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梅: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前言

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屡屡发生,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还有很多隐性案件没有被发现、或者已经发现但因某些原因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在这类案件中,侵害人多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家长、老师或熟人,她(他)们遭受性侵害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学校、社会和未成年被害人自身的原因。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何预防这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完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司法实践中减少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等问题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够引起家长、学校、司法人员以及各界人士对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的高度重视。

一、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概述

(一)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的定义

目前,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未成年人法学研究者佟丽华认为,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是指侵害未成年人受到刑事法律保护的正当的性权利的犯罪行为[1]。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在生活中也常常被称为儿童性侵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儿童性侵犯是指对儿童进行性剥削或与儿童进行性行为,从而导致儿童的健康或幸福受伤害或受损害危险[2]。儿童性侵犯问题心理研究者龙迪女士认为,儿童性侵犯是指为满足侵犯者性欲或其他目的,而通过暴力、欺哄、物质引诱等方式,引导儿童进行性接触,包括身体与非身体接触的行为[3]。根据上述定义,我认为,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是指以任何目的,采用任何手段,侵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受到法律保护的性权利的犯罪行为。其被害人大多数是女性,也包括男性,例如未满14周岁的男孩可以成为猥亵儿童罪的被害人。

我国刑法分则关于此类犯罪主要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嫖宿幼女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

(二)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据调查显示,18周岁以下被害人中遭受最多的侵害类型,主要集中在性侵害与抢劫侵害方面,其中性侵害最多,基本占了一半左右[4]。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2001年—2003年6月,就接待了39起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案件的咨询和投诉[5]。互联网、报刊、电视等媒体更是纷纷报道这类案件的发生,下面的案例就是近来发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引起全国轰动的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

2003年9月,一名母亲因强迫亲生女儿卖淫,致使12岁的女儿从1996年的5岁时起就多次遭受强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6]。

2002年7月4日,一名父亲因奸淫11岁亲生女儿长达4年,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7]。

2003年9月,山西省交口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奸淫幼女案,一未满14岁幼女在一年时间内被9人奸淫,涉案者最老77岁最小42岁[8]。

2003年12月17日,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学男教师陈有海因于2000年6月至2002年1月期间,先后对其任课的三、四、五年级中16名未成年女学生多次进行猥亵,并对其中三名不满14周岁的女生多次实施奸淫,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

2002年12月21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石灰窑小学教师任大青,因于1998年1月至1999年8月期间,先后奸淫、猥亵未成年女学生13人,被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0]。

2003年3月14日,吉林省通化市某小学男教师栗峰因在其任班主任期间,多次强奸、猥亵19名未成年女学生,被吉林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1]。

2003年5月23日,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镇武镇营子村小学四年级教师程世俊因于2000年至2002年11月期间,强奸、猥亵6名未成年女学生,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死刑[12]。

……

可见,近几年来,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屡屡发生,还有很多正在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隐性案件没有被发现、或者已经发现但因某些原因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现象比较严重。这些侵害不仅来自于社会,也来自于家庭和学校。犯罪人主要是她(他)们所充分信赖的家长、老师或所熟悉的人,犯罪所在地点是我们一直认为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庭和学校。

从目前状况来看,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越来越小;年龄小、抵抗能力弱的女孩更容易成为性犯罪侵害的对象;男孩受到性侵害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随着我国整体上未成年人成熟期的提前,犯罪主体的年龄也将越来越小;犯罪人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发生在未成年人中的隐性案件数量将越来越多;案件侦查取证难度越来越大。

(三)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的特征

1、犯罪人多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家庭成员、老师或所熟悉的人

有关研究表明,许多强奸案件发生在相识的人之间,在对97例强奸案件的调查中,被害人与犯罪人认识的比例高达62.9%[13]。在相当比例的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中,犯罪人往往与未成年被害人在案件发生前是彼此认识的,犯罪人有些是家庭成员或教师,也有可能是邻居、父母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非常容易接近被害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再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对被害人的特殊身份或地位,使得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侵害容易得手[14]。例如,上述发生在校园里的性侵害,这些教师就是利用其教师特殊身份,利用女学生对他们的信任,大施淫威,长时间连续奸淫、猥亵女学生如此之多人。

2、被害人年幼,缺乏自我防范意识

在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中,被害人一般年龄小,缺乏辨别力,也表现为缺乏必要的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她们对犯罪人缺乏防范心理,易轻信犯罪人,以致被害。有的未成年被害人最初可能是因接受犯罪人给予的金钱、物品而对犯罪人根本就不加防范,以致被害,有的被害人因为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只是看重犯罪人给予的好处而再次与犯罪人接近,反复被害。例如,2002年广西省发生的一起强奸案,被害人是一名14岁的女孩,4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利用其爱吃零食的弱点,经常以给她零花钱、买零食为诱饵,多次对女孩实施奸淫,而女孩在第一次受到侵害后对他们仍未加防范,反复受到侵害[15]。

3、犯罪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在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犯罪人犯罪的手段比较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犯罪人平时又善于伪装,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以至其屡屡作案而长期逍遥法外。尤其是教师犯罪或家庭成员犯罪,因为教师、家庭成员长期与被害人近距离接触,不易引起社会、家长的警惕。未成年被害人由于出于对教师、家庭成员的敬仰,在遭受侵害后往往也不报警[16]。例如,教师陈有海强奸、猥亵16名女学生案,其作案时多数是在学生上课、午休时间,以补课、检查作业为借口将一名女学生叫到无其他教师在场的办公室,或带到学校内一弃置不管的小平房内实施猥亵、奸淫,事后又恐吓受害学生不准告诉家长和其他教师、学生,其隐蔽的手段致使犯罪行为持续一年多学校都没有发现,最终是一名学生家长看到孩子写的一张纸条才发现而告发的。

4、开展侦查取证工作难度大

性犯罪案件大多数发生在只有犯罪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其他的证人,并且未成年被害人由于年龄小,缺乏保全证据意识,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犯罪人留在其身体上、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有的案件发生时间久远,证据早已遗失。所以,导致开展侦查取证工作难度大,办案人员很难调查取得充足的证据以证明犯罪成立。

5、对被害人身心危害性严重

对于性犯罪的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她所遭受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其心理同时受到严重创伤,犯罪行为对她们的身心危害非常严重。她们可能表现为多噩梦、失眠、抑郁、精神恍惚、无端恐惧、成绩下降甚至离家出走等等,有的女孩还可能会否认自己,产生自卑、自暴自弃情绪,还有的女孩会报复社会,做出反社会的行为来。对于被害人来说,如果妥善的给予她们关心、安慰、照顾,一段时间后她们可能很快摆脱心理的阴影,如果对她们关爱不够,家长人为的渲染案件对孩子的影响和后果,老师、同学、邻居、朋友等人对其的疏远、歧视和议论等都会加重她们的心理伤害,这些伤害有可能会伴随她们终生[17]。例如,被教师陈有海强奸、猥亵的一名女学生因为多次受到侵害,患上了精神抑郁症,案件审判完了,家长也为其办理了转学,换了新的生活环境,但是她的精神状况仍一直不见好转,每天都要服用“百解忧”药片来缓解紧张、抑郁的情绪,医生说她将要长时间服药治疗。可见,性犯罪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二、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发生的原因[18]

(一)未成年被害人自身因素

年龄小、缺乏辨别力、缺乏必要的警惕和自我防范意识、身体力量与成年人相差悬殊等特点,很容易使未成年人成为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容易受到侵害。有些孩子在遭受侵害后,惊慌失恐不敢告发,也不敢或不愿将被害之事告诉家长,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这就使犯罪人更加嚣张,因此出现了一些未成年被害人被长期、多次侵害的现象。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由于有些年龄较大的未成年人对性过早的产生好奇,过早的对性感兴趣,又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而出现了与同龄人的越轨行为,或者自愿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甚至同居,尤其是近几年来,有些未成年人比较早熟,导致了女孩自愿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案件比以前增多。

(二)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素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法律意识不高,管教、保护子女不力和对子女性知识教育的匮乏是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年龄较小的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是发生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例如在放学途中没有成年人陪同、孩子被父母单独留在家中时等。在这种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她们很容易被犯罪人盯上并伺机实施侵害。有些案件发生后,父母又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或长时间甚至几年都不能发现子女受到了性侵害,这些父母缺乏对子女细致的关心照顾,或者一味的关心子女的学习而忽略了子女的心理、身体、习惯等方面的变化及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导致侵害不被发现。可以说这些父母是严重失职。

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谈“性”色变,尤其是在家庭中,父母总是认为这是无师自通的事情,即使有些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子女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也往往不敢对子女谈的太多。而现在的未成年人生长在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社会,她(他)们需要有关性知识的教育,并且需要如何避免受到性侵害和自我保护知识的教育。有些家长还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由于不懂得如何去教育引导,孩子在其他途径又得不到这方面的知识和正确的教育,导致孩子缺乏必要的常识或者对性产生畸形认识,从而过早的发生性行为或缺乏警惕而受到侵害。

(三)学校、教师因素

教师综合素质差和法律意识淡漠是校园性侵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些教师缺乏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品行败坏,往往利用担任教师的特殊身份、便利条件和职权,对学生相要挟进行猥亵、奸淫,还不准学生告诉别人或家长。有些学生考虑到老师对自己的特殊地位,由于惧怕老师的报复而不敢告发。这些品行败坏的教师正是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而一次次得逞。有些案件发生后,甚至持续了一两年,学校都没有发现。这也暴露出学校在管理、教育、监督教师方面工作的不足。有些学校只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果,把精力全集中在抓教学质量上,却忽略了教师的个人品质和对教师队伍的师德及法制教育。由于这类案件隐蔽性比较高,如果学校、班主任教师或其他任课教师都不能发现和告发,那么别人更不易发现。因此,学校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教育和监督管理不力,也是造成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发生或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19]

(四)犯罪人生理及心理因素

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人可能是被害人的同学、朋友、继父、老师、邻居或居住在附近的人,也有些犯罪人是与被害人完全不认识的人。这些犯罪人有的患有“恋童症”,有的是“同性恋”患者,有的是“暴虐狂”,有的是心理无法承受婚姻爱情的失败便把孩子作为替身,有的是性功能不足无法与成年女性进行性行为而把目标转向孩子,有的是年老无事心理空虚性需求又得不到满足,有的是认为与处女发生性行为可以预示生意兴隆等等[20]。犯罪人的这些心理也是导致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案件频频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存在的缺陷

(一)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规定:缔约国承担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剥削和性侵犯之害,为此目的,缔约国尤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a)引诱或强迫儿童从事任何非法的性活动;(b)利用儿童卖淫或从事其他非法的性行为;(c)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2000年5月,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未成年人的概念与《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的概念是一致的,都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我国法律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特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禁止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刑法》分则还明确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的处罚,这里涉及的主要有:第236条的强奸罪;第237条第1款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第3款的猥亵儿童罪;第359条第1款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第359条第2款的引诱幼女卖淫罪;第358条第1款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第360条第2款的嫖宿幼女罪;第301条第2款的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第364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罪。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进行特殊的保护。但是我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在保护范围、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等方面还存在缺陷:

1、保护范围的遗漏。

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和14—18周岁的女孩的性权利的保护,我国法律的规定是相当完善的,但是对于14—18周岁的男孩的性权利保护却存在遗漏。例如,强暴或猥亵14—18周岁的男孩,该如何处罚?根据旧刑法的规定,此种行为以流氓罪定罪处罚,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的规定,增加了猥亵妇女罪与猥亵儿童罪,猥亵儿童罪的侵害对象指的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对于强制猥亵14—18周岁的女孩可以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但是对于强制猥亵或强暴14—18周岁的男孩还是否构成犯罪?对此,新刑法没有规定。由于没有法律规定,现实生活中很多男孩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保护。2002年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就接待了两起这样的案件,河北省某中学初中三年级的男教师,利用职权之便,采取考试不给及格、不让毕业等恐吓、威胁手段,对班内二十几名男生进行过猥亵,而这些学生年龄都在14岁以上;北京一名19岁中学生在北京某公园内游玩时,被三名男子强暴[21]。我相信这类案件在一定程度内存在。有些人认为对这类案件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也有些人认为应认定为侮辱罪,我认为,以上述两种罪名定罪处罚都不妥。因为,对于故意伤害罪,必须给身体造成伤害并且伤情必须达到司法鉴定部门鉴定的轻伤以上程度方可构成,而对于单纯的猥亵案件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对于强暴男孩的案件,更无法做伤害程度的鉴定,因此,对这类案件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在司法实践上存在困难。对于采取暴力手段,猥亵或强暴的同时施以暴力殴打致使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案件,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又过于轻纵犯罪分子。对于侮辱罪,侮辱罪的构成要件是“公然”进行,并且该罪侵害的权益是他人的人格与名誉,而非性的自由,犯罪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贬低他人人格与名誉而不是寻求性刺激,所以以侮辱罪定罪处罚在犯罪构成上有冲突。再有《刑法》第246条规定,犯有侮辱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且告诉的才处理。而猥亵、强暴属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更会给受害男童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损害,以侮辱罪定罪处罚不能体现出罪行相应的原则,有失公平。因此我不赞同以故意伤害罪、侮辱罪对这类案件定罪处罚,需要说明的是,女性的性权利受到特殊保护,男性的性权利也应得到保护。否则会给某些不良企图的人造成可乘之机,更使受到性侵害的男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心理抚慰。我国刑法对此显然有所遗漏[22]。

2、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规定不完善

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主要体现在对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进行赔偿或补偿。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此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只有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没有物质损失则不能要求赔偿。但是对于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受到的不只是身体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些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提起有关精神损害的赔偿,因缺乏法律依据,司法机关也难予以支持。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了在民事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因侵权行为致使遭受精神痛苦,有权向法院提出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不足,但是仅限于民事侵权领域的案件。我认为,对于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特殊刑事犯罪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更应当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在这类案件中,就算对犯罪人判决很重的刑罚,对被害人来说,也不能抚慰其心理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痛苦。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的制度与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1、司法机关立案程序中的缺陷。

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发生后,因为某些原因,很多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一方面是家长的因素,有些家长受传统意识影响,认为“丑事不能外扬”;有些家长担心案件公开后,孩子今后会受到歧视或无法做人;有些家长采取私了手段解决等;另一方面则是司法实践中,有些家长及未成年被害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司法帮助的过程中,得不到立案侦查。2002年,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协作律师接到当事人的反映:河北省某市一名3岁幼女受到养父多次猥亵,养母发现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分别向该女及其养父母了解了情况,该女及其养母陈述了养父每次作案的时间和情节,并提交了该女患有阴道炎的医院诊断意见。但其养父拒不承认对养女有过猥亵或者奸淫行为。经过法医鉴定,该女处女膜未破裂。公安机关认为其养父不承认有犯罪行为、受害女童及其养母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明养父犯罪的证据、法医鉴定该女处女膜未破裂、本案又没有其他证据,而一直不予正式立案[23]。2002年,某郊区一位小学生家长到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反映:其女在学校受到本校教师多次猥亵,家长报案后,公安机关向该女生了解了案情,在讯问这名教师时,教师却予否认。公案机关对该教师拘留几天后就放了出来,对案件也未正式立案侦查,教师从看守所出来后,仍回到原学校任教并扬言“她怎么不了我”。学校其他教师和学生及学生家长对该女生议论纷纷并歧视她,说其被老师强奸了。该女生整日在这种流言蜚语下生活,心理受到严重伤害[24]。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从上述规定看出,公案机关立案的前提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那么如何证明有犯罪事实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被害人陈述是证据的一种。同时,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由此,被害人的陈述也是证据,公安机关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就需要公安机关认真审查报案材料,听取被害人及知情人的陈述,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应当调查取证,而不能依赖于被害人自己去提供证据。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是一种特殊案件,公安机关必须重视,在接到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后,尤其是听取了被害人的陈述,只要排除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情况,公安机关就必须立案,展开侦查和取证,不能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在接到报案后,必须立即审查,依法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而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却缺乏这样的规定。我认为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更应当立即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如果不予立案,应当向被害人及其监护人说明理由和申请复议及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反映的权利,最好采用书面的形式。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了解自己不服不予立案的决定该如何处理,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在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检察院反映过程中的不必要的麻烦。

2、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容易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25]

所谓“二次伤害”是指妇女、儿童在遭受性侵犯之后,被害人的亲属、邻居、老师、同学等人和在寻求司法帮助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言语上、态度上对她们的继续伤害。

在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往往会被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这具体表现在:(1)、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过程中,因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独立性和分离性,未成年被害人往往被不同的部门反复的询问情况,使她们不断的回忆和说出自己被侵害的过程及细节,往往会再次造成更深的伤害。(2)公、检、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言语、态度和方式方法上的不合适。会使被害人感觉到受伤害。(3)在审判时让被害人出庭,使其不得不面对犯罪人,显然会导致其心理、情绪继续受到伤害。(4)公、检、法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过程中,没能尽可能地保护其隐私,例如,办案人员到被害人的住处、学校询问或调查时开警车、鸣警笛、不避讳众人等等不利于保护被害人隐私的情况,导致“绝对隐私”被社会广泛得知。(5)公案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不主动侦查、搜集证据,或者让被害人及其亲属自己提供或寻找证据,以及对案件久拖不决等消极做法,也会继续伤害被害人。

四、预防与控制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发生的对策

(一)完善有关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性法律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还散存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刑法》中对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犯罪作出了明确处罚外,其他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进行特殊保护、禁止侵犯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可以说,我国法律法规对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的规定还不完善、不健全,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空白,因此,完善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的发生。我建议,①在今后制定新法中,或对旧法的修改中,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禁止任何人侵犯法律保护的未成年人的性权利。②在保护对象方面,我国应当将所有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男女都纳入保护范围,许多国家如德国、韩国、瑞士都有强制猥亵未成年人罪的规定,日本有强制猥亵罪的规定,俄罗斯对侵犯男性有专门的性暴力罪,加拿大不论侵犯女性还是男性,设有性侵犯罪[26],这些立法值得我们借鉴。③在定罪处罚方面,应当将侵犯男性性权利尤其是侵犯18周岁以下未成年男性的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处罚。在处罚方面还应当建立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对被害人的法律救济。④在诉讼程序方面,我国现在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有许多实体法,但还没有一部关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都是依据各自办理此类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或规定,缺乏一个由人大制定的单独的程序法,而这在西方国家,如英、美、澳等国早已单独立法,因此,我国也应当尽快制定、完善独立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法。

(二)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性侵害的具体措施

1.家庭保护

第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法律意识,认真、全面地履行监护职责,避免子女处于无人监管和保护的状态,比较常见的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子女不要让其单独外出、不要把其独自留在家中、上学放学路上要有成人陪同等。

第二,对子女进行青春期教育和必要的性教育,使子女懂得必要的性知识,正确认识身体的变化和发育,克制自己性行为和自觉抵挡异性的一些亲密行为。

第三,教授子女如何避免受到性侵害等方面知识的教育,以使子女提高警惕意识,增加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

第四,父母除了关心子女的学习外,还要细致关心子女的心理、身体、生活、习惯等其他方面的情况,注意和重视子女的变化和不正常表现,以便及时发现子女是否受到伤害,或者针对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及时予以心理开导,必要时还可求助心理咨询部门。[27]

2.学校保护

2003年8月,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就陆续发生的多起教师强奸学生的恶性犯罪事件联合发出通报,强调了学校在避免此类案件发生中的重大责任。我认为学校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以预防学校中的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的发生:

第一,应当加强对教师法制教育,提高教师的法律意识和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据有关调查显示,在对370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中,仅有4人知道《刑法》中有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1.1%;只有53人知道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占14.3%;有305人知道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占82.4%[28]。可见,教师对法律知识极度欠缺,在中小学教师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工作迫在眉睫。

第二,建立、健全学校的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诱发教师犯罪的因素。例如,学校应当制定制度,规定男教师应避免在全封闭场所为女生辅导功课或谈话;对学生进行生理检查必须由同性教师进行;住宿学生应由同性教师看管等。

第三,建立对教师执业的监督制度,一是建立教师之间互相监督和举报的机制;二是鼓励学生对品行不良或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教师向学校反映、投诉,对举报、投诉教师违法行为的教师和学生进行特殊保护,禁止教师打击报复;三是建立家长和社区对学校的监督制度。

第四,帮助学生和家长加强法制教育和性教育以及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御不法侵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29]

3.司法保护

第一,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我国除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一个特别的司法制度外,在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方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仍适用同一司法制度,特别是在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中,对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更是一个空白。因此,建议我国尽快建立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

第二,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犯罪案件,在司法程序上还要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主要表现在,刑事立案程序上对被害人的特殊保障制度、在侦查、询问、审判是对被害人隐私权的特殊保护制度、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制度、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等。例如,公安机关在接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时,考虑到其特殊性,应当立即立案,展开侦查。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对她们的证言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由最初接到报案的机构对孩子的口供以录音录像的方式录下来即“一次成像”的做法,以避免不同部门反复问来问去给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等等。

第三,办案人员应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组成。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特点,建议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案件应当由专门的女警或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和记录,以降低未成年被害人的恐惧心理,充分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高度照顾和重视。[30]

4.社会保护

第一,创建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救助机构。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往往无人诉说,无处诉说,她们可能不会告诉父母、老师或者警察,告诉老师可能会被批评、被暴光,告诉父母又担心被父母责骂,向警察求助,警察一般只负责记录案件,而不懂得相关的救助知识。因此,大量的隐性案件存在于未成年人中。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救助机构,目前,社会上成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但也只是为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某一领域的服务,例如法律、心理或医疗,缺少专业的、综合的救助。因此,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救助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建议救助机构由学校、社区、公安机关、医疗机构联合成立,并设有法律室、心理室、医疗室,具备法律帮助、心理帮助和医疗帮助等职能,为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的、综合的服务。

第二,开展对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的研究,突出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年龄特点与心理特点。

第三,加强影视媒体对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的宣传工作。例如,在广告中、儿童节目中、法制节目中,或制定专门的宣传短片,普及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自我保护的知识与技能。

第四,编写未成年人性教育读本和防范性侵害的知识读本或宣传册,形式活泼、图文并茂,广泛发放宣传。

第五,国家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扩大法律宣传,加强管理,尤其是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整顿与社会治安的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使未成年人远离一切形式的性侵害。[31]

结语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和每一个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一切形式的性侵犯是《儿童权利公约》确定的一项主要内容。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不仅需要未成年人自身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还需要家庭与学校的特殊保护,更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参考资料:

1.《中小学实用法律丛书》佟丽华主编,群众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2.《中小学生被害人研究》王大伟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3.《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冯云翔、娄鸿雁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4.《中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全书》佟丽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5.《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法律依据》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6.《未成年人法学》佟丽华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7.《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救济理论与实务》莫洪宪、慷均心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8.《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第2卷;

9.《青少年犯罪与治理》康树华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0.《西方犯罪学》吴宗宪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11.《犯罪学》康树华著,群众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2.《中国刑法论》杨春洗、杨敦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3.《中国教师》2003年第6期;

14.《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1期;

15.《青少年犯罪研究》;

16.《少年儿童研究》2003年第10期

17.《知心姐姐》2004第4期;

18.《中国青少年法律研究通讯》第2、3期合刊;

19.《为了孩子——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在行动通讯》;

20.《全国律协推动律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会议论文集》;

21.《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9日,2003年11月10日;

22.《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24日,2003年7月17日;

23.《北京晨报》2003年7月5日,2003年7月17日;

24.《山西晚报》2003年9月26日;

25.《兰州晨报》2002年12月27日;

26.《辽沈晚报》2003年8月2日;

27.《中国教师报》2003年12月30日;

28.www.chinanews.com,2002年9月1日;

29.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案件咨询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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