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袁涛——一个复旦退学生引发的思考

许锡良:袁涛——一个复旦退学生引发的思考

有网友向我推荐江西卫视深度观察节目——复旦退学生袁涛的视频,希望我写点评论。

我认真看完了这个上下集一个多小时的对谈节目之后,还真有点话想说。

凭我的直觉,袁涛这个学生确实不同于一般。作为教师身处九流院校,我可能一生都无法遇到类似的学生。这个孩子才不到20岁,但是,面对那么多的社会名流与乌合之众的合力审判,却始终是那样淡定从容。这样的淡定与从容,即使是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是不多见的。我一边看视频节目,一边想着,这个场景我要是袁涛同学那个角色,我会怎样?我是否会表现得比袁涛同学好?是否会有更敏锐的思想观点与更机智的回答?我尝试着换位,感觉还真没有把握。就凭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心胸与眼界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同龄人。复旦大学不兼容于这个孩子,也说明中国的复旦毕竟不同于美国的哈佛。当然袁涛也可能不是比尔.盖茨。但是当年从哈佛退学的比尔.盖茨的回忆录来看,盖茨当年在社会公共问题上还真没有袁涛这样强烈的意识。盖茨当年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知识信息上让人类站到同一个平台上来,然后让自己在做好这件事的同时发财。这个目标是完全实现了。好的商人总是价值引导与方法正确的产物。但是,当年的盖茨确实不是为了成功而做出退学决定的,而是他内心里有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做,而这个急迫的事情与眼下的法律专业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呢?

在美国退学是个人的选择,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根本不会有什么社会反响。盖茨退学当时在哈佛基本上就是平凡琐事一桩,只是后来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才反过来追思当年盖茨为什么要退学。

但是,在中国,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退学就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所在。中国社会的宽容度还是很小很小,根本无法与美国半个世纪前相比。

节目中出现了众多的社会名流嘉宾,他们口齿伶俐、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或痛切关怀,或恨铁不成钢,或口诛笔伐,汇合成咄咄逼人的现场氛围。比如袁涛的复旦老师、著名教授冯玮先生向袁涛谆谆教诲与循循善诱推销儒家的“仁术”,所谓“仁”就是人要“二”一点,所谓“二”一点就是要学会中庸一点,并且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强加给他人,也就是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冯玮教授全然不顾袁涛同学所有的作为,都是因为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强势力量“已所不欲,强施于人”所造成的不公正性在先,还预言他自己绝对不看好袁涛同学。从“筷子事件”到“复旦插班生事件”其实都是程序正义的破坏者。如果复旦规定插班资格是高考一本线以上,那么为什么又要让二本线的学生参加考试?让他们获得考试资格?这就是复旦破坏规则、破坏程序正义在先,袁涛同学批评在后,冯玮教授要受害的家长们去法庭解决问题。然而谁都知道中国的法庭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公共机构侵犯学生的权利,家长当然有权去复旦静坐抗议。而著名作家陈岚女士的发言,不仅让人感觉有以势压人的咄咄逼人的感觉,质问袁涛有什么资格谈教育,袁涛作为学生,如果用市场的观念看,他是教育市场的顾客,是顾客就是上帝,尊重一个学生的感受,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倾听的。至于是不是有道理,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要从资格上限制一个学生对自己母校的感受呢?难道袁涛谈的那些学校行政化、官僚化与教授上课照念PPT,而没有思想营养不是复旦大学乃至中国大学的普遍真实现象吗?而且陈岚女士还把自己的成功学那一套观点强加于人,人家袁涛已经说了,他没有说过要按照中国这个社会的成功标准去追求成功,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但是陈岚女士却振振有辞地预言袁涛同学是“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袁涛写的文章在校园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却没有老师、管理人员与学生会的人找他聊聊,这本是明显失职的行为,是对一个人的声音的极端冷漠,却被陈岚女士说成是复旦大学心胸博大。这种狡辩说得是那样从容不迫。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先生相对要理性一点,希望袁涛同学探求真相,处理问题要讲究技巧与方法,同时要求袁涛把自己的声音化成力量,转换策略,有让袁涛同学争取当上大学的校长之类的劝说。特别值得注意是那些类似“文革”审判口气的女家长们,动辄就是赶出去,甚至打死掉。充满了语言的暴力。我可以把个节目现场看成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袁涛同学所感受的压力,就是中国社会生存环境的压力。整个对话过程中似乎只有江小鱼先生是坚定站在袁涛同学这边的。江先生说,大家这样热心帮助小袁同学无非是自以为自己都是救世主,在拯救一个失足少年,其实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他的鼓励当场被不少人认为是在害袁涛同学。多少年之后袁涛同学是要后悔的。

是不是真是如此?

作为旁观者,我非常熟悉并且理解那些规劝袁涛同学的话。冯玮教授预言,绝对不看好袁涛,陈岚女士也预言袁涛同学“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觉得这些预言是很有准头。原因很简单,按照他们的成功标准袁涛同学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冯玮教授看好的人就是要有点“二”,其实就是中庸机巧圆滑,这也正是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做人标准。陈岚女士预言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是很有根据的。因为,类似这样的人,在中国也出现过不少。比如《红楼梦》中的晴雯,而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开始就是用来形容她的命运的。还有许多,比如那个为中国革命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陈天华,还有那个死时年仅32岁,狱中留下豪言壮语:“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些人如果按照冯玮教授与陈岚女士的说法都是没有成功的,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按照“仁”字的人要“二”一点的标准去活着。但是,我还是不希望袁涛同学走前辈这样的路,还得好好活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意志去为改造这个社会做点事情,至于是否功成名就,那倒是次要的,一个人,只要做的事情是有利于社会的,合乎人性的,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其实也很有价值。关键是一个人要做自己。但求无愧于我心,岂能尽合他人意?在批评意见面前从容淡定一点是有必要的。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还是有几句话要对袁涛同学讲。中国这个社会充满了复杂性与险恶性。许多事情确实不是年少时想的那么简单。要作好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准备。一个中国人要想在中国生存下去,有时不是完全是靠你的聪明才智,也不完全靠是你的真知灼见,而是要有超乎寻常的韧性与耐力。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虚心听一听林语堂先生当年的告诫。林语堂先生在80多年前曾经说过,遇事忍耐已经成为一大恶习,(中国人特别善于忍耐,乃至成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因为,“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

但是,活在中国,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人轰轰烈烈地死,犹如一阵狂风暴雨,但是雨过地皮湿,仍然会是原来的样子,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耐心细致地活下去,用自己的点滴功夫慢慢做点事情,兴许还能见点效果。

林语堂先生说,英国的母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母亲与儿子分别时,常常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或者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家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呢?因为,英国有宪政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人没有。因此,惹火烧身、惹是生非的事情,只有高衙内这样的有着强大势力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去关注公共事务,就是躲避还唯恐不及。如果是公共事务,你不去关心,最后虽然吃了亏,但是,因为是公共事务,所以吃亏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因此,吃亏也就成了一件可以接纳与忍受的事情了。如果你一个人站出来,输了吃亏的只是你一个人,而赢了呢,受惠的却是大家。因此,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极有吸引力,但是,在西方却是极难理解的事情。

在邪恶势力的考验下,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消极避世,就是“活命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公共事务去冒个人风险,是最愚蠢的事情。中国人其实并不天生如此。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常常也会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常常在25——30岁左右,他们就会一个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也就是开始“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这些变化,有些人是出于聪颖的天资,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吃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那些不消极避世,敢于积极站出来为世道主持正义的人,最后都牺牲了。像当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就是中国人绝好的榜样。因此,在中国,最好的记者就是那些中庸平稳,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不对世人与世事作任何评论的记者,那些成功的报纸常常也不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是坚持这样的原则:登载国外的事,而非国内的事;处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的事,而不是眼下的事;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比如,大力讨论勤奋的重要性、真理的价值等等;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致离不开这样的处事法则。因为在没有法治保护的前提下,“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因为,在中国,凡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一个人为大家的利益而受损害,但是,大家并不会为你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呼吁。如果他为大家的利益而死,大家会在他死后用他的鲜血醮馒头治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可怜虫与失败者。这种处世法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大量的环境背景,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中国人凭什么要像一只缩头乌龟那样活得谨小慎微,活得不声不响?所谓低调,其实也就是学会做一只缩头乌龟而已,而消极避世就是中国人这只乌龟的“甲壳”,是最好的自卫武器。中国人也会谈点魏晋之事,说到竹林七贤之类,其实,中国人对他们的敬佩“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如果没有这些心理准备,那么冯玮教授与陈岚女士的预言就将是非常准确的,毕竟他们也曾经年轻过,也是在中国撞了无数的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说出那番狡猾的话,作出那样的预言的。有时一只小乌龟不肯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追杀它的天敌。

袁涛同学在中国的学校出现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互联网时代,换了我当年读大学时,那些批评大学的话,只能够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真的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读者。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从教育效果的角度来看袁涛同学对老师的不满是有道理的,那些完全没有营养的课堂,那些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肯定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如果袁涛同学知道中国大学教师低微的待遇,行政化标准下的压力与学术资源、教育资源的官本位垄断,许多教师不得不到社会上兼职谋生,应付课堂的话,可能对教授的讲课也会增加一些包容心吧?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站在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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