多块钱工资,前几个月拿1500,后来突然降下来,又回到1100,他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暂时没有办法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他看不到改变,这才是最让人沮丧的,所以他完全崩溃了。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件事。当时我还在编刊物,我在博客上选过一位老师的稿件,后来就有了一些联系。但是突然有一阵子,她经常发来短信诅咒我,我非常惊讶,就回了一条短信问:你怎么了?从我对老师生活状况的认知来看,我发现她精神出问题了,所以我没有指责她的意思。结果她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好意思我发错了。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在楼下见到一个精神涣散的女人,似乎在等人。我问她:你找谁。她反问我:你是张文质老师吗?我说是,你是谁?她报上姓名,我一听非常震惊,她居然从湖北宜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到福州来找我们。当时我除了震惊以外,还感到很惶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现在想来,我当时可能做了一件不太正确的事情,我叫来我的一个女同事一起来陪她吃饭聊天,结果她一吃饭就开始流眼泪,我看她的神情,发现她病的很重了,这个病完全是精神性的,我们不能帮她解决任何问题。我给她的朋友打了电话,让她的朋友转告她的家人她来了福州。后来她回去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她从学校教学楼四楼跳下来,当场身亡。她死亡的原因,与她身体上的病痛,工作上的负担过重,劳动没有得到肯定,经常受到不正确的评价有很大关系。

所以,当我做生命化教育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应试教育时代,是一个威权统治无孔不入的时代,是阶层已经固化,底层的人怎么挣扎都难以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给老师带来什么?一个研究者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做研究,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老师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都是我经常思考的,也是我在写作时不断地自我挣扎和自我反省的地方。

我非常认同契诃夫的一个观点,“我们要一点一滴挤掉我们身上的奴性”,这是他给朋友的信件里面的一句话,我极为认同。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奴性,有很多的懦弱、贪婪、欠缺,很多的无知与误解。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我们需要不断进步,需要交流,需要自我审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努力挣扎出来的人。我在大学同学里面是年纪最小的,上大学时还不满16周岁。那个时候我从一个乡村突然来到上海,这样的文化反差给我的压力很大,使得我身上某一种文化自卑加重了。这么多年走过来,我都在一点一滴努力挤掉这种文化自卑,让自己变得阳光,变得从容,变成一个更为坚定的建设者,变成一个能够有自我改善能力的人。同时,通过自己的自我改善去影响别人。我们做生命化教育,在寻找更多的同路人,在同路行走的过程中,相互鼓励。我们倡导这种鼓励文化、肯定文化、尊重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提倡一种野生的、朝着光明方向去努力挣扎的生活态度。因为作为一个教师,一方面要看到处于这样的处境和格局之中,自己所受的极大限制。另一方面,毕竟教师又是一个指导者、一个引路人,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要去启蒙,同时需要被启蒙。被启蒙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处境里,生命化教育教育更倡导阅读,引导教师重新学习,重新把自己变成一个坚定的读书人、学习者。我们在福州有一个“1+1读书俱乐部”,10多个有共同的价值观或者生活态度的人,经常因为书而聚在一起。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大家一起共读了30几本书,有时候现场讨论,有时候在网络上交流讨论。这样的形式也在很多学校得到推广,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为这个社会多增加了几个读书人。

我们读书会读的第一本书是美国教育者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这本书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重建认同,重建生命的完整性,告诉教师面对教育的恐惧时要成为一个学习的共同体、心灵的共同体。这样的阅读使我们一方面思考了职业的本分,另一方面超越了职业的本分,成为真正的对学生的心灵能够有慰藉和帮助的人。我们还读蒙台梭利,很多老师读完之后说,要是在做父母之前读到这个书多好。很多人在成为父母时,在做教师时,对儿童的认识一片无知,大多数人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里面靠某一些残缺的经验、靠周围的影响,或者某些普遍的社会氛围做父母、做教师。蒙台梭利谈到,当教师最重要的就是克制怒气,不要生气,这是做教师最重要的精神准备,因为做教师太容易生气了。这样的阅读中,我们可能要重新梳理某一些关键词,于是我开始提倡教师要把耐心、乐观、坚守变成一种基本的职业素养,这些东西可能比知识更重要。

今天教师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与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到底怎么去改变学校?或者怎么从改变班级开始去改变一个学校?

这么多年跟老师一起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一个人产生影响是有可能的,但要对一所学校产生真实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很可能会对他一生产生影响,对一所学校产生影响往往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存在和生长并不是依靠某一种教育思想,而是以行政与权力为中心,有时候校长一变,或者局长一变,或者某种评价方式一变,原来郁郁葱葱的教育生态文化可能一夜之间就荡然无存。所以我后来特别强调个人大于学校,强调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回到具体的教育生活之中。就教师而言,每一个教师都要把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先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这个所谓的“好”,也可以说是真善美。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好”,就是有一个开放的生活能力,有一种对人类共识的认同,有一种在历史文化里面的悦纳与改善自己的素养。

比如说,我孩子在国外读高中,读大学,很多朋友问我,把孩子送出去前最需要做哪些准备?我经常想,其实孩子独立在外面生活,独处能力太重要了。一个人孤独寂寞无助无望,或者不知道向谁倾诉,不知道向谁求助,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一周时间里,父母会跟孩子说几次话,一起吃几次饭,结果令人震惊,初中的父母跟孩子说过最多的话是“快点吃饭”,“吃完赶快做作业”,“做完作业赶快睡觉”,这是三句最经典的话。有一些父母一周不会跟孩子说一次话,特别是父亲,我们这个社会父亲的缺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官场文化与商场文化,或者消费文化中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一个孩子9岁之后,如果父亲不在身边,或者不能跟父亲生活在一起,这个孩子成长就会有大问题,这不但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精神成长的问题。所以我倡导父母下班之后就要回家,把孩子的教育当成我们一生的责任。我强调没有陪伴就没有教育,强调下班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周末的时间是家庭的时间,强调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自己亲自教育孩子。这些其实都是常识,但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出在常识缺席,甚至是常识出了问题。我还强调阅读,阅读可以让人重新获得身份的认同,获得一种自我滋养的力量。再是强调写作,通过写作来重建教育的理解力,或者建构教育的理解力。

我们生命化教育有很多草根教师,没有什么体制身份与光誉,很普通,但都出了自己的著作。我前几年有一个愿景,希望认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的老师,能够叫出两千人的名字。但是从去年开始,我突然发现,这个愿望可能不能实现了,我发现我从去年开始更容易遗忘了,有一些人名再也记不住了,这是我衰老的一种表现。另外一件事情我也在做,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给100位普通教师出版个人著作,现在已经出了30几本了。这些书都不需要作者缴费,而是跟出版社签约,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书。对于我们而言,出书更重要的是促进教师成为一个文化人,有良好的教养、有写作能力,有独特魅力的个人。

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许也可以称之为存在的革命。也就是说今天的这种格局看上去没有变化,其实已经在变化了,只是变化的比我们期待的要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发现,如果我们在阅读,在交流,我们相互倾听,对同行的人发出由衷的肯定和赞美,这个社会就在发生变化。所以我很认同像林语堂、周作人的观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情,人生才有意义。我们要做一些好象跟职业的规定无关的事情,可能才能帮助我们在职业的份内能够做得更好。

在我们的1+1教育网上,聚集了很多优秀的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大学教授,目前注册的人数有四万多。这个网站是由北京的一个朋友出资搭建维护的,6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个网站还是看不到任何的回报。目前也有一些出版社,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在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去申请任何课题,申请任何项目,或者申请任何资金的支持。我们更多想到的就是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从我们有能力做的地方开始做,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去改变。

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教育看成是自己热爱的事业,也可以称为命业,教育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因教育而变得美好,教育也因我们而变得更有希望,这也是一种自我期许。在这样的自我期许里面,也可能一个人会变得更为纯粹一些。人的很多关系会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自然。生命化教育一直在这种背景下走了十多年。有一次,一个朋友说,生命化教育发展很慢。我说确实很慢,非常缓慢,或者说看不到成效。其实,在很慢很微小的地方,也许它就是文化生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背景底下,能存在下来,而且有这么多的朋友的相互呼应,本身就超过我们原先的期许,现在这条路还在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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